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徐志摩：新知识阶级的后五四分裂
引言：“执滞于小事情”与“无聊的东西”
鲁迅与徐志摩的关系，是一个既往研究很少讨论的话题 1 ，究其根源和双方的冲突“表面上看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情” 2 有很大关系，研究者如果想去讨论他们的关系，就会因为缺乏足够重要的事件支撑，而陷入意义阐发危机。实际上，围绕这些“小事情”而发生的冲突，在论战当时就被视为私人意气之争而被批判否定，譬如徐志摩本人就认为“意气文字往往无结果，有损无益” 3 ，劝和者胡适也认为“这种‘无头’官司有何意义？” 4 旁观者张克昌 更是认为“彼此互骂，不惟丈夫不为，正是下流根性的表现” 5 ，而鲁迅自己也发现收录这些论战文字的《华盖集》销量不行，因为“读者不察，往往以为这些是个人的事情，不加注意” 6 。
不过总的来看，论战当时的舆论倾向于认为双方都有问题，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者开始认为“仇恨美学和仇恨政治学，在话语的摇篮中脱颖而出。鲁迅是它们的主要缔造者” 7，“这几场绅士与名士、周氏兄弟与狂飙青年之间的骂战，因为‘文化惯习’的不同，却开创了直接指向对手人格的先河，其播下的分裂与仇恨之种子，远比一般的思想与政治分歧深刻得多。而由此开始的论战风气，为之后连绵不绝的‘知识人内战’提供了恶性的范例，一个世纪过去了，至今谬种流传、阴魂不散” 8 ，有人甚至提出了所谓“鲁迅研究之谜”的命题，追问：“为什么造反派会从内容，文体，乃至句式上，都不约而同地模仿鲁迅而不是别的现代作家呢？” 9
而更复杂的则是鲁迅自己的态度，他在《华盖集》题记里回顾这些冲突时，这样说：“单是中国，这一年的大事件也可以算是很多的了，我竟往往没有论及，似乎无所感触”，“我今年偏遇到这些小事情，而偏有执滞于小事情的脾气”，“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经耗费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而我所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但是我并不惧惮这些，也不想遮盖这些，而且实在有些爱他们了，因为这是我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10 不难看出，鲁迅一方面觉得这些“小事情”是“无聊的东西”，但另一方面又觉得它们对自己很重要，不仅如此，他认为“《华盖集》及《续 编》中文，虽大抵和个人斗争，但实为公仇，决非私怨，而销数独少，足见读者的判断，亦幼稚者居多也”11 。
显然，相较于鲁迅与陈西滢、章士钊、成仿吾、梁实秋等围绕重大问题而展开的论争，“鲁迅与徐志摩”冲突的研究意义，恰恰在于双方耗费心力纠缠于 “旁边人只觉得迷惑”的“小事情”，“这场争执虽则表面看性质是私人的，但它所牵连当事人多少都是现代知名人，多少是言论界思想界的领导者，并且这争执的由来是去年教育界最重要的风潮，影响不仅到社会，并且到政治，并且到道德”。12 所以我们有必要回到历史现场，重新梳理鲁迅与徐志摩冲突的始末，重新探究鲁迅为何放着“大事件”不谈，偏要“执滞于小事情”，耗费精力“写这些无聊的东西”，进而发掘它们背后的更大社会历史成因和意义。
一 《晨报副镌》同人与泰戈尔访华批评
鲁迅与徐志摩的关系，其实和研究系的文化发展战略密切相关。研究系是以梁启超的宪法研究同志会为主体成立的政党组织，一向支持北洋政府，反对国民党，在当时口碑极差，被视为“政客”的代名词。由于1918年段祺瑞改组国会时研究系失败退出，梁启超等人决定“暂舍目前政权之直接争夺，而努力文化运动，谋植将来竞争之稳固地盘者也”13 ，而其核心就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计划，为此他们成立了共学社和讲学社，创办了新的杂志，选派留学生出国，努力翻译西方的著作，并多次邀请外国著名学者来华讲学。其中1919年机关报《晨报》改版推出《晨报副镌》，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力：
民国十二三年，在北京学界——即今称文化界——最占势力的报纸，——即销路最广，影响最大的报纸，要算研究系所办的《晨报》了。因为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后，《晨报》便添设了副刊，除报导时事新闻外，还刊载起有学术性研究文字与文艺作品，而当时执笔的，又多为有权威的学者，及提倡新文化的教授，故北方——尤其北京——学术界， 无论教授与学生，大半多看《晨报》，而主编《晨报副刊》的，是副刊编辑专家孙伏园氏。14
孙伏园是周氏兄弟的学生，本是北大新潮社成员，他因为周作人的推荐而 在1921年10月接编了《晨报副镌》，在其主编期间，周作人几乎所有文章都发表于此，鲁迅也前前后后发表了六十余篇文章，以至于后来顾颉刚听到鲁迅说他是研究系时，这样反驳：“北京研究系报纸为《晨报》，我固曾写稿，但鲁迅先生登载《晨报》之文字不较我多得多吗？”15 实际上，鲁迅一直讳言自己与晨报和研究系的关系，女师大风潮时他曾针对别人说自己是“某藉某系”的 流言，多次声明“既非‘研究系’，也非‘交通系’”16 ，“‘某系’云者， 大约是指国文系，不是说研究系”17 。而广州清党时，他更是因为有人说他 “原是‘《晨报副刊》特约撰述员’”，“意在说我先是研究系的好友”，而专门发文辟谣，以防止自己“因此被关起来”。18
但是对于1920年代初的鲁迅而言，虽然他并不支持研究系的政治主张，此时的他却没有太多的选择，因为《新青年》的解体导致其缺乏发表平台，所以 《晨报副镌》就成了一个暂时的栖身之地。事实上，恰恰是这个新平台给了周氏兄弟不同于《新青年》时期的独立面目，譬如有时人就认为：
周氏兄弟之所以能为文坛盟主，一大半由于《晨报副刊》，而《晨报副刊》之所以能成为文坛之要塞，则孙伏园先生之力为多。孙伏园卒业于北大国文系，主副刊笔政，俨然以北大派嫡系自居，同时采对“尊周”主义，周即周氏弟兄也。周氏弟兄是副刊特约的撰述员，经孙伏园先生的鼓吹，遂成文坛上之霸主，而伏园先生亦因副刊而起家了。19
但是，形势随着徐志摩的回国逐渐发生了变化。徐志摩是梁启超的弟子， 1922年底他从欧洲求学归来，开始在《晨报副镌》《努力周报》《学灯》等刊物上发表诗歌，由此在文坛崭露头角，不仅如此，他还热心组织活动，多方联络研究系成员和英美派留学生，创办了“新月聚餐会”和松树胡同七号俱乐部。但另一方面，徐志摩又表现出强烈的新锐冲击性，他不满于文坛现状，写了很多论战批评文章，尤其因为和陈西滢一起批判陈大悲的文明新戏，开始和周氏兄弟发生关联。
陈大悲和蒲伯英为了提倡爱美剧，在1922年创办了人艺戏剧专门学校，周氏兄弟、梁启超、汪优游等人都是校董，鲁迅还特地参加过该校的开学仪式， 而孙伏园也曾在《晨报副镌》上推崇过陈大悲的新剧，但随着徐、陈二人多次批评文明新戏，并公开发表在《晨报副镌》上，这让他们非常难堪。1923年8 月，《晨报副镌》开始连载陈大悲翻译的高尔斯华绥的《忠友》，不久陈西滢在晨副发表文章指责他译文有错误，这让陈大悲和孙伏园非常狼狈，他们自然知道此事背后肯定有徐志摩的撺掇，为此孙伏园专门邀请鲁迅一同观看该戏的演出，算是对陈大悲的公开支持。
不过，鲁迅对徐志摩这个《晨报副镌》同人和北大同事，最初还是有意结纳的，1923年底《中国小说史略》上册由北京新潮社出版，他特意在1924年1月1日新年的第一天赠给徐志摩初版一册。徐志摩也闻弦歌知有雅意，欣然接受之余又另购一册，寄赠给英国的朋友魏雷（Arthur Waley），并在信中说：“我的一个朋友新出一本小说史略（鲁迅著）颇好，我也买一本，送给你。”20 二人的本次交往，看起来可谓投桃报李关系怡怡，但鲁迅与徐志摩的关系，此后随着研究系邀请泰戈尔访华逐渐恶化了。
1924年4月，泰戈尔在讲学社的邀请下访问中国，之前他们已经邀请过杜威、罗素访华，每次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本次邀请的主要联系人是梁启超和徐志摩，徐亲自担任泰戈尔的翻译，并因此获得了“诗哲”的名号。泰戈尔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各地巡讲，他基于欧洲“一战”的悲剧，反对全盘西化， 提倡东方文化的复活，随即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强烈批判。而其真实的背景，一是政治原因，由于1923年研究系再次支持曹锟贿选，“中共中央认为，需要在报刊上写文章，表明我们对泰戈尔这次访华的态度和希望”，“对个别存动机而邀泰戈尔来中国‘讲学’的学者、名流之反击”21 ；二是文化原因，泰戈尔的观点和梁启超等“东方文化派”的观点非常一致，这就引起了信奉西方民主科学的新文化知识分子的厌恶。
而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自然不能认同泰戈尔的东方文明复兴论，因此恨屋及乌，也就开始看不惯跟着泰戈尔招摇的徐志摩，孙席珍就曾回忆“一九二四年春天某个下午”，鲁迅和陈大悲、钱玄同在孙伏园的《晨报副镌》办公室里，谈到徐志摩和林徽因因为泰戈尔访华而大出风头的事，他们讽刺“既然徐公称为‘诗哲’，某某女士当然应称为‘诗华’，或者叫‘诗娃’ 吧”。22 而鲁迅的真实批判态度，在双方关系僵化后发表的一系列文章里，可以明显看出来：
印度的诗圣泰戈尔先生光临中国之际，像一大瓶好香水似地很熏上了几位先生们以文气和玄气。（《论照相之类》，1925年1月12日）
那时的《晨报副刊》，编辑尚不是陪过泰戈尔先生的“诗哲”，也还未负有逼死别人，掐死自己的使命。（《再来一次》，1926年6月10日）
印度有一个泰戈尔。这泰戈尔到过震旦来，改名竺震旦。因为这竺震旦做过一本《新月集》，所以这震旦就有了一个新月社。（《辞“大 义”》，1927年10月1日）
梁实秋有一个白璧德，徐志摩有一个泰戈尔，胡适之有一个杜威。（《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1929年5月25日）
不过泰戈尔访华时，鲁迅还只是私下里对徐志摩和研究系不满，公开场合碍于《晨报副镌》同人的身份，他并没有公开发表批评的文字，双方还维持着表面的和谐关系。
二 争夺编辑权与《我的失恋》撤稿
随着徐志摩不断展露出来极高的创作天分和极强的活动能力，研究系的首脑们开始将他视为可以倚重的文化新军，尤其是《晨报》主编陈博生和赞助人黄子美希望徐志摩担起更大的责任，但生性闲散自由的徐志摩哪里肯被这些东西束缚住，他后来回忆说：
我认识陈博生，因此时常替《晨报》写些杂格的东西。去年黄子美随便说起要我去办副刊，我听都没有听；在这社会上办报本来就是没奈何的勾当，……垃圾还可以当肥料用，拿泻药打出来的烂话有什么去路！我当然不听。三月间我要到欧洲去，一般朋友都不肯放我走，内中顶蛮横不讲理的是陈博生与黄子美，我急了只得行贿，我说你们放我走我回来时替你们办副刊。23
徐志摩的这些说法，其实早就被周氏兄弟一方感觉到了，鲁迅就直言：“伏园的椅子颇有不稳之势。因为有一位留学生（不幸我忘掉了他的名姓）新从欧洲回来，和晨报馆有深关系，甚不满意于副刊，决计加以改革，并且为战斗计，已经得了‘学者’的指示，在开手看Anatole France的小说了。”24 鲁迅说的就是徐志摩和陈西滢，而李小峰后来也回忆说：
等到“诗哲”和“闲话”家们陆续学成回国以后，斗争便逐渐尖锐了。他们向伏园进攻第一步骤是经常在副刊上做文章，逐渐把所占的篇幅扩大， 而把伏园所约的稿子挤出去。……进一步，他们想排挤伏园，连根拔去，占据《晨报副镌》的地盘，作为他们的言论基地，扩展他们的势力，以达到显贵的目的。但《晨报》当局一则碍于和伏园有多年宾主的关系，再则伏园所约的许多作家的作品，尤其是鲁迅先生的，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挤掉伏 园，于报纸本身亦有不利。因此虽箭在弦上，尚引未发。25
虽然暂时没有换掉孙伏园，但双方的矛盾开始在一些小事上暴露出来。1924年7月，周作人开始在《晨报副镌》连载《徐文长的故事》，但不久被禁止，原因是代理主编刘勉己认为他在讽刺自己的叔叔刘崧山，此事让周作人非常生气，他后来曾对孙伏园说：“当初你在编辑《晨报副刊》，登载我的《徐文长的故事》，不知触犯了《晨报》主人的忌讳，命令禁止续载，其后不久你的瓷饭碗也敲破了事。”26 而在双方的派系冲突渐趋公开之时，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也开始渗透进来。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出现，为了推动国民革命，国共两党发起了反帝废约运动，激起全国性浪潮，孙伏园为了呼应当时的社会形势，有意突破《晨报副镌》之前的学术文艺编辑原则，开始登载一些批评政治的杂感和论文，其中有不少讨论了苏俄问题，这显然触犯了一贯反对国民党和赤化的研究系禁忌，双方的矛盾最终爆发了。
1924年10月3日，鲁迅写了一首拟古的打油诗《我的失恋》：
我的所爱在山腰；
想去寻她山太高，
低头无法泪沾袍。
爱人赠我百蝶巾；
回她什么：猫头鹰。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心惊。
我的所爱在闹市；
想去寻她人拥挤，
仰头无法泪沾耳。
爱人赠我双燕图；
回她什么：冰糖壶卢。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糊涂。
我的所爱在河滨；
想去寻她河水深，
歪头无法泪沾襟。
爱人赠我金表索；
回她什么：发汗药。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神经衰弱。
写好之后，鲁迅就转给了孙伏园，但等到发稿时被刘勉己抽了下来，接着孙伏园就和他发生了冲突，第二天孙伏园就提出了辞职。据鲁迅回忆说：
我当然要问问辞职的原因，而不料竟和我有了关系。他说，那位留学生乘他外出时，到排字房去将我的稿子抽掉，因此争执起来，弄到非辞职不可了。但我并不气忿，因为那稿子不过是三段打油诗，题作《我的失 恋》，是看见当时“阿呀阿唷，我要死了”之类的失恋诗盛行，故意做一首用“由她去罢”收场的东西，开开玩笑的。这诗后来又添了一段，登在 《语丝》上，再后来就收在《野草》中。27
鲁迅这段话显然是有水分的，事实上《我的失恋》并非泛指，而是故意讽刺的徐志摩，这从他补的最后一节尤其能看出来：
我的所爱在豪家；
想去寻她兮没有汽车，
摇头无法泪如麻。
爱人赠我玫瑰花；
回她什么：赤练蛇。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由她去罢！28
如果查一下徐志摩的创作，会发现1924年6月17日他曾在《晨报副镌》发表过《去罢》，此诗是林徽因拒绝他后感情哀伤的产物：
去罢，人间，去罢！
我独立在高山的峰上；
去罢，人间，去罢！
我面对着无极的穹苍。
去罢，青年，去罢！
与幽谷的香草同埋；
去罢，青年，去罢！
悲哀付与暮天的群鸦。
去罢，梦乡，去罢！
我把幻景的玉杯摔破；
去罢，梦乡，去罢！
我笑受山风与海涛之贺。
去罢，种种，去罢！
当前有插天的高峰；
去罢，一切，去罢！
当前有无穷的无穷！29
对比这两首诗，不难发现二者存在的关联，所以当时担任《晨报副镌》校对且看过《我的失恋》校样的孙席珍直言：“这首诗是用游戏的笔法写出来的严肃的讽刺诗，讽刺对象是《现代评论》派的干将徐志摩”，“整天哭丧着脸，‘阿呀，阿唷，我要死了’地嚷嚷不休。先生对之很是厌烦，就写了这首《我的失恋》，跟他开了个大玩笑”。30 而杨昌溪也在1930年代的《文人趣事》中，提到 鲁迅“曾作打油诗《我的失恋》一首交去，付排时，为研究系之经理老板瞥见， 认为此诗是因想讥讽徐志摩而作，坚决不登，孙伏园因强扭不过，愤而辞职， 《语丝》即由是产生。因徐志摩当时正在追逐林长民之女儿林×音未成。该诗后经陈西滢见后，也认为是为讽刺徐志摩”31 。
回头来看，《我的失恋》成为导火线确实是一个意外，但“晨报馆的压迫孙伏园，伏园的愤而辞职，并不单纯为了《我的失恋》那首诗”32 ，从刘勉己事后虽然向孙伏园道歉但并没有挽留他来看，这个看法是很有道理的。双方之间早已暗伏人事矛盾，后来更是因为办刊理念和政治形势的变化，“《晨报》老板有些恐慌了。于是他们不满于再起的青年运动。更不满于孙伏园所编的副刊。因为当时的副刊上，不只是登些辛辣的文艺作品，有时还登载批评政治、批评社会的杂感与论文。在这种形势下，伏园被逼而离开《晨报》了”33 。
三 创办新阵地与反对徐志摩投稿
撤稿事件随即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伏园辞去了《晨报副镌》之后，心里当然很气愤，因此想自己办一种刊物，邀集一些较为接近且曾为《晨报副镌》撰稿的作者担任撰述，以与晨报副刊相对抗，并给予他们一些打击”34 ， 而鲁迅也表示“我很抱歉伏园为了我的稿子而辞职，心上似乎压了一块沉重的石头。几天之后，他提议要自办刊物了，我自然答应愿意竭力‘呐喊’”35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语丝》在1924年11月17日正式创刊。
不久，在世界语专门学校听课的荆有麟，在课上听到鲁迅提到了孙伏园辞职和《语丝》将要出版的消息，立即将消息报告给了《京报》老总邵飘萍，并力陈孙伏园的编辑能力和周氏兄弟的巨大影响，于是邵飘萍同意聘请孙伏园编辑副刊，并计划“仿照上海《民国日报》的办法，再出七种附刊，每天一种， 周而复始”36 。荆有麟随后告知了孙伏园和鲁迅，不过孙伏园最初并不情愿：
《京报》听说我辞去了《晨报附刊》的职务，总编辑邵飘萍就来找我 去办《京报副刊》。我觉得《京报》的发行数少（约三四千份，《晨报》 有将近一万份），社会地位也不如《晨报》，很不想去。但鲁迅先生却竭力主张我去《京报》，他说，一定要出这一口气，非把《京报副刊》办好不可。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五日，《京报副刊》就出版了。邵飘萍倒很能 干，但帮忙的人不多，等于一个人办一个报，也没什么规章、制度，经济也很困难，有时连稿费都没有。但是鲁迅先生却不在意这一些，还是像支持《晨报附刊》一样地支持《京报副刊》。37
在周氏兄弟的鼎力支持和孙伏园的出色编辑下，《京报》的销路急剧增加，这让邵飘萍又惊又喜，而《京报副刊》之所以一出版就能发生这么大的影响，主要原因是它迎合了1920年代中期青年人的革命激进潮流。当时正值孙中山北上发起国民会议运动，倡导反帝反军阀，北方的青年人受此鼓动， 纷纷起来结社入党，但“《晨报》渐趋灰色态度，已为青年所不满”，“于 是《京报》风靡北方了，终至发生‘洛阳纸贵’现象” 38 ，而在《京报副 刊》上倡导青年起来积极批判社会的鲁迅文章也广受欢迎，与此相反，《晨报》的发行量却急剧下降，无奈之下托人向孙伏园说和。鲁迅回忆说：“至 于对于《晨报》的影响，我不知道，但似乎也颇受些打击，曾经和伏园来说和，伏园得意之余，忘其所以，曾以胜利者的笑容，笑着对我说道：‘真好，他们竟不料踏在炸药上了！’”39
从这个角度看，鲁迅一方虽然丧失了《晨报副镌》这个旧阵地，反倒因此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这自然得益于《京报副刊》《语丝》这些新阵地的开拓， 而更重要的是适应了当时急剧变化的国民革命形势。不过双方也正在形成初步的对立，尤其是鲁迅开始表达对徐志摩这些英美留学生以及新月社研究系的不满。1924年12月，鲁迅在《语丝》第三期上读到了徐志摩翻译的波特莱尔的诗歌《死 尸》，看到他这样自夸：“我不仅会听有音的乐，我也会听无音的乐”，“你听 不着就该怨你自己的耳轮太笨，或是皮粗，别怨我”。40 于是鲁迅就写了一篇 《“音乐”？》，讽刺道：
我这时立即疑心自己皮粗，用左手一摸右胳膊，的确并不滑；再一摸耳轮，却摸不出笨也与否。然而皮是粗定了：不幸而“拊不留手”的竟 不是我的皮，还能听到什么庄周先生所指教的天籁地籁和人籁。但是，我的心还不死，再听罢，仍然没有，──阿，仿佛有了，像是电影广告的军乐。呸！错了。这是“绝妙的音乐”么？再听罢，没……41
这些话嬉笑怒骂、极尽挖苦之能事，自然是鲁迅故意的了，他后来专门在文章中，谈了自己当时这么做的真实原因：
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诗的——但也不喜欢做古诗——只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待到称为诗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作 了。我更不喜欢徐志摩那样的诗，而他偏爱到各处投稿，《语丝》一出版，他也就来了，有人赞成他，登了出来，我就做了一篇杂感，和他开一 通玩笑，使他不能来，他也果然不来了。这是我和后来的“新月派”积仇的第一步；语丝社同人中有几位也因此很不高兴我。42
不过，《语丝》同人中也有刘半农这种极力支持的，他写了一篇《徐志摩先生的耳朵》，调侃说：“最难的是徐先生的耳朵，不能割下观察与试验”，所以“我要请他预先在遗嘱上附添一笔，将两耳送给我解剖研究，至少也须是两个耳轮，能连同他的细皮，自然更好”。43 而徐志摩在看到这些文章之后，果然如鲁迅期待的那样不再给《语丝》投稿了，当后来周作人再次向他约稿时，他复信表示自己“不敢随口答应”，他抱怨说“我不敢自信，我如其投稿不致再遭《语 丝》同人的嫌（上回的耳朵！）”44 。
鲁迅与《语丝》同人的不同态度，反映出双方对后五四时代“思想革命的联合战线”的不同看法。由于同出五四新文化阵营，1924年底差不多同时创刊的 《语丝》《猛进》《现代评论》“三个周刊并没有显明的界限，如语丝第二期有胡适的文字，第三期有徐志摩的文字，现代评论有张定璜的‘鲁迅先生’一文， 孙伏园又在京副说这三种刊物是姊妹周刊，都是例证。徐旭生给鲁迅的信中说， 思想革命也以语丝，现代评论，猛进三种列举，而办文学思想的月刊又商之于胡适之。虽然内部的同异是有的，然大体上却仍然是虚与委蛇”45 。但是，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却认为：
北京的印刷品现在虽然比先前多，但好的却少。《猛进》很勇，而论一时的政象的文字太多。《现代评论》的作者固然多是名人，看去却很显得灰色，《语丝》虽总想有反抗精神，而时时有疲劳的颜色，大约因为看得中国的内情太清楚，所以不免有些失望之故罢。……我现在还要找寻生力军，加多破坏论者。46
在鲁迅看来，“学者”“文学家”的联合战线只是“浩大而灰色的军容”，效果远不如“小集团或单身的短兵战”47 ，不仅如此，恰恰是“学者的进研究室主义，文学家和茶摊老板的莫谈国事律，教育家的勿视勿听勿言勿动论”48 ，导致了后五四社会的复古倒退，由此他认为“‘特殊智识阶级’的留学生”需要为此负责。于是，鲁迅将目光投向了狂飙社这些五四边缘文学青年，联合他们在1925年4月24日创办了新刊物《莽原》，重启思想革命，倡导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矛头直指“学者”和“文学家”，“要掷去了这种尊号， 摇身一变，化为泼皮，相骂相打”49 ，这是鲁迅针对后五四时代的新形势，创造的新阵地、新战士和新战法。
四 接编晨副与互相揭发“抄袭”
到了1925年夏天，在陈博生的一再要求之下，徐志摩终于答应接编《晨报副刊》，不过他和陈博生约定了办刊的宗旨：
我说我办就办，办法可得完全由我，我爱登什么就登什么，万一将来犯什么忌讳出了乱子累及晨报本身的话，只要我自以为有交代，他可不能怨我；还有一层，在他虽则看起我，以为我办不至于怎样的不堪，但我自问我决不是一个会投机的主笔，迎合群众心理，我是不来的，谀附言论界的权威者我是不来的，取媚社会的愚闇与褊浅我是不来的；我来只认识我自己，只知对我自己负责任，我不愿意说的话你逼我求我我都不说的，我要说的话你逼我求我我都不能不说的……50
徐志摩的办刊思路是拒绝投机和迎合民众，具有强烈的独立批判色彩，而其背后则是他所接受的英美自由主义和费边主义理念，这点与陈西滢所在的《现代评论》类似，他们都标举独立精神和研究态度，反对暴力革命和社会运动，支持精英治国和渐进改良，所以在他们的心目中，像周氏兄弟所在的语丝莽原群体其 实都是在迎合民众，“他们所骂的人，都是‘民众’所要骂的人，因为他们一骂之后，即刻就有许多人跟在后面骂。他们所恭维的人，也都是‘民众’所要恭维的人，因为他们一恭维之后，即刻就有许多人跟在后面恭维。他们骂人，同时他们维持了他们的思想领袖的地位和威信”51 。
徐志摩接手后，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首先改变的就是副刊的外观，为此找到蒲伯英重新题写了隶书的刊名，然后找擅长绘画的凌叔华重新设计刊头， 凌叔华搬出了厚厚的画册共同查看，结果徐志摩相中了瑟亚词侣的一张扬手女郎图，他让凌叔华描下来做了新刊头。10月1日《晨报副刊》新刊出刊，徐志摩在该期登载的凌叔华小说《中晚秋》后面加了一段跋语，指出副刊篇首广告的图案也是凌叔华的，所以一并致谢。当晚的聚餐会上，徐祖正和邓以蛰就指出这幅画是瑟亚词侣的，批评徐志摩没有说明，凌叔华自己也很着急，担心被人质疑，但徐志摩觉得无须担心，他打算再做一篇长文说明为何选用这幅图案。
但是，凌叔华等人的担心很快成了事实，10月8日，陈学昭化名“重余”在 《京报副刊》发表《似曾相识的〈晨报副刊〉篇首图案》，指出凌叔华是剽窃了瑟亚词侣的作品52 。知道不妙的徐志摩当天致信孙伏园，解释“这回《晨报副刊》篇首的图案是瑟亚词侣的原稿，我选定了请凌叔华女士摹下来制版的。我谢了她，却没有提画的来源”，他表示“我先得把重余先生这份骂完全承担在我一 个人身上再说，绝对没有旁人的份”，“同时我得对替我摹制图案的人深深的道歉，因为我自己不小心连累她也招人错怪了”。53 不得已之下，徐志摩只好将刊头换成了闻一多的一幅画，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1月7日，凌叔华在《现代 评论》发表了小说《花之寺》，一周后又有人在《京报副刊》指出：“晚近文学界抄袭手段日愈发达……现在某女士竟把柴霍甫（即契诃夫）的《在消夏别墅》 抄窜来了……这样换汤不换药的小说，瞒得过世人吗？”54 紧接着，刘半农也发表文章指出《花之寺》有抄袭问题。
凌叔华为何频频被《京报副刊》一方爆出抄袭呢？原因是和当时愈演愈烈的女师大风潮有关。由于陈西滢在《现代评论》上撰文批评风潮背后是“某藉某 系”（浙江籍北大国文系）的人暗中操动，此举最终引发了新知识阶级内部英美 派和法日派的公开对立。“《现代评论》创办时，北大校内有两派。一派以国文系教授为主，主要是些留日学生，再加上几个留法学生。如三沈（兼士、尹默、 志远）、二马（裕藻、叙伦）等。他们的后台是李石曾。另一派是以胡适为首的从英、美回来的留学生”55 ，其中英美派及北洋政府支持校长杨荫榆，法日派及 背后的国民党则支持青年学生，双方逐渐形成“莽原，语丝，猛进对现代评论；京副，民副对晨副”的政治“界限”56 ，譬如周作人就强调：“此刻中国（至少 是北京）的言论界上显然分出两个局面：一是继承《新青年》以来的思想革命的革新运动，……一是继承《公言报》以来的反动的复古运动，……这回战争的关 系颇大，这决不仅是文白兴废的问题。”57
为了击倒对手，双方竞相采用了制造流言抹黑对手的办法，凌叔华被频繁揭 露抄袭，显然是周氏兄弟所在的法日派为了搞臭陈西滢，而选择了向其恋人下手的做法，同时也顺带给支持现代评论派的徐志摩和《晨报副刊》以相应打击。而在陈西滢看来，此事是鲁迅幕后指使的，因为他在教育部就负责美术事宜，同时也是著名小说家，只有他才能判断凌叔华的画和小说是否抄袭。愤怒的陈西滢于是在《现代评论》上发表文章，一方面为自己的爱人辩护，另一方面也含沙射影 地指出：
可是，很不幸的，我们中国的批评家有时实在太宏博了。他们俯伏了身躯，张大了眼睛，在地面上寻找窃贼，以致整大本的剽窃，他们倒往往视而不见。要举个例么？还是不说吧，我实在不敢再开罪“思想界的权威”。58
众所周知，“思想界的权威者”59 是鲁迅在1920年代中期的著名称号，显然陈西滢是在暗示他抄袭了。但鲁迅断然否认幕后指使，他后来这样解释：
因这一回的放泄，我才悟到陈源教授大概是以为揭发叔华女士的剽窃小说图画的文章，也是我做的，所以早就将“大盗”两字挂在“冷箭” 上，射向“思想界的权威者”。殊不知这也不是我做的，我并不看这些小说。“琵亚词侣”的画，我是爱看的，但是没有书，直到那“剽窃”问题发生后，才刺激我去买了一本Art of A.Beardsley来，化钱一元七。可怜教授 的心目中所看见的并不是我的影，叫跳竟都白费了。60
不过，鲁迅的解释并不能为对方信服，凌叔华特意在《晨报副刊》发表了 一封致徐志摩的公开信，非常不屑地说：“哼，哪晓得因此却惹动了好几位大文豪小文人，顺笔附笔的写上凌□□女士抄袭比斯侣大家，种种笑话，说我个人事小，占去有用的刊物篇幅事大呀！”61 而徐志摩自然也知道这些事情背后的缘由，不过他此时采取了回避的策略，不想正面和鲁迅他们发生冲突。但是，冲突不是他想避免就能避免的，随着政治革命形势的变化，徐志摩最终也被彻底卷入了这场论战之中。
五 攻周专号与互相制造“流言”
1925年底国共两党策划了首都革命，段祺瑞临时执政府垮台，女师大学生趁机复校，鲁迅所在的法日派全面获胜。与此相应的则是对手的失败，其中晨报馆被群众焚毁，“十二月二十五日的反基督教大同盟运动，竟将《现代评论》社的人都列入应打应烧的名单里面”，“甚么反革命派呀，反动派呀，帝国主义者之走狗呀，文妖呀，奴才呀，畜生之畜生呀，都是我们的绰号”。62 在这种情况下，陈西滢1926年初提出“永远不管人家的闲事”63 ，但周作人表示“我希望陈先生也不要高隐，还是仍旧来管点闲事”64 ，而刚写了《论“费 厄泼赖”应该缓行》倡导“打落水狗”的鲁迅，则讽刺“这些老玩意，也只好 骗骗极端老实人”65 ，然而陈西滢不做回应，只是在《闲话》里大谈最喜爱的作家法郎士。
此时的徐志摩忍不住出来打抱不平了，他一方面称赞陈西滢是“有根”的“学者”，认为“他学的是法郎士对人生的态度，在讥讽中有容忍，在容忍中有讥讽”，“他唯一的标准是理性，唯一的动机是怜悯”；另一方面明贬暗褒，说“西滢是个傻子；他妄想在不经心的闲话里主持事理的公道， 人情的准则。他想用讥讽的冰屑刺减时代的狂热。那是不可能的”，这些话除了力挺陈西滢，显然也是在借机讽刺周氏兄弟的不宽容、非理性和不学无术，不仅如此，徐志摩还谈到了凌叔华因晨报馆被烧而劝陈西滢的话， “‘阿哥’，他的妹妹一天对他求告，‘你不要再做文章得罪人家了，好不好？回头人家来烧我们的家，怎么好？’”，他借此称赞陈西滢“对女性的态度，那是太忠贞了”。66
看到徐志摩的文章后，鲁迅首先发难，他写了篇《有趣的消息》，对此加以讽刺：
倘使有一个妹子，如《晨报副刊》上所艳称的“闲话先生”的家事似 的，叫道：“阿哥！”那声音正如“银铃之响于幽谷”，向我求告，“你不要再做文章得罪人家了，好不好？”我也许可以借此拨转马头，躲到别墅里去研究汉朝人所做的“四书”注疏和理论去。然而，惜哉，没有这样的好妹子。67
接着是周作人发难，他写了篇《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强调陈西滢对女性并非是徐志摩褒扬的忠贞，他揭露说：
我知道在北京有两位新文化新文学的名人名教授，因为愤女师大前途之棘，先章士钊，后杨荫榆而扬言于众曰，“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这两位名人是谁，这里也不必说，反正总是学者绅士罢了。68
陈西滢看后勃然大怒，因为这是在暗示自己嫖妓，于是他马上给周作人写信质问：“这话先生说了不止一次了，可是好像每次都在骂我的文章里，而且语气里很带些阴险的暗示。……如果先生还有半分人气，请先生清清楚楚回我两句 话：（1）我是不是在先生所说的两位人里面？（2）如果有我在内，我在什么地 方，对了谁扬言了来？”69 而更让陈西滢生气的是，《语丝》上突然发表了刘半农、川岛、林语堂的一组文章，以陈西滢认为极其“下流”的语言讽刺凌叔华， 尤其是川岛再次提到了凌叔华抄袭瑟亚词侣画的事。在陈西滢看来这无疑是二周幕后策划的结果，“忍不住爆发了”的他对徐志摩说：“他们兄弟二位既然那样的咄咄逼人，我现在偶然不客气一次”，必须要揭穿他们的“假面具”。70 于是陈西滢在给徐志摩的信中，明确指控鲁迅抄袭：
他常常挖苦别人家抄袭。有一个学生抄了沫若的几句诗，他老先生骂 得刻骨铭心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岩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71
不仅如此，陈西滢还要求徐志摩必须将这些信件登出，徐志摩表面上“着实的踌躇了一晌”，实际一一照办发表，顺带还挖苦说：“鲁迅先生的作品，说来大不敬得很，我拜读过很少，就只《呐喊》集里两三篇小说，以及新近因为有人尊他是中国的尼采他的《热风》集里的几页。他平常零星的东西，我即使看也等于白看，没有看进去或是没有看懂。”72 而这期被旁观者所称的“攻周专号” 发表后，周氏兄弟随即陷入被动，由于“叫局”事件的见证人张凤举自称“误传”，周作人只好在《语丝》和《晨报副刊》等刊物声明此事和陈西滢无关，他 一直到了晚年还对此耿耿于怀：
我根据张凤举的报告，揭发陈源曾经扬言曰，“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后来陈源追问来源，欲待发表，而凤举竭力央求，为息事宁人 计，只好说是得之传闻，等于认输，当时川岛很是不平，因为他也在场听 到张凤举的话，有一回在会贤堂聚会的时候，想当面揭穿，也是我阻止 了。这是当断不断的一个好教训。73
然而一向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鲁迅，岂肯像周作人这样认输，他当即撰写《不是信》逐条反驳陈西滢，他尤其针对最关键的“抄袭”问题， 首先声明凌叔华被揭发剽窃和自己毫无关系，其次承认“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但《小说史略》除了有限部分外，“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证据是和他的所说还时常相反”74 。同样气愤难平的川岛则在《语丝》撰文反击，他一方面声明“叫局问题——我也听说是陈源教授所说”，另一方面爆料《现代评论》接受政府津贴问题，“据说，章士钊经手一千元之外，国民党亦曾津贴一千元，还有二百元是武昌某大学校长送的”。75 周作人于是抓住“津贴”问题，先后写了十几篇文章加以抨击，说这是“一笔买奴才的钱”76 ，尤其是在“三·一八”惨案之后，成了英美派捧章拥段反革命的证据。
此后，鲁迅只要逮着机会就挖苦讽刺一下徐志摩，徐志摩则避而不战，双方再无直接的碰撞接触。1927年11月，转往上海的鲁迅应邀到徐志摩任教的光华大学演讲，事后知道消息的徐志摩责备学生不该邀请他来，显然他内心对鲁迅是很有看法的。
六 “教授骂街”：思想革命、杂文自觉与阶级分裂
鲁迅和徐志摩的关系发展到最后，是是非非已经很难搞清，以至于劝和的胡适都觉得“越到了后来，你们的论战离题越远，不但南方的读者不懂得你们说的什么话，连我这个老北京也往往看不懂你们用的什么‘典’，打的什么官司 了”79 。不仅如此，在这场被旁观者称为“教授骂街”的论战中，“双方的怨毒愈结愈深，结果彼此都拿出本性里的骂街婆甚至野兽一类东西来对付”80 ，“原是以狠毒为原则；所以‘青年叛徒的领袖’，‘没有勇气做人’，‘赵子昂画 马’，以及‘刑名’，‘刀笔’，‘粪车’，‘泥缸’，不特不怕刻薄尖利，而且可以庆祝‘骂的艺术’之成功”81 。而双方的理念差异和鲁迅的意图创造，恰恰是在关于这场“对骂的笔战”的不同态度中反映了出来。
（一）“骂之为战”的思想革命
作为一个“爱自由的人”，胡适说：“我最怕的是一个猜疑、冷酷、不容忍的社会。我深深地感觉你们的笔战里双方都含有一点不容忍的态度，所以不 知不觉地影响了不少的少年朋友，暗示他们朝着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82 而这也正是坚持宽容理性的英美派的共同看法，陈西滢在给徐志摩的信中自责说：“我一向总想兢兢业业的向前走，总想不让暴戾之气占据我的心。可是，志摩，这次也危险得很了！这一次我想，我已经踏了两脚泥！”83 而在徐志摩看来，“鬼是可怕的；他不仅附在你敌人的身上，那是你瞅得见的，他也附在你自己的身上，这你往往看不到。要打鬼的话，你就得连你自己身上的一起打了去，才是公平”84 ，为此他提醒双方要认识到“意气是病象的分数多，健康的分数少”，“怨毒是可怕的”85 。
但在鲁迅看来，英美派的“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不过是杀人不见血的“好名声”“好花样”，“要救正这些，也只好先行发露各样的劣点，撕下那好看的假面具来”86 ，同时“须得指出其可骂之道，而又继之以 骂”87 ，像徐志摩“鬼附身”的说法，实则“一并承认了陈源教授的身上也有鬼，李四光教授自然也难逃。他们先前是自以为没有鬼的”，所以他要求这些 “正人君子”们“除下假面具，赤条条地站出来说几句真话就够了！”88
1925年后的鲁迅之所以创办《莽原》，就是希望能在新知识阶级内部展开批判，“由骂而生出骂以上的事情来”89 ，因而反学者气反中庸的“骂”，就成了 鲁迅“思想革命”的一种有意识追求，其根本目的意在“撕去旧社会的假面”， “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90 。而激进青年的反应也印证了鲁 迅“骂之为战”的意义，虽然这些笔战“牵涉的竟往往是私事。但它们在当时青年中所引起的关心却不下于军国大事。其影响也决不比堂堂正正的政治辩论所发生者为小。人们以无限兴趣注意着围绕于文艺与私事的冷战，却在这些上面分清着新和旧，前进和倒退，非正统和正统，革命和保守”91 。《语丝》的同人也逐渐在论战中“狠以吴稚晖鲁迅两先生之言为然”92 ，意识到“提倡宽容之‘流弊’亦大矣哉”93 ，发现了“有艺术的骂比无生气的批评效力大得多”94 。
（二）“杂文自觉”的文体革命
正是基于“骂之为战”的思想革命诉求，所以鲁迅眼中的这场论战“虽大抵和个人斗争，但实为公仇，决非私怨”。后五四鲁迅的视野已从文艺转向了批评，他改变了五四时重视小说启蒙，认为随感录“所评论的多是小问题，所以无可道”，只是“应时的浅薄的文字，也应该置之不顾，一任其消灭的”95 的看法，开始重视“杂感”的重要性，逐渐形成“杂文自觉”，认识到“中国现今文坛的状态，实在不佳，但究竟作诗及小说者尚有人。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评’和 ‘社会批评’”96 。所以，鲁迅才会在编选《华盖集》时强调自己明知中国有 “大事情”，但自己“偏有执滞于小事情的脾气”，“也有人劝我不要做这样的短评。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也并非不知道创作之可贵。然而要做那样的东西的时候，恐怕也还要做这样的东西”97 。
而在后五四社会斗争形势的需要下，鲁迅这些“小报式骂人或发牢骚的随感文字”的“社会意义”凸显了出来，它实际是“轻浮的细节和严肃的思考兼 有”，“不仅是奇闻掌故，而且具有革命性”98 ，所以时人认为“其实这些文字，流传于青年中间最为普遍，其影响亦最大。鲁迅之成为今日的鲁迅，大半还是由于这些文字”99 。也正因此，鲁迅在后五四时代逐渐中断了小说写作，转向了杂感，“更乐观于杂文的开展，日见其斑斓”，他后来这样评价：
但是，杂文这东西，我却恐怕要侵入高尚的文学楼台去的。小说和戏曲，中国向来是看作邪宗的，但一经西洋的“文学概论”引为正宗，我们也就奉之为宝贝，《红楼梦》《西厢记》之类，在文学史上竟和《诗经》 《离骚》并列了。杂文中之一体的随笔，因为有人说它近于英国的Essay， 有些人也就顿首再拜，不敢轻薄。寓言和演说，好像是卑微的东西，但伊索和契开罗，不是坐在希腊罗马文学史上吗？杂文发展起来，倘不赶紧削，大约也未必没有扰乱文苑的危险。100
（三）新知识阶级的左右分裂
鲁迅与徐志摩的这些骂战流言，不仅仅关涉到思想革命和文体革命，正如拉法格指出的，“大批的野蛮和卑贱的单字包围了上层社会的文雅的语言，侵入场地而且搅乱了两个世纪的贵族文化的成绩”，实际反映了“这是在文学的形式之下继续的政治斗争”101 。事实上对鲁迅而言，“从反晨报反徐志摩，陈西滢，章士钊诸战役而与当代的运动巧妙地联系着”102 ，这就是瞿秋白指出的，“‘五四’到‘五卅’前后，中国思想界里逐步的准备着第二次的‘伟大的分裂’。这一次已经不是国故和新文化的分别，而是新文化内部的分裂”103 。
鲁迅与徐志摩的这些看似琐碎无聊的争论，实际正是新知识阶级后五四分裂的一个表征，他们在五四斗倒了共同的守旧派敌人后，却在五四之后基于“当时国内政治见解的有异与留学国度所受学术熏陶有所歧见之故”104 开始了分裂。最初还仅仅是文化分歧和派系冲突，但随着泰戈尔访华、《我的失恋》撤稿、争夺报刊阵地、女师大风潮、首都革命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新知识阶级的联合战线 最终破裂，并逐渐被塑造成革命和反革命的对立。
这种新知识阶级分裂的酷烈和彻底，不仅表现为公共领域的论争，而且进入了私人生活领域，那些层出不穷的骂战和流言，就是打通公私领域的努力。最终徐志摩、陈西滢这些英美派知识分子，被视为“与反动派朋比为奸的”“本阶级的恶势力的代表”105 ，而鲁迅则在批判他们的过程中，“在思想界几乎做了一时的盟主”106 ，并在1920年代中期思想革命和国民革命的合流中，逐渐成为“绅士阶级的贰臣”和“革命家的诤友”107 。
注释：
1 主要有两种看法：一是归因于双方性格气质不和，譬如房向东的《气质和气质之外的冲 突——鲁迅与徐志摩》（《鲁迅与他的论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韩石山的 《少不读鲁迅 老不读胡适》（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5年版）；二是认为双方观念冲突，譬 如胡建军的《呐喊与歌唱——徐志摩与鲁迅漫评》（《文艺理论研究》2004年第6期）、 霍秀全的《从文艺观念到政治理念的对立——关于鲁迅与徐志摩的论争》（《北方工业大 学学报》2001年第4期）、刘炎生的《鲁迅与徐志摩论辩述评》（《鲁迅研究月刊》1996 年第8期）。第一种看法无法跳出私人冲突，第二种看法则缺乏充分社会历史性。
2 房向东：《气质和气质之外的冲突——鲁迅与徐志摩》，《鲁迅与他的论敌》，上海 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163页。
3 12 72 80 85 志摩：《关于下面一束通信告读者们》，《晨报副刊》1926年1月30日。
4 79 82 胡适：《胡适致鲁迅、周作人、陈源（稿）》，《胡适来往书信选（上）》，中华 书局1979年版，第379、379、379页。
5 张克昌：《读了〈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的三言五语》，《晨报副刊》 1926年2月3日。
6 11 鲁迅：《致杨霁云 340522》，《鲁迅全集》（第十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版，第113、113页。
7 朱大可：《流氓的盛宴——当代中国的流氓叙事》，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55页。
8 许纪霖：《绅士、名士、斗士与流氓——知识人的内战与“文化惯习”的冲突 （1924—1926）》，《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9 谢泳：《鲁迅研究之谜》，《胡适还是鲁迅》，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版，第19页。
10 97 鲁迅：《华盖集题记》，《莽原》半月刊第2期，1926年1月25日。
13 谢彬：《民国政党史》，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74页。
14 荆有麟：《〈语丝〉的发刊》，《鲁迅回忆录（专著）》（上），北京出版社2000年 版，第193页。晨报副刊在孙伏园主编期间，报眉印有鲁迅拟就的“晨报附刊”字样， 报头定名为《晨报副镌》，1925年徐志摩接编后改名《晨报副刊》，学界往往以“晨 报副刊”混称。
15 顾颉刚：《顾颉刚日记 第一卷（1913—1926）》，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7年版，第778页。
16 鲁迅：《我的“籍”和“系”》，《莽原》周刊第7期，1925年6月5日。
17 60 74 鲁迅：《不是信》，《语丝》第65期，1926年2月8日。
18 鲁迅：《略谈香港》，《语丝》第144期，1927年8月13日。
19 徐丹甫（梁实秋）：《北京文艺界之分门别户》，《时事新报·学灯》1927年6月4日。
20 徐志摩：《致魏雷 240221》，《徐志摩全集》（第八卷·书信二），商务印书馆2019 年版，第262页。
21 茅盾：《文学与政治的交错》，《我走过的道路》（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版，第245页。
22 孙席珍：《鲁迅先生怎样教导我们的》，《鲁迅回忆录（散篇）》上册，北京出版社 1999年版，第367页。
23 50 徐志摩：《我为什么来办和我想怎么办》，《晨报副刊》1925年10月1日。
24 27 35 39 鲁迅：《我和〈语丝〉的始终》，《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年版，第169、169、170、169页。
25 32 34 李小峰：《鲁迅先生与〈语丝〉的诞生》，《文汇报》1956年10月11日。
26 周作人：《答孙伏园论〈语丝〉的文体》，《语丝》第54期，1925年11月23日。
28 鲁迅：《我的失恋》，《语丝》第4期，1924年12月8日。
29 徐志摩：《去罢》，《晨报副刊》1924年6月17日。
30 孙席珍：《鲁迅诗歌杂谈》，《文史哲》1978年第2期。
31 杨昌溪：《鲁迅讽刺徐志摩》，《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一 卷），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671页。
33 36 38 荆有麟：《〈京报〉的崛起》，《鲁迅回忆录（专著）》（上），北京出版社2000 年版，第184、185、189页。
37 孙伏园：《鲁迅和当年北京的几个副刊》，《北京日报》1956年10月17日。
40 徐志摩：《死尸》，《语丝》第3期，1924年12月1日。
41 鲁迅：《“音乐”？》，《语丝》第5期，1924年12月15日。
42 鲁迅：《〈集外集〉序言》，《鲁迅全集》（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第4、5页。
43 刘复：《徐志摩先生的耳朵》，《语丝》第16期，1925年3月2日。
44 徐志摩：《致周作人 260126》，《徐志摩全集》（第七卷·书信一），商务印书馆 2019年版，第252、253页。
45 56 高长虹：《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上海《狂飙》周刊第5期，1926年11月 7日。46 鲁迅：《致许广平 250331》，《两地书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06页。
47 49 86 鲁迅：《通讯》，《猛进》第5期，1925年4月3日。
48 冥昭（鲁迅）：《春末闲谈》，《莽原》周刊第1期，1925年4月24日。
51 西林（丁西林）：《“臭绅士”与“臭架子”》，《现代评论》第3卷第66期，1926年 3月13日。
52 重余（陈学昭）：《似曾相识的〈晨报副刊〉篇首图案》，《京报副刊》1925年10 月8日。
53 徐志摩：《致孙伏园 251008》，《徐志摩全集》（第七卷·书信一），商务印书馆 2019年版，第38、39页。
54 晨牧：《零零碎碎》，《京报副刊》1925年11月14日。
55 《陈翰笙谈〈现代评论〉周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0年第2期。
57 辛民（周作人）：《言论界之分野》，《京报副刊》1925年8月21日。
58 陈西滢：《闲话》，《现代评论》第2卷第50期，1925年11月21日。
59 参看《民报十二大特色》（《晨报》1925年8月5日）、孙伏园的《一年来国内定期出 版界略述补》（《京报副刊》1926年1月18日）。
61 素心（凌叔华）：《关于〈说有这么回事〉的信并一点小事》，《晨报副刊》1926年5 月5日。
62 岂明（周作人）：《“〈现代评论〉主角”唐有壬〈致《晶报》书〉书后》，《语 丝》第86期，1926年7月5日。
63 陈西滢：《闲话》，《现代评论》第3卷第56期，1926年1月2日。
64 何曾亮（周作人）：《管闲事（半席话乙）》，《京报副刊》1926年1月5日。
65 67 鲁迅：《有趣的消息》，《国民新报副刊》1926年1月19日。
66 志摩：《“闲话”引出来的闲话》，《晨报副刊》1926年1月13日。
68 岂明（周作人）：《闲话的闲话之闲话》，《晨报副刊》1926年1月20日。
69 《西滢致岂明 260120》，《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晨报副刊》1926 年1月30日。
70 《西滢致凤举 260126》，《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晨报副刊》1926 年1月30日。
71 83 《西滢致志摩 260128》，《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晨报副刊》1926 年1月30日。
73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11页。
75 王子欣、川岛：《反周事件答问》，《语丝》第68期，1926年3月1日。
76 岂明（周作人）：《我们的闲话六》，《语丝》第76期，1926年4月26日。
77 志摩：《结束闲话，结束废话！》，《晨报副刊》1926年2月3日。
78 88 鲁迅：《我还不能“带住”》，《京报副刊》1926年2月7日。81 敬仔：《教授骂街的旁听》，《京报副刊》1926年2月9日。
84 志摩：《再添几句闲话的闲话乘便妄想解围》，《晨报副刊》1926年1月20日。
87 89 鲁迅：《通讯（复吕蕴儒）》，《豫报副刊》1925年5月6日。
90 鲁迅：《灯下漫笔》，《莽原》周刊第2、5期，1925年5月1、22日。
91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
92 钱玄同：《回语堂的信》，《语丝》第23期，1925年4月20日。
93 星命（周作人）：《忠厚的胡博士》，《京报副刊》1925年8月18日。
94 语堂：《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语丝》第57期，1925年 12月14日。
95 鲁迅：《热风·题记》，《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8页。
96 鲁迅：《致许广平 250428》，《两地书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27页。
98 罗伯特·达恩顿：《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郑国强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年版，第144、165页。
99 辟支：《鲁迅之罪及其他》，《涛声》第2卷第26期，1933年11月25日。
100 鲁迅：《徐懋庸作〈打杂集〉序》，《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302页。
101 保尔·拉法格：《革命前后的法国语言》，罗大冈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8、66页。102 106 高长虹：《一点回忆——关于鲁迅和我》，《高长虹全集》（第四卷），中央编译出 版社2010年版，第360、365页。
103 107 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 （第一卷），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823、819页。
104 李璜：《回国任教与对当时学术界的观察》，台湾《传记文学》第21卷第5期，1972年 11月。
105 霉江（韦丛芜）：《通信》，《莽原》周刊第20期，1925年9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