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21年3月，作家余华的小说新作《文城》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推出，武汉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部分同学怀着热情对作品进行了阅读。2021年5月，根据阅读情况，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叶李担任主持人，组织2020级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在专业课程上针对《文城》接连做了两次讨论，并邀请《写作》杂志编辑部宋时磊老师、外国语言文学学院邹小娟老师担任研讨嘉宾。本文为讨论成果的第二部分，主要探讨小说内容本身，同时也展示了从“文本周边”与“文化互动交流”的视角阐释、理解作品的可能。全文基于研讨内容整理而成。

叶李

作家骆以军在《作为鲁迅之后一百年的小说小读者》中曾假设过这样一个问题：“你灵魂底层，最爱的5根手指头，只能选5位你最深爱的20世纪的小说家，会是哪5位？”如果就此对当下的读者发问，许多人会把余华列入到那5根手指头之中。对于这根令人钟爱的“手指头”，人们也总是报以异乎寻常的期待，希望作家的每一部新作都是另一本《活着》，仿佛只有这样，才能证明作家磅礴的才华和他的创造力始终“活着”。《文城》是迎着这样的憧憬走到我们面前的。然而，我们如果还是拿《活着》作为尺子去评价一件新的艺术品，那么多少会错过新的精彩，也未必能够公正地评价新品在艺术上的真正得失。经典或者伟大的作品是充满激励性的、显示世界的真实与打破世界的边界的存在，而不是作为一个固定的框架去规限创造、探索——哪怕是不那么完美的探索。但是，作为呈现作家艺术生命状态的文本一旦公之于众，其中那些明示或暗示了艺术品之缺陷的创作上的犹疑、回撤、后退、衰减、过于平滑的文字宣告的突破的无力、自我变法的尴尬也就展露于世人眼前，它被评价，也应该被评价——接受那些富有洞见、创造精神、鉴赏力和对文学怀有严肃而热烈的期待的批评者的打量与考察——无论他们是对读者说话，还是向作者发声。

面对《文城》，达成共识的部分是，许多读者包括专业读者认为当他们翻开书页，开始阅读，就如同辨认出喜爱的歌唱家的嗓音那样，感受到属于余华的“说话”的腔调。阅读新作虽说是开启一段新的旅途，与作家重新相遇，但沿途所见却不乏“风景旧曾谙”的相识之感，诸如叙事的节奏、简美而具音乐感、甚至具有透明感的语言——无论鲜血四溅、骨断肉碎抑或情义流淌的绵密都能在近乎透明的语言折射里被最大限度地呈现；还有那些为人所熟悉的叙事元素——南方的气息、狂欢化的叙事、暴力与血腥里交叠的谐谑，刀锋寒光闪闪的冷冽、荒诞里浮现的人世悲苦，如同大地、河流一样宽阔的温厚人情。余华早期先锋文学中暴力、杀戮的刺骨寒凉覆盖世界的残酷物语、创作转型后“重复的诗学”对“活着”的那些人坚韧的生命意志、生命信念的诗性表达、《兄弟》《第七天》希图以荒诞乃至现实魔幻主义的方式对中国当代社会变动中的浮躁与哀恸进行洞穿的艰难努力，似乎都叠映在《文城》之中，以至于有的评论者声称《文城》体现了余华创作的“综合性”。不过，另一方面，综合、娴熟、顺畅地讲故事，是不是又意味着作品缺少了“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的冲击力与突破性？这正是一种质疑的声音。

《文城》奉献于世人面前的是带有余氏调性的中国版“南方与北方”。与工业革命时期在弥漫浓烟、飞絮、雾霾的英伦社会舞台上上演的南方淑女与北方实业家的浪漫传奇不同，《文城》演绎的是由欺骗开始，一个北方男人走向南方的苦心“寻找”——寻找妻子、寻找文城而谱就的传奇。浪漫又凄凉的爱情不是这段传奇的内核，余华把“寻找”与“传奇”置于近代中国社会世变最为剧烈的历史背景下展开，虽不寻求历史细节上的精准定位，却要借时代的激变与大动荡、大混乱、个人难以抗拒的无序，造成传奇中的戏剧性冲突，又表达文学的社会性内涵——个人所遭受的种种冲击、无法预料的命运、不得不承受的苦难、令人慨叹的选择总与时代之势、社会现实、历史洪流有关。这是“传奇”里的人会经历的，也是现实世界里的每一份子不能完全避免的。因此，写时间距离较远的故事也就是写最近的现实，寄托了作家对现实生活中的人以及人的命运的关切。

余华在《文城》里恪守了这样的写作伦理，用虚构的艺术把一种有价值的生活带到众人面前。文学是雕刻时光的技艺，但更是让“时于此间”的人意识到有价值的生活、感受灵魂的气息、见识生命气象的魔法。因此，“寻找”虽然没有完美的结果，悲剧是传奇的终局，但作家始终要在动荡的历史背景、社会环境造成的酷烈的生存处境里用不证自明的诚、信、仁、义作为绝对的价值支点撬动命运的轮盘。这不是什么精细而客观的现实主义，这是营构道德乌托邦的寓言。作家模糊历史细节、虚化历史事件，他想突出的并非历史，而是要在历史的暴风骤雨里抒写残酷世界的温情、时代变乱中的暖意。他从容地在苍凉底色的浮世绘上涂抹温情，乱世浮生与磐石般坚定的精神信念并峙，暴力的阴影、散发血腥气的残忍也不能消弭人对于信义的持守，冰雹、龙卷风、雪冻，封冻、席卷、毁砸，自然灾害的威力与社会性暴行的残酷显示了生命的脆弱，而道德伦理上的坚守又标刻了生命的硬度。作家再次用文字证明，文学不是用蛊惑人心的描写引人与破碎而荒谬的世界共沉沦，它恰恰是要激发起我们向着一个应然的世界进发、活得更好的热望和努力。

一部分读者和评论者欣喜于《文城》的温暖、宽厚，如果说像刘剑梅所说的那样，卡夫卡笔下的变形提供了道德与人性的试金石，那么《文城》似乎又在依托余华擅长的寓言化叙事炼成“道德化石”。但同时，另一部分阅读者也在追问：架空了历史逻辑与生活逻辑的叙事，真的能使这块“道德化石”经得起推敲吗？“文城补”力求填补正文中的叙事空白，完成一个流畅、完整的故事，这会不会和寓言化的写作惯性之间形成分裂与背离？小说以清末民初的乱世为背景，叙述在相当程度上仍然要依赖历史经验、现实经验造就历史语境中的现实感，偏偏又要打造极力揄扬人性、道德之美的乌托邦，脱离现实逻辑，来完成超现实、超历史的“设定”，这会不会使叙事的内在逻辑破裂，进退失据？会不会令人物的塑造服从了作家先在的“道德判断”，而成为在飞扬的历史烟尘里活动的符号，缺了真实可感的血气与活气？作品中不少叙事的线索似乎刚开了头就失了后面的踪迹，这是不是作家最初的写作雄心落实到文本层面时却后续乏力？“那个熟悉的余华又回来了”的感叹是不是也含着这样的失望：他并没有能够继续以往日那般“先锋”的姿态挑战叙事的常规、抵抗平庸顺滑的叙事，对沉闷的写作发出有力的一击。

仅仅以喜欢或不喜欢、失望与满意来对《文城》表态是最惫懒的行为，也不应该是多数人对待钟爱的那根手指头的态度。用傅雷先生的话来讲，“是非好恶，不妨直言”，因为“舆论还得大众去培植”，“文艺的长成，急需社会的批评”。期待大家的发言！

文城：无法抵达的情义之乡

一

李佳涵

余华小说新作《文城》的主题可以从小说题目入手进行分析，“文城”表达出作家对于“文”的思考和追问。林祥福为了给女儿找回母亲，千里迢迢寻找文城，最后他选择的落脚点却是溪镇。溪镇这一伪“文城”，确实具有忠义、仁爱的“文”的特征，商会会长顾益民接纳了外来者林祥福，陈永良、李美莲夫妇收留了林祥福父女二人，林百家也吃着百家奶和溪镇的孩子们一起长大。“文城”的“文”可以理解为代表仁爱传统的文化之“文”，但是真正的“文城”并不存在，它只是阿强为欺骗林祥福而编造的地名，这意味着林祥福一生追寻的、带有仁爱传统的“文城”只是一个虚构的终极幻想。作品后半部分由“文”转向“武”，世道混乱、战争频仍、土匪猖獗，“文”的力量不再能统领溪镇，野蛮、残忍的“武”的力量取代“文”称霸一方，曾经富裕的溪镇最终“萧条凋敝”，“曾经是稻谷、棉花、油菜花茂盛生长的田地，如今杂草丛生一片荒芜；曾经是清澈见底的河水，如今浑浊之后散出阵阵腥臭”，顾益民、林祥福等代表“文”的优良传统的人，或向土匪低头，或被土匪残杀，“武”的力量最终毁灭了符合林祥福的想象、待他和女儿异乡如故乡的溪镇。“文城”代表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虽然这个地点并不存在，但是向往它的人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一个安放自己的地点，正如小说中的林祥福找到了与之对应、可以安身立命的溪镇。而小说《文城》的结局是美丽、祥和的溪镇遭到外来野蛮势力的入侵后毁灭，这表明“文”的传统不可追，以及它最终无可挽回的衰落。

苑博

我想说说对“城”的看法。余华的小说里一直很少出现明确的地点。早期的“先锋小说”，如《一九八六年》《现实一种》自然不用说，之后的《古典爱情》《鲜血梅花》亦是如此。余华“现实主义转型”后的小说，如《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在其中我们也不能准确判断出故事发生的地点。《文城》讲述的是一段“南方往事”，小说开头便明确交待故事涉及的空间坐标：江南水乡溪镇。

《文城》的故事很容易让人想到苏童的《米》。《米》中的五龙也是逃难般地从北方来到南方，又在生命结束之际由南方返回北方。不同的是，苏童的南方是“一种腐败而充满魅力的存在”（《南方的堕落》）。与苏童的南方联系在一起的，是潮湿、阴暗、糜烂、腐败、颓废、绮丽、感伤这样的词汇（《苏童研究综述》）。而《文城》中的南方——溪镇——则缺乏明显的性格。在林祥福寻找文城的旅途中（1-20章）尚能看出溪镇的风貌——第3章里，关于溪镇有具体的描述：“在遥远的南方，渡过长江以后还要走六百多里路，那里是江南水乡。”而在林祥福定居溪镇后，便很难从叙述中看清溪镇的面目。作者留下的线索大概只有第28章里对江南风物的描写：“几十个酒坛一字排开，里面波动着几十种南酒，颜色深浅不一，香味浓淡各异。有绍兴的老酒，苏州的福贞，松江的三白……”。溪镇在《文城》中处于不断后移的状态：从21章直到小说最后，几乎没有对溪镇的正面描写。叙述南方匪事之时，溪镇仅是一个遥远的背景。这时的溪镇完全可以替换成中国的很多地方——说实话，读抗匪这段故事的时候，我完全忘了作者讲述的是“南方往事”，反倒觉得更像是“梁山往事”。

对于“文城在哪里？”这个问题，评论者众口一词，其中杨庆祥的回答最有代表性：“在小说中，文城是一个被虚构出来的，根本就不存在的地方。但是，在小说中，文城又无处不在，它在想象和象征的层面提供了行动的指南”——如此缠绕的话语似乎是想说，我们无法也不应在现实的层面去理解文城，文城是小说中一个巨大的象征，是“人间真情厚义的承载符号”。

因此，《文城》里存在着双重的叙事。一方面，《文城》中流露着作者对江南水乡的迷恋，这来于作者的文化乡愁。早在1998年，余华就在访谈中说：“我现在对给予我成长的故乡有着越来越强烈的感受，不管我写什么故事，里面所有的人物和所有的场景都不由自主地属于故乡。”——当然，余华的这番表白同他的小说创作，尤其是“先锋小说”之间，构成了极大的张力。另一方面，《文城》依旧属于余华惯有的寓言式写作，作者为“文城”赋予了一个巨大的、远超虚假的地名的意义。余华将具体的江南水乡溪镇与作为精神象征的文城对接，而这造成了《文城》叙述中不可调和的矛盾：作为“怀乡”的《文城》，需要一个真实可感的南方，需要在叙述中出现江南的风物与习俗；而作为寓言的《文城》，则需要一个抽空的故事背景，一切地域性的元素都要尽可能消失在叙述中。我想，《文城》终究更像是寓言，所以溪镇几乎在《文城》叙述中消隐。

赵紫梅

我在阅读时也感觉《文城》里相较《活着》，似乎社会历史背景在稍稍淡化，我在想，叙述方式从第一人称变成了第三人称，是否是余华刻意地对于小说人物的一种疏离呢？余华说，与《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不同，新作《文城》是一部传奇小说。在他看来，传奇小说与写实主义小说，最大的不同是，写实主义是人物带动故事，传奇小说是故事带动人物。但是余华的话不能使我完全信服，我的阅读感受里，这本书的小说性还是强于它的传奇性的。同时这本书也让我感受到对于“深刻”的一种回避，其实从余华的一些发言中也可以看出来，他说他们这代作家的一个共同点在于想把他们跟所经历的时代的关系表现出来，不想自己的写作变成象牙塔的故事，“年纪大了，我害怕深刻，就和大家讲讲故事。”（《余华、张文宏等在沪漫谈“江南文学、阅读与日常”》）

叶李

大家从“文”“城”的角度来进行破题很好。文城的地域性特征是比较模糊的，溪镇的文化性格也比较模糊，作家行文走笔点染南方气质，但确实不像有些作品那样着意塑造一城一地与现实地理具有较高对应性的地域特征。这种模糊性，让人觉得可以对小说中的“地方”进行置换。作家调动他熟悉的生活经验来赋予溪镇以及虚构中的文城粗线条的南方风韵，却并不刻意将其细致地具象化，以与现实中的真实地域实现“对位”。小镇的文化风情，比如说雪天祭拜的仪式，其实很难调动起读者明确而强烈的地域性文化记忆。你可以说溪镇就是文城，也可以说林祥福还没有抵达文城。这也就是余华自己为什么会觉得《文城》比《南方往事》好，因为地名越具体，就越能与这一地点在客观存在层面上的虚无构成张力，体现“名”“实”之间的背离，简而言之，越具体就越虚无。“文城”之名赋予了作品更大的虚构性，也给读者提供了更广阔的想象空间，如此，《文城》也就具备了向多样的理解敞开的开放性。林祥福寻找的对象既然是缺乏确定性的，是一段闪烁其词的谎言牵带出的虚幻迷离的存在，那么他跋山涉水的坚定寻找、他在溪镇年复一年的等待是否会因为对象的虚无而失去意义？

寻找：没有结果的温情之旅

二

卢倩

我想讲的是《文城》的寻找主题。林祥福南行寻找小美的动机比较复杂。首先，林祥福找到小美并且能够带回小美的概率很小，或者换句话说他去寻找小美的时候也没有抱着必然要带回小美的信念，林祥福南行在意的是寻找小美和找到小美的这个结果，至于找到小美之后要怎样似乎已经不重要。林祥福在小美离开以后就开始怀疑小美和阿强是夫妻，以林祥福的性格，不会为了个人或者孩子迫使小美留在自己身边，他不会去拆散他们夫妻，另外林祥福也不会因为责怪小美而带回小美，因为林祥福有了怀疑之后从始至终没有责怪过小美或者他们夫妻。加之小美是主动离开林祥福，因此小美被找到后也不会主动跟林祥福回家。除此之外，林祥福如果只是为了孩子和这个家庭的完整找回小美，那么他一个人南行迅速找到小美会方便合理得多，因为他的女儿只是个婴儿，独行会省去很多麻烦，加上他家里有忠心的仆人和钱财，短时间地照顾婴儿完全没有问题，况且林祥福也不是多疑的人。

另外，林祥福南行寻小美出于恋母情结也不大成立。林祥福对于母亲只是正常程度的依恋，父亲在他五岁时离去，母亲直到19岁才离去，因此他有记忆以来母亲的身影自然会多得多，对于母亲的依恋更多是人之常情。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恋母情结同时也会伴随着弑父情结，而林祥福对自己的父亲同样十分怀念，他一直用着父亲做的儿童板凳。仆人一直称呼他为少爷而不是老爷，按习俗老爷死了之后应该称呼他的子嗣为老爷，况且林祥福已经结婚，完全没有理由被称呼为少爷，这个细节大概能看出林祥福对父亲的纪念与敬意。另外还有一个细节，在他决定去找小美时，下意识想到的是“小美的以往，想到她如何身穿他的衣服在月光下为转胎而绕井游走，想到她如何小心翼翼从剃头匠手上接过女儿的胎发眉毛……，”他想的是小美出现过的情景，如果说一开始林祥福带着对母亲的记忆而选择了小美，显然这时候的林祥福已经是对小美本身的想念，而不是出于恋母。

个人觉得林祥福南下寻找小美，根本上是出于他纯粹的品性，余华在访谈中谈到自己想重写《圣经》故事，想写一个“纯洁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的人，他想写的是一种类似“信，义，爱”的信念，一种关于文学的观念，因此他笔下的人物就像是被抽掉了个人特征的工具，成为某种极致品质的象征，“林祥福就是这么一个至善的人物，善到极致的一个人物。有的人可能认为找不着了，但是我相信还有这样的人”这是余华的原话。

刘朋朋

“寻找”是《文城》的“在路上”，而为什么主角们会“上路”，我认为是因为他们受到了“召唤”。“召唤与寻找”的模式在余华之前的作品中已有所体现，主角们受命运的召唤踏上寻找的过程，寻找的结果是找不到，但好像又找到了。如《十八岁出门远行》的少年在路上想寻找的是旅店，没有找到，但他最后发现自己乘坐的卡车就是他要找的旅店；《鲜血梅花》中的阮海阔寻找的是杀父仇人，也没找到，但他最后发现就在漂泊中已经有人帮他报仇了。《文城》其实也是这样，林祥福要寻找妻子和孩子的母亲，寻找文城这个地方，寻找就是部小说的主轴和意义。文城根本不存在，但他又找到了，溪镇其实就是文城。寻找的模式在西方小说中也有很多，这种模式可以理解为一种隐喻，主人公寻找的是灵魂得以栖身的家园，是存在的意义。余华曾坦言卡夫卡对他创作的影响，卡夫卡的《城堡》讲的也是个寻找的故事，土地测量员无论如何也找不到目的地，现在可以理解为这是对人类荒诞处境的一种写照。但是余华和卡夫卡不一样的是，他的作品里始终有一种温情和一抹亮色，找不到他想要的，肯定会找到一些别的东西，既然既定的目标肯定找不到，余华的叙事重心就会转向寻找的过程，过程本身成了意义。驱动林祥福寻找的是伦理动机，血脉亲情连接着寻找的和被寻找的，但是主人公的命运又偏偏和途中的“陌生人”纠缠在一起，林祥福也没有想到溪镇这个离家千里的地方成了他安身立命的第二故乡。按照夏中义对于余华的评论，余华善于写“苦难中的温情”。寻找的目标是个谎言，对于林祥福来说是个无尽的虚无，但偏偏在寻找中有道义，有友情，有人性的光辉。如果说这部小说有什么价值旨归的话，“信义”可以概括之，这点其实是余华之前的小说中很少会有的，义气能够穿越千里，陌生人之间的关系也不再是紧张的，而是温暖的，可以完全寄托自己生命的，余华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最终还是缓和了。

叶李

余华曾经是一个跟现实的关系很紧张的作家，在他早期的不少作品里我们常常看到他者意味着毫无理由却根深蒂固的绝对之“恶”的残酷之景。在《十八岁出门远行》中，这种恶是没有历史起源也没有因果逻辑的，恶对人的凌虐、伤害有时并不因为受害者的错误、道德上的污点而发生，它只是绝对地、顽固地、不问情由地存在、爆发。但是当余华写作《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时，作家逐渐与现实和解，紧张的关系开始松弛，暴力和血腥慢慢淡去，“血”甚至成为稀释苦难、缓解困厄、解除生存危机的资源，是一个人在极度匮乏的情境下被发挥到极致的进行拯救的本能以及最后可凭借的“原始积累”。“血”不再是残酷暴力的外显，而是象征最大的拯救的可能。但是到了《兄弟》《第七天》，我的感受是又看到作家与现实之间的紧张。这种紧张并不是源于敏感的心灵对于所有可能对自我造成倾轧的外部力量的警惕、对于虚伪的现实的戒备，并非出于自我认同或写作者身份意识建构过程中面对即将破茧而出又缺乏明确方向感的状态的挣扎，它也不是早期基于个人生活经验而无法完全信任现实、外部世界的紧张。这种紧张是作为一个即便被有论者认为“缺乏处理人类复杂经验的能力”，擅长在寓言化写作里展现纯粹、以及纯粹所具有的力量的作家，作为一个成功地讲述了含有普遍意义的生存寓言并把这寓言最动人心魄之处放在历史之轮与社会之轨对个体命运造成的规定性里去烘托的作家，作为一个从来没有放弃关注文学之中的社会性的作家，余华注目历史与现实的时候体会到历史逻辑背后强烈的荒诞和社会化的暴力对人的侵犯，基于对此的敏感，他必须做出回应。因此，破坏性的社会力量和历史的暴力搭载狂欢化叙事、黑色的戏谑、掺杂亡灵的沉哀粉墨登场，作家为历史与现实留下浓重、夸张而又沉郁的文学剪影。在《文城》中我又看到了缓和，不过所谓缓和，并非原谅所有罪，以富含宗教精神的悲悯接受一切，不是用善抵消所有的恶，而是为可以进行价值衡量的生活找到根本的依据。曾经，这个依据在福贵那里就是“活着”，像西西弗斯推石头上山一样不断领受苦难并继续下去，穷尽这命运，这个过程本身就足够给人以力量。《文城》中的主人公更具有主动性，他不是把所有的恶都消融在善里面，而是主动地去相信某种价值并且毫不质疑地去坚守它，并且以之托起生存的底线。在这个意义上寻求化解个人与现实之间的紧张的方法可能是一种新的“松弛”与“缓和”。

《文城》里面很少有质疑性的人物，比如说陈永良在陈耀武和林百家产生感情的时候，并不因知晓顾同年是浪荡子就劝林祥福悔婚，而竭力促成这桩对自家有利的婚姻；卖身谋生的翠萍在得知林祥福财产存放处后从没有一刻想过谋取它。他们似乎都不是我们能够按照现实生活中复杂的人性动机去推敲、质疑道德行为的内在逻辑的形象。小说当中绝大部分人物用道德伦理的视角去看，都不太有模棱两可、暧昧含糊之处，他们要么作为绝对之恶出现，比如嗜血施暴的土匪，要么作为人性纯良的典型而存在，比如陈永良夫妇、比如林祥福——作家只需要他们坚守绝对性的存在。作家以此托举生活、生命的价值底线、道德底线，当然这种托举的行动可能未必那么有力，这个底线也不一定足够牢固。但这是作家在处理与现实的紧张关系上去探索的一种在世的态度，这可能是“寻找”的意义之所在。从这个层面上讲，跟以前的作品关联起来考察的话，余华似乎又显示了属于他的“重复的诗学”。

通过刚才的讨论，大家基本认为，尽管林祥福终其一生的“寻找”都是奠基于“虚言”之飘渺上的“错过”，但是寻找的行动与过程让“意义”诞生，大家还可继续就此发表看法。

赵紫梅

我也认为《文城》的“寻找”主题很明显。阿强和小美离家出走，由南往北，想寻求的是二人一起的逍遥日子，后来具体目标体现为一个从未见过也不知道姓甚名谁的在京城的姨父，显然很虚渺。所以他们最后也没能在北方立住脚，最终还是通过欺骗林祥福和偷他的金条才得以生存，并只得回到南方的故乡溪镇；林祥福带着女儿由北向南，企图寻找离开了的小美，他要去往那个存在于谎言当中的虚幻的文城。当他走到溪镇时，小美其实就在当地，但是他是找不到这个逃走并隐蔽起来不愿意被找到的女人的，正如他怎么也找不到“文城”一样。文中已经表明“这个虚无缥缈的文城意味着林祥福和女儿没有尽头的漂泊和找寻”。从这个层面上来看，他们的找寻似乎都是以失败告终，没有好的结果的。那么他们找寻的意义在于什么呢？他们的这种找寻好像都是因为对于此时的不满或者说无法接受，想要寻找一种彼时或许在想象中更为美好的存在。这也很像是一种人生状态，不断找寻、漂泊、探索，不过这种状态有时具有阶段性。就像林祥福放弃家中一切，来到溪镇，那时的他执着于找寻当中，然而去往了更多地方过后，他却是定居在了这个最像“文城”的地方，似乎放弃了漂泊的找寻，而是选择了等待小美自己出现，从此过起了好像随遇而安的生活。而在作者的安排下，此时小美已经死去了，他找寻的具体目标在客观上来讲也确乎消亡了。但是余华好像并不旨在表现一种找寻意义的消解。我们回到小说的情节和叙事上可以看到，在类似《现实一种》时期惯有的冷静的暴力叙事、将血淋淋的画面平铺直叙来表现土匪的残忍之外，有更多温情存在。李美莲把林祥福的女儿完全当自己亲生女儿一样抚养，在被绑票后毫不犹豫地让自己的儿子去交换人质，土匪“和尚”带陈耀武到自己家里，最后还放走了他。小说开头的叙述描写林祥福是“一个身上披戴雪花,头发和胡子遮住脸庞的男人,有着垂柳似的谦卑和田地般的沉默寡言。”描述的口吻像是一个沧桑又从容的老人在娓娓道来一个久远的故事。还有林祥福感伤的对着毛驴说“只有你一直跟着我”一下子就会让人想到《活着》里的徐福贵和那头老牛，不过后来老驴跟了他五年因不能一起渡河被卖掉了，而老牛却是在最后唯一陪福贵的。这本书在悲剧之中存有的对于温情、怜悯的找寻与展现仍然在继续，这或许也是余华找寻主题的核心意义之一，因为找寻本身似乎并不是他的终极目标。或许可以说，《文城》是余华对于“活着”之外的回应。

张博瑾

在作者笔下，阿强小美夫妇和林祥福均作为历史衰颓逻辑的反抗者而存在。但是，两者所反抗的“历史的衰颓”的具体内容有别：前者反抗的是历史的衰颓造成的个人生命力的衰颓，即家庭内部的陈腐权力秩序使阿强与小美成为父母/公婆的附庸，导致他们在年轻的时候便暮气沉沉；但后者反抗的是历史的衰颓带来的“仁”、“义”、“信”等传统精神的岌岌可危。正是因为存在这种差异，所以当阿强小美和林祥福均以“寻找”来反抗历史衰颓的逻辑时，他们的价值追求也不相同：前者逃离家庭，北上京城寻找一个活在亲友的叙述之中的姨夫是为了通过“另立门户”实现人格独立，从而重拾被破败家庭所泯灭的鲜活的生命状态；而后者舍弃家业，南下溪镇寻找一个虚无缥缈的“文城”则是为了确证“仁”、“义”、“信”等传统精神在江河日下的年代依然坚不可摧。但客观而言，两种“寻找”均是失败的——阿强小美寻觅无果，最终回到溪镇，整日“沉沦在过去里”，心如枯木；为保护溪镇而死的林祥福被田家兄弟带回故乡，曾经生机勃勃、富饶祥和的水乡如今因匪患而笼罩在一片萧瑟凋敝的氛围之中，人格化的“至善”终究无法在乱世中力挽狂澜。至此我们会发现，两次遥相呼应的“寻找”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同构关系，使得《文城》的叙事呈现出一种回环的特点并将深重的宿命感与悲剧性赋予整个文本——不论人们如何挣扎，都不可能逸出历史衰颓的逻辑。在此意义上，张一斧在沦落码头时所说的话仿佛成了《文城》的“题眼”：“先天何处，后天何处，要知来处，便知去处”，如果人们从历史的衰颓之中来，最终也必然回到历史的衰颓之中去。这恰恰反映了余华一贯的对历史与现实无可奈何的悲观态度。

至善：托举生存的绝对价值

三

陈群

我觉得文城象征重情重义、恪守礼法的传统乡村社会，是人们心中超越现实的乌托邦，而溪镇则是其在乱世中的遗迹，作者通过一个似乎存在又似乎不存在的“文城”寄托了对旧梦的追思。《文城》将更多笔墨用于讲述故事，而非塑造人物，始终关注群像人物的行动，而较少深入人物内心，读者难以从人物的心灵世界中找到支撑其行动的合理动机，于是许多人物便成为作者手中的提线木偶，他们各司其职，扮演反派、义士、忠仆、勇者等角色，在作者意图的操纵下共同演绎了一出跌宕起伏的乡间传奇。《文城》的腰封写着，“人生就是自己的往事和他人的序章”，小说一方面完整地描摹了林祥福个人的生活史，另一方面以林祥福对“文城”的探寻与守望为切口，揭开了许多人生命历程中的某一段横截面，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小说中有那么多没头没尾的故事。林祥福终其一生都渴望找到文城，尽管“文城”是胡诌的，然而作者借阿强之口道出“总会有一个地方叫文城”。林祥福并没有找到名为文城的地点，然而他的确到达了心目中的文城——溪镇。林祥福在此定居，并成为溪镇的守护者中的一员。清末民初军阀混战、匪祸泛滥，传统乡村在动荡中仍然固守礼法信义，却也为了生存苦苦挣扎。

然而不论是溪镇还是文城，它们都只存在于作者一厢情愿的想象中，扁平而脸谱化的群像人物是作者手中最易于操纵的棋子，他们的性情、欲望、形象被应需剪裁，助力作者完成了对于原始乡村世界的畅想。然而噤声的人物却暴露了这一出乡间传奇的虚幻性，中国的乡间从来并非如此，因而《文城》是一个好故事，然而其现实意义也因其虚幻性打了折扣。

杨舒兰

“文城”这个不存在的地名象征着林祥福要追求的乡绅道德乌托邦，“溪镇”是这个乌托邦在人间的短暂幻影。林祥福的完美人格就是乡绅理想在“溪镇”这一典型的中国乡土社会中的复魅，与现代性强调的“祛魅”背道而驰。同时由于小说中所有的人物刻画都没有给人性留出足够的辗转腾挪的空间，读者对林祥福的命运更难产生共情——至少，我们不像他那么轻信，也不如他那么“成功”。在这一点上，《文城》的实际阅读效果辜负了读者对余华潜在的阅读期待。

书中的正面人物基本可以用“侠”与“绅”两种模式概括，反面人物就是单纯的“匪”和“恶”。善恶都只是人性中的被动属性，缺乏主动的挣扎与救赎，是一种标准化的道德人设，因此整个故事都近乎“悬设”，直至匪徒血洗溪镇，这个以乡绅为核心的道德乌托邦彻底向着残酷的人间炼狱坍塌下去，对乡绅道德的想象和招魂被血与暴力完全摧毁，最后只能靠“侠”获得不彻底的拗救。项飚在《把自己作为方法》中反复提及乡绅的品格：“公共知识分子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提出一个普世性的原则，提出理论、知识、道德、行为上的典范，做一个批判者。而乡绅是很温和的，它不做这样的普世性评判或者倡导，他从小世界里看东西，没有宏大的、居高临下的说法，对体制没有道德上的优越感。” 余华作为一个承担了部分公共知识分子角色的作家，却想象出一个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顾益民，为了“保全溪镇”不惜以妓女劳军，给出了轻浮且残忍的价值判断。公知角色与乡绅想象分裂，批判者的立场与居高临下者的姿态结合，导致他的乌托邦只能塌陷为“地狱”，再也回不到“人间”。

张博瑾

我认为给“文城”下乌托邦式的定义是需要斟酌的。私以为“文城补”这个标题极具诱导性与迷惑性，它让我们下意识地认定阿强小美的故事不过从属于林祥福的故事，是为了衬托林祥福“一生的寻找”之徒劳与崇高而存在的。但这种“林祥福本位”的分析思路很容易让我们忽视“文城”这一符号内在的矛盾：对于林祥福来说，“文城”是一个亟需寻找的标的，它象征着一种重建破碎家庭的希望与林祥福对“善”的笃信；但是对于阿强小美而言，“文城”是一个避之不及的阴翳，它暗示着两人在历史衰颓年代试图逃离破败家庭却最终失败的绝望、卑微与无力。就此而言，“‘文城’是一个仁义乌托邦”这类美化、诗化“文城”的结论是深可怀疑的，因为它们是论者基于林祥福的情感认知与行动逻辑而得出的，已然遮蔽了“文城”之于阿强小美夫妇的迥然不同的意义。

叶李

林祥福，祥是吉祥的祥，福是福气的福，林祥福是不是有那么多福气？这形成了一种反讽。“祥福”又可以谐音享福，如果是享福的话，他享了什么福？福报从哪里来？只能从苦难里来。作家在《文城》中把绝对的人性善当作信仰的根基，为人在世的行动和生活托底，化解虚无。在某种程度上，追求和实现人性中的至善仿佛就是人与“天”或超出于人类自身的某种最高意志之间订立的绝对法则、契约。我们所要遭遇的罪恶都是为了让善显现，恶使得善有价值。这部作品是把理念推到极致后打造的传奇，林祥福所面对的苦难不是他的罪恶招致的，这是一个“圣徒”在人间的经历。与此相对，作家还要写一个“人”在人间的经历——一个人被命运推着走进而显现命运的撕裂，那么这一部分在谁身上完成呢？我认为是小美。小美不是天生的圣徒，她只是一个“人”，她无法选择、无法抗衡自己的命运。林祥福主动地作为，小美则是被命运推着行动。林祥福通过领受命运来展现他的善德，他死亡时眼前出现女儿的身影，脸上流露对女儿的深情，这个走向死亡的受难者最后定格的形象如同一尊在脸部的表情里深蕴爱与慈柔的雕塑，散发着善的光辉，而他的女儿林百家则象征这个“圣徒”最大的善念，所以当他眼前出现女儿的幻影，“享福”的受难者平静地死去。不仅林祥福，小说中的大部分人物都是理念的载体，张一斧从名字、行动到品性都是恶的象征，换言之，他是喻示毁灭性力量、暴力的符号；其他大多数人的名字都是“善”的表征，比如顾益民、陈永良、李美莲，包括小美。有论者说《文城》是南方和北方双向互动的故事，但实际上它是更具普遍性的人性寓言。“文城”作为道德乌托邦而存在，它最后能不能托起人的生存？与其说我们从作家那里能够找到明确的答案，不如说我们得到的是意味深长的问题。前面我们围绕“文城”“寻找”“至善”这三个关键词对文本内容进行了解读，在座的也有其他专业的同学，或许可以给我们提供理解文本的新视角。

新解：文化互动与文本周边

四

颜雨欣

作为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学生，我想从跨文化交际的视角来做一些阐释。所谓跨文化交际指具有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人们之间的交际。这里我们将它缩小化，不同区域之间的交际。林祥福来自北方，小美来自南方小镇，正是因为南方与北方存在的文化差异使得林祥福对小美产生了好奇和强烈的兴趣。比如小美说着林听不懂的语言；她的温柔腼腆；她有着精美刺绣的头巾，她穿的木屐。这些都是林所从未见过与体验过的东西，两种文化的碰撞之间使给林带来了新奇的体验，吸引着他向小美走去。

黄菊

小美和阿强的家乡——文城，对于林祥福这个来自黄河以北的北方人而言，无疑是新奇、神秘而充满魅力的。

“他感到小美有着他从未见过的清秀，那是在南方青山和绿水之间成长起来的湿润面容，长途跋涉之后依然娇嫩和生动。”

“一个在屋子里走动时只有木屐声响的女子，一个不会笑出声音而是将笑意含在嘴角的女子，此刻容光焕发了。”

首先从定语的使用来看，邢福义先生在《汉语语法三百问》中将定语分为两类八种，在写到与小美相关的南方事物时，呈现的是包含多项定语的复杂的定心结构。如以上所列举两例。

其次从语篇衔接的角度看，根据韩礼德和哈桑的语篇衔接理论，词汇衔接指的是语篇中两个或多个成分互相之间存在的语义联系。词汇衔接分为两大类，是复现，一是搭配。复现包括重复，同义词、近义词，上义词，泛指词。在以上摘录的片段中，“蓝印花布”作为一个意象被反复描绘，有意识地重复，使得“蓝印花布”几乎成了小美形象的一部分，也是小美南方风情的一部分，之后的情节中有着睹物思人的作用。“南方”“北方”这类词则属于序列性衔接，作为一组对照，更显南方的秀丽精巧和北方的粗朴。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余华对于“南方”的描绘是细致、柔情和诗意的，从跨文化的角度来看，小美代表的南方文化，无疑是吸引林祥福的一个重要因素。区域文化的差别，南北方的差异，使得小美作为一个非常突兀的异文化的代表者闯入林祥福的世界，那个水乡、有蓝印花布、女性穿旗袍和木屐的遥远南方在林祥福眼中是完全新奇的。南方文化为小美营造了一种氛围，使她带上了异文化的魅力。

张琪

我了解了一下《文城》的出版情况，《文城》首印50万册，次日加印10万册，单价59元，该书的出版与营销涉及到上千万的资本运作，书是商品，也是商业链的一环。部分营销手段值得注意，书评的水军影响读者的期待视野，“余华新作”“暌违八年”等关键词都是卖点，赞誉或争议都是热度。新京报书评周刊、南方周末、凤凰网读书、澎湃新闻等媒体均有专文评论《文城》；知乎、豆瓣等年轻人的社交、讨论平台也有相应话题，豆瓣中不乏颇成系统的评论；与书几乎同时推出的还有专业学者的定调式评论，这种文章推出的时间节点很值得注意，为什么不让子弹飞一会儿再发言？

各种评论总体上是正面的，但是评论话语也有缝隙。比如最流行的“是个好故事，但不是好小说”，对大多数读者而言，好故事已经足够，但是读作品评论也要留意，“但”字后面往往是更重要的内容。如果只想看好故事，现实生活往往比小说还要复杂，一些激起强烈社会反响的新闻事件，哪一件不比乱世之中的寻找与错过更引人注意？也许非虚构写作中的故事更让人震撼。对于小说而言，比故事更重要的是写法，优秀的小说甚至可以没有故事。这本书的热度由作家、出版社、期刊、评论家共同推升，以上角色也形成了利益共同体。把视线转移到作品外部，推广《文城》的商业化运作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

宋时磊

我想补充张琪同学说的，我认为需要考虑当代文学作品在图书市场的营销问题。《文城》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品，该机构先后与1400多位国内外知名作家，包括多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建立起良好且稳固的合作关系，期间推出了4000多部作品，塑造一批百万级销量的畅销图书，自称拥有2亿人次以上的读者。在《文城》的发售过程中，十月文艺出版社和新经典文化的合作甚为密切，前者负责编辑、出版，后者负责宣传和发行。《文城》能否成为经典，还需要时间去检验，但是，双方会通过“暌违八年”这种词汇把《文城》包装成经典作品，评论家的评论和读者选购也会潜移默化受到这种运作的影响。从商业的角度，来分析我们当代的作家作品的市场推广，是非常好的学术研究话题，因为它可以和文学内容、图书出版、文学批评生态等话题结合在一起，涉及到多个领域，也容易产出学术成果。

我读完这本小说，最大的感受是作者讲了个好故事。如果说前面部分还有点雾气朦胧或者说带有点神秘色彩的话，《文城·补》直接把它陈述得一清二白，让我们直接把这个故事看穿了。《文城·补》的故事比较流畅，是一个典型的婆媳关系破裂导致的人间悲剧，之后的故事从此生发。这个带有一点悬疑性的题材适合拍电影，类似于五一热映的《悬崖之上》。很多场景，比如刚才有同学提到的耕田比赛，都可以用电影镜头表现出来，这让整部小说的阅读感受类似于看一幕一幕电影的感觉。这说明当代作家在创作时不可避免地受到影视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或许表明作者在从事创作时有将作品影视化的后期考量，蕴藏着这部作为未来会成为影视改编IP的可能性。

回到作家创作本身，当代作家可能有些共同之处，一是此前成功的作品会给他带来“影响的焦虑”；二是疑虑自己的新作品，在新的市场环境下能不能引起社会关注，并追求经典化的可能。作家一方面想努力地吸取宗教方面或者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等方面的思想资源去作为他的创作背景，另一方面他要通过提出“文城到底是什么”这个话题让大家去思索，凸显主题的深刻。我以为《文城》可能像张炜的《九月寓言》一样，营造一个寓言化的场景，结果作者越写越实，反而把本来刻意寓言化的场景给解构了。我们今天的文学是要盈利的，作家要自己拿版税的，所以当代作家要接受市场的规约，要考虑市场的反应。作家面临的处境，最终表现为：涵纳市场并深受其熏染，又想获得文学史的地位，在两者之间踟蹰、徘徊。这种分裂和悖论所带来的矛盾性，在《文城》这部作品中体现得格外明显。作为专业化的读者，我们应该把作家还原到具体的“人”，文学成绩比我们高一点，技巧比我们好一点，名气比我们大一点的普通人。对于已经成名的作家的普通人的人化理解，可以消除作家神圣化的一面，他们不可能每一部作品都是经典；也可缓解读者内心因期待而带来的失落焦虑。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这些年当代作家喜欢把文学故事放到历史的总体背景中去创作，包括《北上》，也是在历史中讲述大运河的故事。《文城》《北上》等作品，其中的故事背景和结构有相似之处。我们可以尝试对读多部小说，会增进我们对当代文学文本的理解。

叶李

今天的讨论整体来说比较丰富。大家今昔相照，细读最新的文本，察鉴其中的作者意图、文本意图，品评作品呈现的艺术实态，又“却顾所来径”，在作家个人写作史的脉络里把握新作的价值、位置，乃至局限。同时，不同专业的讨论者的加入，使得讨论有了将文本内外勾连的灵活、自由与“越界”的新意。将所谓严肃文学、“纯文学”的作品放在今天文学与市场运作、文化消费模式、艺术品商业化策略的多方互动、深度关联的生产传播机制里去考察，是一个合理的研究维度，毕竟，时至今日，像在一切尚未分裂、四散的古典时代那样，沉浸于个人营造的艺术桃源虔诚打造作为灵魂映像的艺术杰作，已然难以想象。复杂的社会生活和发生巨大变化的文学生产机制，使得任何个人化的文本也不能摆脱时代文化运行的方式对之产生的影响，作家一样无法“置身事外”。这样的讨论有利于打开批评的空间和展示由文本引出的更大的“问题域”。

有的同学认为“寻找”的过程展现了人世间的温情，有的同学认为“寻找”的失败反映了余华对历史与现实的悲观态度，可见“寻找”意味之丰富。《文城》正篇的最后，“文”的力量覆灭了，无论是作为理想的道德乌托邦的“文城”，还是林祥福所要寻找的“文城”似乎还在云水渺茫之处，难以牢固地矗立在人间，作为寻找的完满终局。作为文城化身的溪镇——被“误解”的文城，林祥福抵达了，而作为原初意义上的“文城”和寄托理想人性、至善之德又不为暴力的侵袭而击碎的“乌托邦”，它似乎只能在寻找的过程里存在，而永远不能成为抵达之所。“《文城》里林祥福的寻找是这个故事的起因，也是没有结局的结局，这是有血有肉的寻找，不是哲学上的寻找” （余华、洪治纲《<文城>内外》）。然而，有血有肉的寻找的结局是一首浪漫传奇音消曲歇之后以血肉为代价的悲剧。小说中秉持了最大善念的人并没有得到“享福”的结局，那些恪守善德、信义的人也不断地面对暴力和权力、武力的施暴经历“丧失”和“失去”，暴力似乎还是对抗暴力的有效方式，比如陈永良手刃张一斧。依靠暴力去实施正义与余华此前的众多小说致力于撕破“暴力与正义的合法关系”相悖（《小说的越界》），这样的悖谬又把问题而不是结论放在了读者面前。如果作为绝对信仰和生活依据的“情”“义”“仁”“信”并不能保证必然的善果，那么人还是否可以依赖、信靠绝对的伦理价值给予我们的生活一个强有力的支点？我们到底应该从期望的结果是否达成出发来选择“所信”，还是应该选择凭借“所信”经历过程，走向结果——无论结局如何？到底哪种选择更能造就合理而有价值的生活。我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寻找”与“文城”构成了我们决定自身在世态度的深刻勾连的两环——我们应该怀着对“文城”的信去开始寻找，无论走多远、走多久、最终走到哪里；还是应该由“文城”是否真实存在以及是否能够抵达作为前提来决定要不要寻找？文学不负责给世界和人现成的解答，作家也无需事事皆明以后才把结论用文学的方式昭告天下。那些不能用历史逻辑、客观规律、社会发展模型去充分解释说明的暧昧、混沌、惶惑、迷茫，又必须被某种形式去表达从而唤醒我们的意志去展开追索——这正是文学诞生的理由。

虽然跟进、摹仿、追随批评并不能使艺术散发无与伦比的灵韵，然而“艺术企图摆脱批评，其结局却是发人深省的。”（《批评的解剖》）无论是为了艺术而艺术，还是为了生活而艺术，批评都不应缺席。如果要坚定地捍卫艺术，就需要同样坚定地捍卫批评，而捍卫批评，“我们应该确认如下的前提，即批评是一种思想和知识的结构，这种结构本身有权利存在，而且不依附于它所讨论的艺术，具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批评的解剖》）期待在未来的研讨和批评实践里，我们都能用展现思想的洞见、知识的力量、独立性追求的言说来真正地捍卫文学和批评。

（基金项目：武汉大学“教育教学改革”建设引导专项“融媒体语境下文学教育与批评实践、文学生活互动式教学实践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