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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2月15日，毛泽东在延安创刊的《中国文化》杂志上，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在文章里，毛泽东为鲁迅作了盖棺定论式的评价：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自此之后，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之前，几乎所有的鲁迅研究都以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这三个标签为中心展开。

然而，这三个标签对鲁迅的评价并不全面，它遮蔽了鲁迅一生中重要的一个标签——翻译家。一直到2001年，《鲁迅学导论》这本书才第一次有专章论述“鲁迅的接受世界（国外）与翻译文本研究”。可以说，鲁迅翻译作品被忽略了有半个多世纪之久。

鲁迅翻译的生涯，几乎贯穿其一生。1903年，鲁迅开始翻译雨果的《哀尘》，一直到1936年10月19日，即他去世的3天前，鲁迅还在翻译果戈里的《死魂灵》。鲁迅的一生，翻译了110位作家的244种作品，字数达300万字，超过自己的文章创作。

鲁迅对翻译倾注了巨大心力，冯雪峰后来回忆：“鲁迅的工作时间，以他一生中用在著作方面的时间来说，一半以上用于介绍外国文学和学术性的著述上，其余一半才用于创作上。”鲁迅晚年翻译《死魂灵》，他自己曾说“字典不离手，冷汗不离身”。据许广平回忆，鲁迅在去世前一天，当听说自己翻译的《死魂灵》在《译文》杂志上登出了广告，他竟要过杂志，戴上眼镜，看了好久才放下。

梳理鲁迅一生的翻译历程，既可以看到西方科学、文学、思想对鲁迅思想及文艺创作的影响，同时也能看到鲁迅如何利用翻译来影响和改造社会。了解作为翻译家的鲁迅，我们才能更加全面地了解鲁迅其人以及其思想的来源和影响。

早年翻译：对科学的关注

鲁迅对翻译的热衷，离不开晚清时期的社会和文艺思潮。

1902年，梁启超提出了“小说界革命”的口号。梁启超言道：“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此言一出，扭转了千百年来中国人对小说难登大雅之堂的态度。

此时的梁启超正流亡日本，专门创刊了一份《新小说》杂志。而鲁迅也刚来到日本不久。《新小说》杂志成为鲁迅最喜爱的读物。正是在梁启超的影响下，鲁迅开始了翻译小说的尝试。

1903年6月，鲁迅在东京出版的《浙江潮》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译述小说《斯巴达之魂》。在这篇小说里，鲁迅介绍了斯巴达300勇士抵御波斯军队入侵的故事，希望“掇其逸事，贻我青年”。鼓励中国人抵抗俄国的侵略，希望国人重拾尚武精神。当然，由于这篇小说未标出原文作者，且找不到相应原文，其是否为译作，学术界迄今还有争论。有学者发现，这篇小说的情节、主要内容和人物原型，与希罗多德的《历史》颇为相像，且进行了艺术加工。因此，有人提出，这才是鲁迅创作的第一篇文言小说。

4个月后，鲁迅又用白话文翻译了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月界旅行》，由日本东京进化书社出版发行，两个月后，鲁迅又翻译了凡尔纳的《地底旅行》，继续在《浙江潮》刊登。

鲁迅对科幻小说的热衷，与其个人经历和日本文学风潮的影响有关。此前，鲁迅在南京矿物学堂学习，了解到现代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此时的鲁迅，一心一意希望通过科学救国，而科幻小说正可以提供给人们科技改变生活的畅想，让人们意识到科学的重要性。当时，梁启超也正在《新小说》上连载他的科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此外，日本也刮起了一阵科幻小说的阅读风潮，甚至掀起了“凡尔纳热”，据统计，当时凡尔纳著作的日译本竟然多达28种。那么，鲁迅选择将影响力颇大的凡尔纳介绍给国人，也就非常自然了。不过，鲁迅仅仅是节译，甚至很多地方进行了增删和修改。比如，鲁迅删去了《月界旅行》中有关月球的科学知识，以及科学与迷信观念作斗争的故事，只突出了美国人和法国人乘坐炮弹到达月球的过程；鲁迅将小说篇目改成传统的章回体，使用了如“精卫填海”“老骥伏枥”等传统词语。在译者序中，鲁迅写道：“盖胪陈科学，常人厌之，阅不终篇，辄语睡去，强人所难，势必然矣。惟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则虽析理谭玄，亦能浸淫脑筋，不生厌倦。”

鲁迅把翻译小说当成手段，让读者接受现代西方科学技术而不产生隔阂，才是其最终目的。

1904年4月，鲁迅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期间，他又陆续翻译了《世界史》《北极探险记》《物理新诠》中《世界进化论》和《元素周期表》两章。然而，这些作品未保存下来，但是我们可以此窥见到彼时的鲁迅对于科学的钟爱。

中期翻译：对国民性文学的关注

1909年2月，鲁迅与其弟周作人翻译的《域外小说集》第一册在东京出版，同年6月，第二册也付梓上市。《域外小说集》的出版，标志着鲁迅开始倾注于文学创作。这距离他正式发表第一篇小说《怀旧》，还有两年时间。

《域外小说集》共出版2册，包含波兰作家显克微支和芬兰作家哀禾、俄国作家契诃夫、迦尔洵、安德烈耶夫、英国作家王尔德、法国作家莫泊桑等7个作家的16篇作品。其中，俄国作品占据一半的篇幅。《域外小说集》的出现，标志着西方严肃的短篇小说作品开始进入中国，正如鲁迅在序中所言“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此外，从《域外小说集》开始，鲁迅改变了此前对原文增删的方法，开始倡导“直译”，希望“迻译亦期弗失文情”，一改晚清自林纾以来，以中国人的习俗编译外国小说的模式。

然而，由于《域外小说集》主要使用佶屈聱牙的古文，第一册只卖了21本，第二册则只卖了20本，以惨败而告终。

不过，《域外小说集》的翻译，对鲁迅思想的塑造，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当时，俄国虚无党（无政府主义）思想在留学生中盛行，虚无党主张以暗杀的方式推翻帝制。对此，鲁迅颇不以为然。鲁迅认为，暴力血腥的暗杀之风虽可以震慑专制王朝，但时间一长，人们的神经也就会逐渐麻木。因此，鲁迅更愿意通过俄国的严肃文学，发扬“为人生”的精神。比如鲁迅翻译安特莱夫的《默》与《谩》，表达了人与人的隔膜和沟通的困难；迦尔洵的《四日》则展现了人道主义、反战的一面。这些小说的主人公都是平凡的小人物，小说着重描述了他们的心理变化，尤其是心中被压抑的感情，这对后来鲁迅创作小说，写作杂文，注重“内心的叩问”，对小人物“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有着重要影响。此时的鲁迅也开始关注俄国文学和俄国的变化，后来又长期关注俄国革命，认为是俄国的文化造就了其革命。从《域外小说集》开始，鲁迅对俄国革命的关注，终其一生。

此后，鲁迅又翻译了一系列俄国小说，如《工人绥惠略夫》《幸福》《医生》《书籍》等10余篇小说。《工人绥惠略夫》里的主人公是一位愤世嫉俗的革命者，他在被追捕的过程中，跑到了一家剧院。随后，为了对俄国麻木的民众进行报复，他在剧院里向群众开枪。在这篇小说的翻译里，鲁迅发明了“黄金世界”一词，在翻译主人公被警察包围的情节时，主人公说：“你们将那黄金时代，预约给他们的后人，但你们却有什么给这些人们自己呢？”“黄金世界”是他后来思想中的重要意象，在他的《野草》等作品中屡次出现，后来在与创造社、太阳社的论战中也屡次提及。此外，《呐喊》中“铁屋子”的比喻也是受此启发。

在关注俄国文学之外，鲁迅还花了大量时间翻译日本文学。1919年，鲁迅翻译了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一个青年的梦》、1920年，鲁迅又连续翻译了森鸥外的《沉默之塔》，芥川龙之介的《鼻子》《罗生门》等。1924年，鲁迅翻译了厨川白村的论文《苦闷的象征》。该文创造了“人间苦”的概念。鲁迅在给许广平的心中，曾说自己诅咒“人间苦”而不嫌恶“死”。厨川白村对人生、社会的感叹，深刻影响了鲁迅的“幽暗意识”，让他一直处在一种“向死而生”的精神感召之下。在杂文集《野草》、小说《伤逝》中，也或多或少都能看到“人间苦”的影子。

除了俄国文学、日本文学，鲁迅并通过德文转译了法、德、英、美等欧洲国家的文学作品。尤其值得注意的事，他还翻译了西班牙、芬兰、保加利亚、奥地利、捷克、罗马尼亚等当时实力较弱的国家作品。鲁迅认为，这些国家的境遇与中国相同，“易于心心相印”，从而结成盟友，共同“叫喊和反抗”。从这些翻译的小说以及鲁迅的评价里，我们能够看到鲁迅世界主义的一面，我们也可以理解晚年的鲁迅，为何对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和境遇始终抱有兴趣和关心。

后期翻译文艺理论：自证阶级性

1927年10月，鲁迅回到上海。此时的鲁迅，早已名声在外。刚回上海不久，鲁迅就与创造社成员发布了《创造周刊》“复活宣言”，打算与中国旧社会分裂。然而，创造社中的年轻成员，由于受到日本左倾主义思潮的影响，开始批判鲁迅，认为鲁迅的作品没有革命性，只是“在自己狭窄的周遭中彷徨呐喊，利用中国人的病态的性格，把阴险刻毒的精神和俏皮的语句，来混乱青年的耳目”，鲁迅身上有“小资产阶级特有的坏脾气，也是一种不可救药的劣根性”。

在这样的打击下，鲁迅开始阅读并翻译无产阶级的理论书籍。从1929年开始，鲁迅翻译完了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文艺与批评》，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艺术论》以及苏联政府关于共产党文艺政策决议会议记录《苏俄文艺政策》。此外，日本的革命作品，如片上伸的《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与世纪》、上田进的《苏联文学理论及文学批评的现状》，也在鲁迅翻译之列。

鲁迅曾将自己比喻为普罗米修斯，而自己的翻译是从别国那里窃得火来。但是，鲁迅说，我这是在用火煮自己的肉。鲁迅此话，即是利用对文艺理论的翻译来证明自己站在“文学革命”一边。

鲁迅非常敬佩卢那察尔斯基，与其心有戚戚焉，称赞他是俄国的革命者、艺术家和批评家，而且卢那察尔斯基并非只是一个空谈理论家，他的主张是“一帖喝得会出汗的苦口的良药”。鲁迅认为，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艺主张可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正是在翻译的过程中，鲁迅个人的革命文艺观也逐渐形成。此时的鲁迅认为，文学是服务于革命的，“不相信有一切超乎阶级，文章如日月的永久的大文豪”“‘革命’和‘文学’，若断若续，好像两只靠近的船，一只是‘革命’，一只是‘文学’，而作者的每一只脚就站在每一只船上面”。

鲁迅对苏联和日本左翼理论的翻译，一方面是向对手展现自己的真实想法，另一方面也希望以此来改造中国社会的问题。

到了1935年，鲁迅开始翻译果戈里的《死魂灵》。此时，鲁迅已经有了肺结核前兆，因此才常常冒冷汗，但是鲁迅仍旧义无反顾地进行翻译。此时的鲁迅，不论是在与朋友的通信还是会客时，都会谈到自己的翻译。甚至对冯雪峰说，这部书的翻译把自己弄得头昏眼花，筋疲力尽。

鲁迅晚年为何钟情于《死魂灵》？除了这部书的语言辛辣讽刺，很像鲁迅的风格之外，鲁迅尤其赞赏果戈里提出的“含泪的微笑”。鲁迅曾说：“听过果戈里的那些所谓‘含泪的微笑’，在他本土，现在已经无用了，来替代它的有了健康的笑。但在别地方，也依然有用，因为其中还藏着许多活人的影子”。在鲁迅看来，此时的国人正处在这样的状态之下，饱尝人间苦难，却又不得不勇敢地活下去。

鲁迅去世之前，念兹在兹的，还是“革命文学”与他为之呐喊一辈子的劳苦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