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赵宏兴的老家在肥东，少年时他对合肥充满了想象，所以特别想挣脱，想离开。他的比喻是，如果家乡是一只风筝，他一定要把那条线剪断，让它不再在他的天空飞翔；如果家乡是一艘轮船，他一定要把它凿一个洞，让它沉没，不再在他的生活海洋上漂浮。终于，他进城了，把家乡变成了故乡，变成了他怀旧和减压的地方，变成了他精神上追求的大地。但是，他的写作，从来没有离开过，都是以那片土地为背景的。至于写作经验，在他身上发生过许多奇妙的事，有一天他做了一个梦，梦中有一个老人，告诉他怎么去写小说，于是就成功地写出了让人心酸落泪的作品。他认为，真正支撑小说的还是思想性，“思想者的身影都是独立的，我崇敬那些独立者的身影，即使是一棵老树独立于旷野中也是如此，他们在寥廓的空间里虽然那么渺小孤单，却是独立的，保持了精神的贵族，使平庸的空间有了深刻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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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不再是我生存的地方，而是我怀旧的地方，是我减压的地方，是我们在精神上追求的大地。

主持人：您是合肥哪里人？您的故乡应该给您留下了许多美好或者伤感的记忆吧？

赵宏兴：我的故乡在肥东县的一个乡下，属合肥市管辖。我很小就从大人的口中知道合肥了，但直到快二十岁时，才到这个城市。在少年时，合肥给我平添了许多想象，村子里有人去了一趟合肥回来，都会骄傲许多天的。故乡的那个小村子，春天遍地的油菜花像海洋，但我闻不到它的香味，我在花海中行走，衣服沾上了油菜花黄的颜色，我都用力拍下它。在这里，我燃烧的青春和浮躁的心灵相伴。我曾在一篇散文里写过，如果家乡是一个风筝，我一定要把这条线剪断，让它不再在我的天空飞翔；如果家乡是一艘轮船，我一定要把它凿一个洞，让它沉没，不再在我的生活海洋上漂浮。现在，这个村子成了我的故乡，这一声故乡，是我通过几十年的奋斗得来的；否则，我还在那里生活，怎么能称它为故乡哩！

主持人：我读过您的一篇散文，您在散文里说，在村子里捡到过很多陶片，带到博物馆里让朋友看，朋友说，那是细绳纹，是战国时代的。说明这是一片古老而文脉深厚的土地，这里有很多传奇故事吧？这片土地对您的人生有什么重大影响吗？比如走上文学道路。

赵宏兴：是的，从小我们那儿就有许多瓦片，农民在地里干活时，经常能发现一些东西，我们就感到很奇怪。参加工作后，经常去博物馆参观，才知道那可能是文物。我是我们村子里第一个把这个瓦片拿到博物馆去看的人，专家告诉我这是细绳纹的陶片，是战国时代的，从此，我们这个村子开始进入了历史的视角。前年，一个农民在修水渠时，还捡到了一面铜镜。这个村子给了我许多浪漫的想象，包括青春的浮躁和苦闷，但我那时不知道这些情绪是文学的，它也直接影响了我的文学创作。后来，我写乡村题材，也都是因为这些生活的经历。我写得最好的小说，最有影响的小说，也都是以此为背景的。

主持人：您小时候住的是平房还是楼房？那个村子和房子现在怎么样了？您的父母和兄弟姐妹现在都在哪里？他们生活得怎么样？和您相比，和大城市相比，您羡慕那些留守在故乡的人吗？

赵宏兴：现在在故乡的人看来我也是一个城市人了，他们打工要不到工钱，找我讨账，我开车回来，他们搭我的车子，小孩儿大学毕业了，托我在城里找工作，等等。其实我啥忙也帮不了，但在他们的眼里我是走出去的人，他们说城里事要找城里人解决。我在家里时，住的是一排土墙瓦房，后来工作了，家里就没我的房子了。老房子经过兄弟们的翻修，现在已是二层楼房了，但兄弟们也不在家住了，在城里买了房子。家里的房子还在，只父亲一个人住着。我看父亲时回家，工作有压力时回家，闲时回家，现在的故乡不再是我生存的地方，而是我怀旧的地方，是我减压的地方，是我们在精神上追求的大地，是梭罗的瓦尔登湖。因为我不在上面生活了，所以那片土地成为了我的彼岸，对我有了神性。不知道是不是我与乡村有了距离，还是现在乡村建设得好了，我现在倒是羡慕那些住在乡村里的人，他们住在美丽的环境里，过着“悠然见南山”的生活。

主持人：您同时还是编辑家。你接到作者的稿件，尤其是陌生作者的稿件，他们的名字会影响您的判断吗？我们经常会唯心地认为，名字会对命运产生影响，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赵宏兴：有人说，女性的名字，可能会受到编辑青睐，这是对编辑的误解，或者是一个笑话。编辑每天面对大量的稿件，根本不可能关注作者是女性还是男性，再说也是低级趣味的。说一千道一万，作者把作品写好是正路，动什么歪心思都是荒唐的。作品写不好，再浪漫的名字也没有用。况且稿子的采用还要通过几审的。至于说起个好的笔名容易被记住，那是另外一回事，跟影响编辑审稿是两回事。有作家起了笔名而成名的，也是因为他们作品的质量成功在前，而不能唯心地认为写稿子就是起名字。

主持人：您是一位作家，小说、散文、诗歌样样都写，而且都写得很好。但是毕竟文体不同，要求也不同，最让您看重的是哪种体裁？如果让您评价一下自己，您觉得自己在哪方面成就更大？

赵宏兴：这几种文体我都涉及过，不是同时进行的，而是不同时期对不同文体的追求，但小说始终是一条主线。与许多作家的经历相似，年轻时，对诗歌有过狂热，那个时期写下了大量诗歌，刮过一阵风都能写出一首诗。年轻时写作靠激情，现在写作靠磨劲，有时一篇作品要改十几遍，都不敢出手。小说创作是我用心最多的地方，至于散文写作用汪曾祺的话说是“搂草打兔子，捎带脚”。我的写作不是同时四面开花，当然各种文体的涉及，也给自己从事编辑工作带来好处，就是审稿时都能熟悉掌握，这就是我说的，作家是“偏食动物”，编辑是“杂食动物”。

主持人：提到小说，您的长篇小说《父亲和他的兄弟》影响较大，主要写了“父亲”和“小叔”十几年的恩怨纠葛。这里边主人公的原型是你的父辈吧？他们现在在文本内外的关系如何？

赵宏兴：《父亲和他的兄弟》是我近期创作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这里面的许多章节我都在杂志上发表过，被选载过，获奖过。最初，我写《父亲和他的兄弟》这部长篇小说时，没有想到要这么写，一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中一个老人说，过来，我告诉你怎么写小说。我就过去了，老人一共讲了五条，我记下了三条，其中就有把男性的性格往女性写，即反着写，这样容易塑造人物形象。这个故事有点儿传奇性，却是我真的梦到。我就想到把亲情扭曲着写，写一个受小叔欺负的父亲，亲情的丧失最能打击人心。许多读者留言说，看了心酸，看了想到了自己的父亲，我想这也许就是人物的成功吧。

在生活中，我父亲和小叔关系并不是这样，小说里的人物还是创作成分占多些，用鲁迅的话说，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拼凑起来的。我们这儿的风俗称小叔为“老爷”，为了避免和现实生活中“老爷”的称呼相对应，被误解，我让文中的人物使用了普通话的“小叔”。我写这部小说时，我“老爷”还活着，如果是真实事情，把我“老爷”写得这么坏，我回去他也饶不了我的，现在我小叔已去世几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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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光的链条中，有许多锈迹发生，能够擦拭的唯有思想这块纱布。

主持人：您曾经说过，好作品都有一个共性——思想。思想是一个抽象的东西，您能结合具体的经典文学作品，解读一下“思想”这一概念吗？

赵宏兴：这是一个故事的时代，生活越来越多地提供了故事的资源，而提供给平静思想的资源却越来越少。故事资源的公共性，又使得许多作品雷同，缺少诞生宏大作品的个体体验，譬如前一段时间，几个作家都围绕着一个新闻事件创作小说，改编电影，这样的作品今后还会越来越多。而文学创作是个体性的行为，不是公共性的行为，如何保持自己的鲜明个性，把自己从公共性里甄别出来，我想，这就是思想。

思想是从空间里分蘖出来的，而空间的市场化、文学的边缘化，使得思想在空间里越来越稀薄。我们需要思想，这不是故作哲人状，而是要在有限的资源里，对我们的生活进行梳理。我最初的阅读是从鲁迅开始的，鲁迅给我最大的营养就是思想。随着阅读的拓展，影响我的还有卡夫卡、琼·佩斯、帕斯、米沃什等。

思想者的身影都是独立的，我崇敬那些独立者的身影，即使是一棵老树独立于旷野中也是如此，他们在寥廓的空间里虽然是那么渺小孤单，但他们却是独立的，保持了精神的贵族，使平庸的空间有了深刻的内涵。

洛札诺夫认为，文学的本质并非在于虚构，而在于内心倾诉的需求。写作中，我一次次努力追求现实生活中的超现实意义，保持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和思考，虽然有些时候略显稚嫩，略显“堂吉诃德”，但我努力记录下一些声音，倾听并挖掘，使真实的声音内存于我灵魂的波动之中。

当然，也有人反对在作品里融入过多的思想。纳博科夫说过，他的作品里，不含有对社会的评价，不公然提出什么思想含义。但是，专家在评价他的小说时说，纳博科夫小说里人物所经历的一切，都是人们熟悉并乐于关注的生活，普通的、崇高的、丑陋的都随着人物的活动在发生。其实，这就是纳博科夫的思想。

思想对一位作家为何如此重要？因为无数事实证明，文学作品的第一要素是文学性，经过一般训练，很容易得到。在艺术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思想内涵，是区别作家和作品大小的重要尺度，甚至是衡量一位作者创作后劲的决定性因素。一个思想贫乏的人，仅凭技巧和生活经历写作，我觉得他会重复自己，是不会长久的。

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不能不迷恋思想这个词语，我努力地描写生活中呈现的细节，让它承载我的思想。对现实生活的感受比想象更丰富，它们真实而自然地反映了我思想、感情的原始状态。

主持人：您能讲讲自己的主要作品中的思想性是什么吗？思想性和可读性之间的关系有没有冲突？哪一个更重要一些？

赵宏兴：思想性会增加作品的耐读性，世界上所有经典的文学作品都具有思想性，但思想性不能成为说教性，也不等于陈旧性。说教性会味同嚼蜡，陈旧性会流于浮浅。思想能使一颗心在浮躁中宁静下来，所以，许多作家能够数十年如一日地专注地创作一部作品，而不被世间迷惑，最后取得成功。在时光的链条中，有许多锈迹发生，能够擦拭的唯有思想这块纱布。

这些年来，我按照思想的轨迹平静地写作，并不急躁。还是以我的长篇小说《父亲和他的兄弟》为例，我在父亲的身上，注重了对双重父亲的人物塑造，要使人物典型，就要使父亲具备思想性，这思想性不是直接产生在人物身上，而是存在于背后作者的脑子里。父亲为什么会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就带有我对生活的理解。许多读者看了心酸，流泪，或许是想到了自己的父亲，我想，这可能就是父亲这个人物的成功，这让我感到欣慰。当然，思想性的融入，我永远在路上。

主持人：您的另一个身份是编辑家，目前在主持着大型文学期刊《清明》。您是哪年进入该杂志的？我们同时关注到，在您主持下，《清明》近几年来名家多了，转载率和获奖率高了，这些成果的取得都体现了您精准的办刊思路，您怎么总结这段时间的成绩？

赵宏兴：《清明》是中文核心期刊，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等，2018年获评中国出版政府奖先进出版单位。今年元月，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作家铁凝给《清明》题词：“《清明》应春天而生，是春天的事业。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中，《清明》构成了独特的美景。祝《清明》一秉初心，在新时代、新征程的盛大春风中，迎百花齐放，看姹紫嫣红！”铁主席的题词是对《清明》的高度肯定，是给我们工作的巨大鼓舞，也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信心。

我在《清明》工作已二十多年了，2018年开始主持《清明》工作。现在，作家和主持工作在我的身上共生着。作为一个写作者，对写作永远是迷恋的，但作为一位编者，永远要对杂志负责。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我觉得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应当以集体利益为重，现在，杂志就是我的主业。编杂志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杂志要一期一期地出，出了这期永远都在愁下期“锅里的米”。如果仅仅编一本普通的杂志，是毫不费劲的事，杂志社有的是稿子，但要编辑一本好杂志，就需要劳心劳力了。过去，我夜里醒来，想的是小说人物，现在夜里醒来，想的是杂志。主持一本刊物的工作，责任重大，很考验我的能力。

做杂志就是和作家打交道，他们的平易近人，他们的文学理想照拂着我，使我的精神得到洗礼，生活中有了“诗和远方”。我热爱这项工作，觉得工作是美丽的。多年来，在我和同事们的一起努力下，《清明》取得了一点成绩，这是我感到欣慰的，也是来之不易的。把《清明》办成有影响的期刊，是我和同事们共同的梦想，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的艰难要克服，但我们有信心去努力。

主持人：我非常喜欢“清明”这两个字，每次看到这两个字，会想到杜牧的诗《清明》，会想到怀念亲人的清明节，甚至会想到《清明上河图》。当然现在首先想到的还是你们杂志。您对“清明”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和体验吗？

赵宏兴：在一年的四个季节里，我还是喜欢春季，“清明”节气一到，在我的感情里，就是春天的开始。刚从冬天过来，一下子进入一个温暖的春天，一切都是欣欣然的，充满着音韵的。春天也是我的思维活跃期，我的许多作品都是在春天创作的。清明最令人开心的事，是祭祖踏青，这天，那些平时不常见到的人，也回来了，大家聚在一起，带来新的信息和岁月的沧桑。

主持人：《清明》创刊于1979年，已经四十多年了，您了解杂志当年命名为“清明”的来历吗？杂志有什么是一直不变的和传承的东西吗？

赵宏兴：《清明》杂志是在粉碎“四人帮”后创刊的，寓意是“政治清明”，《清明》的刊名是茅盾题写的，很有书卷气。《清明》自创刊伊始，就把现实主义作为自己的办刊方针，一直坚持至今，没有变化过，将来也不会变化，四十多年一路走来，《清明》硕果累累。我相信每家杂志社都有自己的传统，好似一个家庭里的家风。这种家风是一代代编辑的工作所形成的，一个好的编辑，需要这种家风的浸润和濡养，这种家风又会影响到杂志的风格定位，影响到一本刊物的编辑应当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杂志风格”人物气度。时光飞逝，《清明》编辑换了一茬又一茬，但一群永远的文学“追梦人”不变，坚持创一流文学期刊的梦想不变，培育文学新人，传递文学力量的担当精神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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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志的传统好似家庭里的家风，我对于自然来稿还会多看一眼，就是期待能从中发现“金子”。

主持人：《清明》是中国尤其是华东地区非常重要的文学阵地，在四十多年中刊发过大量精品力作，是改革开放以来文学发展的见证者之一。您能帮我们梳理一下，有没有作品是可以流传下去的，甚至说是要进入文学史的？

赵宏兴：四十多年来，《清明》刊发了大量优秀的作品，为中国文坛的壮丽长卷添上了一抹精美的色彩。比如说，《清明》创刊号上首推的著名作家鲁彦周的中篇小说《天云山传奇》，是当代文学新时期反思文学的代表作之一。《天云山传奇》及同名电影当时轰动全国，一举获得全国中篇小说一等奖和电影金鸡奖、百花奖等。著名作家石楠的中篇小说《张玉良传》，在《清明》1982年第4期头条刊出后，一时间在社会上引起巨大的反响，先后出版了16种不同版本的书籍，同时多次被改编成影视戏曲。这些作品都会流传下去的，也是我们作为《清明》人的骄傲。

主持人：你们在推出名家名作的同时，这些年不遗余力地扶持青年作家，在青年成名成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想问的是，你们在对待文学新人的时候，最在乎他们的和最可惜的是什么？

赵宏兴：《清明》和全国的刊物一样，都承载着“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培养文学新人是刊物义不容辞的使命，在许多领域内，只有文学不设门槛，如过去有著名作家字不会写，只会画符号代替，后来他们都写出了著名作品。但如何培养文学新人，这是一项复杂的工程，还是拿《张玉良传》来说，当时石楠老师还是一个图书管理员，她的作品是我们老编辑在下基层组稿中意外发现的，稿子带回来很快就发表了，引起文坛轰动，成就了石楠老师。石楠老师说，《清明》是她的母刊。在《清明》，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我们也在积累经验。新人有着自己的优势，我们最在乎他们对生活的敏锐性和萌芽性，这也是他们作为文学新人的可贵品质，但我们也发现他们的文学理想容易见异思迁，创作动力往往“过期作废”。培养文学新人，是一项复杂的工程，既要有外因作用，也要有内因作用。我们会与时俱进，不断探索。

主持人：文学新人现在普遍有一个看法，就是发表难，能上《清明》杂志应该是难上加难。他们甚至有一个误会，发稿需要关系，所以经常有人托我们推荐稿件，都被我们拒绝了，因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们想问一下，你们看自然来稿吗？你们在推出新人方面有没有具体的措施？

赵宏兴：“欢迎名人，不薄新人”“沙里淘金，认稿不认人”等，这些都是《清明》的家风，至今我们还在继承。看自然来稿，是编辑的一项基本工作，这个不用怀疑，我们有许多稿件都是从自然来稿中选出的。从自然来稿中选送的作品，我会比约稿还多看一眼，就是期待能从中发现“金子”。当然，作为业余作者发稿心切我们也能理解，记得有一位著名作家说过，要想成为一位作家，最起码要写几十万字的废稿子训练，这都是经验之谈。冰心写过：“成功的花，人们只惊羡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说的都是成长的道理。我们在推出新人上，除了刊出作品外，还帮助开研讨会，请进来实习，跟踪创作等，会因人而异，不拘一格。

主持人：您主持《清明》以来，杂志在原来基础上又有了非常大的发展，品牌效应明显提高。您从栏目设置、举办活动、选稿标准等方面，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办刊思路吧。

赵宏兴：栏目设置是一个刊物的精髓所在，也最能体现刊物的风格和编者的匠心。《清明》在坚持传统品牌栏目的基础上，自2018年以来，又适时推出了《名家新作小辑》《女作家小说专号》等新栏目，很受读者欢迎。但办杂志不是办晚报，栏目也不能太花哨，还是要坚持作为大型文学刊物稳重厚重的风格。刊物毕竟呈现的是作品，不能哗众取宠。我们的办刊思路是“以名家为名牌，以一线作家为中坚，以业余作者为培养”。在保持《清明》“原创性、文学性、现实性”的基础上，创新思路办刊，用心用情办刊。为了适应市场的变化，我们还在探讨如何“立体”办刊，使刊物不再是平面的，而是三维的、四维的或十一维的空间。近年来，我们开展了以每期新出版的《清明》杂志为依托，举办“《清明》读书会”，目前已开展五年，下矿山，走乡村，进校园，向大家分享阅读传递文学，在社会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清明》读书会”还应邀走江苏、山东、湖南、湖北、河南、江西等地。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张炜，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著名作家邱华栋，江苏作家协会原主席、著名作家范小青，著名作家荆歌，等等，都分别参加了“《清明》读书会”。现在，又是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办刊也要与科技手段相结合，比如我们开展数字阅读服务，网上订阅，微信公众号，制作小视频等，给手机上的读者以新鲜感，吸引他们的眼球。

主持人：但现在是一个网络碎片化阅读时代，您是否担心文学的边缘化？尤其担不担心自己编辑的刊物读者越来越少？你觉得纸刊会消失吗？

赵宏兴：这个问题经常被人问到，作为身在文学现场中的人，最有切身的感受。我认为，纸质的阅读方式可能被边缘化了，但文学的现场还在，文学的本质没变。比如官方数字说现在每年出版有四千多部长篇小说和杂志社中大量的自然来稿等，用统计学中的抽样法来分析，这些数字的背后都是庞大的文学现场的存在，但若让文学成为时代的代言人的角色可能已经过去了。现在的阅读是多元的，不能光看刊物的订数多少来论文学的强弱，比如我们邮局的订数确实比过去下滑了，但数字阅读的付费收入却在逐年上升，读者在网上购买刊物每年在上升，这些数字我认为也是看不见的订数吧。在这个文学“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我们有信心办好刊物，有信心为祖国的峥嵘岁月留下壮丽的画卷。

主持人：谢谢宏兴主编。

赵宏兴：不客气，以上只是我个人粗浅的想法，不当之处还请方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