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原标题：《鸭绿江》“十七年”：社会主义文学发端与文脉相承

作为纯文学期刊，《鸭绿江》至今活跃在辽宁乃至全国文坛。尽管在面对市场冲击与新媒体挤压时，纯文学期刊难免困惑焦虑，但是《鸭绿江》对于文学的坚守执着，却显示了编创者的文学勇气和文学热情，而这与早年该刊的文学精神可谓一脉相承。

《鸭绿江》自创办以来，已有75年历史。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鸭绿江》显示了不同的办刊风格，记载了不同历史时期辽宁的文学风貌。新中国成立后17年的辽宁文学在以《鸭绿江》为主的传播载体上得以刊载和流传。考查这一段历史时期不同刊名的《鸭绿江》，可以真正触摸到那一段的文学历史，可以真正理解在当时的政治与文学体制规范下，一份杂志的文学选择。

《鸭绿江》的历史流变与刊物风格

《鸭绿江》历史悠久，自1946年创办以来，几经改刊与更换刊名，但其作为辽宁文学期刊翘楚的地位从未改变。新中国成立初期，《鸭绿江》一度作为中国作协沈阳分会的机关刊物，在文学的政治导向、创作风格上引领着辽宁文学期刊的编创方向，以及辽宁的文艺创作。

历史变迁中的《鸭绿江》

《鸭绿江》于1946年12月创刊，最初刊名《东北文艺》，1948年7月份改名《文学战线》，于1950年2月复名《东北文艺》，1953年10月号改刊名为《东北文学》。1954—1966年的十多年里曾先后更名为《文学丛刊》《文学月刊》《处女地》《文艺红旗》《鸭绿江》等。其间中断6年，1972年9月以《辽宁文艺》为名复刊，1978年7月再度改刊名为《鸭绿江》。

在新中国成立后17年的历史辗转中，《鸭绿江》保持了相对一致的文脉风格，但时代诉求与体制规范也对《鸭绿江》产生了一定影响，不仅刊物几经更名，文风也有所变化。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东北地区灾难深重，日本侵略者奴役这块土地长达14年之久。抗战结束后，国共和谈失败，东北再次陷入战火之中。但在这段时期，解放区的文艺思想已经传播至东北，很多来自解放区的干部、作家投身到工农兵的火热斗争中，作家们的创作热情重新燃起，周立波、马加、刘白羽、曲波等作家都酝酿着自己的鸿篇巨制。当时的中共东北局宣传部决定召开一次文艺工作会议，会议决定创办综合性的文艺刊物《东北文艺》，刊物主编为草明（主编两期）、白朗，办刊宗旨是坚持《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文艺方向，当然这也是《鸭绿江》在新中国成立后17年间一直坚持的文艺方向。当时《东北文艺》的撰稿者多是一些已有影响的著名作家，周立波、赵树理、沫南、罗烽、公木、萧军、塞克、舒群、白朗、严文井、刘白羽等，时有作品发表，刊物最初的文学品质就是极高的。《东北文艺》不仅局限于文学作品，美术、音乐领域的许多名家也在刊物上发表作品，丰富了《东北文艺》的品类样貌。而且，《东北文艺》促进了东北文协的成立，起到了团结当时文艺界的重要作用。

《文学战线》是《东北文艺》历史沿革中的一个阶段性产物，主编是马加和周立波。1948年，解放战争扩展至全国，这一时期的《文学战线》笼罩着浓郁的战争氛围，大量评论文章多属激扬文字，而其中部分文学作品艺术感染力充沛，影响至今，比如刘白羽的《战火纷飞》、舒群的《无敌三勇士》、马加的《江三村十日》（一章）等。生活和战斗在东北的一批老作家相继给《文学战线》撰稿，陈学昭、白朗、宋之的、严文井、戈宝权、雷加、谢挺宇等，都在该刊发表了他们的精彩之作。从《文学战线》开始，刊物即十分注重对文学新人的培养，新中国第一批东北文艺的新生力量相继在《文学战线》发表了充满才华的文学作品。其中，蓝澄的剧本、天蓝和艾耶的诗歌、李尔重的小说、胥树人的评论、安波的大鼓词、西虹描写战斗的故事、华山和周洁夫的报告文学等，博得了读者的一致好评。

《文学战线》发行一年左右，再次改刊名为《东北文艺》，中间停刊一段时间后，又改刊名为《文学丛刊》《文学月刊》。这些刊物不定期出刊，但在稍显零散的发行期间，读者仍能看到东北文学的部分风貌。而且这段时间的许多政治活动在期刊上留下痕迹，一些文学作品较多围绕当时的政治风云而展开，思想界、文化界的诸多问题随之出现。体现在文学创作上的主要问题是僵化教条、题材雷同、人物类型化等。这些问题被当时的一些作家发现，中央“双百方针”由是提出。《文学月刊》及时调整思路，于1957年更刊名为《处女地》，赋予刊物更加浓郁的文学气息，也由此预示文学创作的新生状态。建国初期的文学期刊在装帧设计上形式单一，多为竖排，而《文学月刊》则在学习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最早改为横排，并且扩大和加强了美术作品的园地，使得《文学月刊》的美学品格得以提升。

“双百方针”提出后，《文学月刊》《处女地》积极贯彻中央精神，《文学月刊》开辟专栏，请文艺各界代表参与笔谈，并发表了引起全国反响的《在悬崖上》。这篇小说不仅在题材上突破禁忌，涉猎爱情，而且还描写了当时堪称惊世骇俗的三角恋爱，一时间引起广泛讨论。1956年9月号上刊载了范敬宜的杂文《说鼯》，典雅、生动、轻松活泼，通过“鼯”的形象，讽刺不学无术、主观主义及官僚主义的卑微人物。这一时期的《文学月刊》《处女地》思想活跃、绚丽多彩，清新气息扑面而来，创作空气为之一振。

1958年，文学期刊纷纷调整办刊方向，《处女地》改刊名为《文艺红旗》。《文艺红旗》1959年1月在沈阳创刊，主编思基、井岩盾、江帆、申蔚、崔璇，编辑部主任戴言、曹汀，共出45期，1962年9月停刊。《文艺红旗》一方面继续向著名作家约稿，用名家名作吸引读者，另一方面培养业余作者，很多工人、农民作者在这一时期脱颖而出。《遍地开花》就是为广大业余作者提供创作发表的优质栏目。《文艺红旗》时期，“在文艺上也纠正了前一时期出现的浮夸风，作品的公式化概念化，理论上的形而上学的批判现象。8月份全国召开第三次文代大会，辽宁省相继召开第一次文代大会，贯彻中央制定的“文艺八条”，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方针即是贯彻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辽宁文艺界在东北旅社召开大会，统一了大家的思想，调动起大家的积极性，解放思想，放开手脚，畅所欲言，心情舒畅，给被批判的同志正名，之后便出现了一派繁荣景象……《文艺红旗》即是遵循这一指导思想，努力贯彻双百方针的，提倡题材和体裁的多样化，艺术形式风格的多样化，在创作方法上提倡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在文学艺术上鼓励探索和创新，提倡深入生活，讴歌英雄人物，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面貌。”

1962年《文艺红旗》再次更名，改刊为《鸭绿江》。《鸭绿江》多次更名，却是一脉相承、异名同根的辽宁本土的文学期刊。这份始终作为机关刊物的文学杂志命运多舛，此间可窥历史脉络与政治风云。从那些泛黄的文字中，我们看到了硝烟弥漫的战争、激烈的派斗、人生人性的思索和隽若流水的抒情。

编辑风格：发刊词、编后记与稿约

考查文学期刊的发刊词、编后记和稿约，可以管窥当年的文学生态，以及伴随历史变迁而发生的文学变化。以早期的《东北文艺》为例，发刊词、编后记和稿约，即真切体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学期刊的编创风格。

《东北文艺》的发刊词首先阐述了杂志作为东北文联机关刊物的任务，即：

“团结东北一切爱国的民主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在毛主席为工农兵的新文艺总方针的指导下，和东北人民一起，为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文化思想上的残余势力，完成东北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而奋斗，并在此总的目标下，具体执行东北文代会‘创造新的人民英雄形象’‘把文艺提高到人民建设时期的新水平’的方针，表现人民大众在革命和生产建设中的优秀品质和伟大业绩，创作富有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而又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人民文艺，发挥文艺为经济建设服务于教育人民的伟大作用。”

在如上发刊词中，杂志编创者明确了期刊的宗旨、目的与意义，并且还对文艺创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东北文艺》的稿约如是写道：

1.反映人民大众现实生活，描写革命斗争和生产建设当中的英雄人物和他们各种作品如小说、诗歌、剧本、报告、散文、杂文、童话等。

2.文学艺术理论：作品与作家介绍与批评、各种专门问题的研究，以及与现实文艺运动和创作上有问题的讨论。

3.各地文艺运动的情况、经验介绍、报告总结等。

4.苏联与新民主义国家的文学理论和短篇作品的翻译等，特别欢迎与目前文艺运动方向结合的译文。

5.木刻、雕塑、绘画、漫画及有文艺价值的照片等。

从稿约中基本可见期刊的栏目设置情况，并且对作品形式、内容与总体精神进行了规范。稿约中对 “木刻、雕塑、绘画、漫画及有文艺价值的照片”的约稿，则使得《东北文艺》的作品始终呈现出较为丰富的面貌。作为新中国东北具有开拓意义的期刊，《东北文艺》囊括了多种艺术形式，令其有别于后来改刊后的纯文学刊物。

《东北文艺》第一卷完成后，编辑部撰写了《改进编辑工作，加强本刊的群众性和战斗性》的类似于编后记的文章。文章对《东北文艺》所刊发的作品进行了宏观评价，认为“其中大部分作品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社会的新面貌，新的社会生活；表现了工厂、矿山、农村的新气象，描写了积极人物的积极因素。过去那种以旧的，落后事物为描写对象的作品，已经大大地减少。”但编辑部也认为，刊物上所刊载的文章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与现实结合不够，缺乏战斗性”“未能更好地与文艺运动密切结合”“对初学写作者帮助不够”等等。

《东北文艺》是新中国东北的第一本文艺期刊，它的发刊词、编后记和稿约，基本体现了这一机关刊物的编创风格，即遵循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倡导现实主义、努力推举老中青作家高水准的艺术精品、刊登各种体裁文学新作的风格，始终如一。

《鸭绿江》与作家培养

自创刊以来，《鸭绿江》十分重视对作家的培养，尤其是业余作家、青年作家。可以说，《鸭绿江》影响了一代代青年作者，甚至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很多20世纪50年代成长起来的著名作家都是从这里起步的，比如杨大群、浩然、胡昭、刘真、木青、厉风、刘文玉、陈玙、邓友梅、杨麦、阿红、李云德、李惠文、李敬信、胡景芳、崔德志等。

韶华担任主编时，“感到培养青年作家是关系到我们文学事业前途的一个重大问题” ，从这时起，《东北文艺》就定期举行小型的文学讲习班，为讲习班授课的教师有已经取得一定创作成绩的作家，为青年作者传授创作经验；也有大学教师为学员讲授文学史和文学理论。难得的是，这种讲习传统在《鸭绿江》的发展历史中一直得以保持延续。1960年，《鸭绿江》开辟了“文学讲座”栏目，就文学创作方面的一些问题，拟定统一提纲，学员们分头创作，并用“冀群一”的笔名发表，产生很大影响。《鸭绿江》努力培养文学新人，打破了只看名家头衔或论资排辈的观念，论稿不论人，显示了博大的编辑气度。

改刊后的《文艺红旗》开辟了《遍地开花》栏目，鼓励业余作者创作。这个栏目为青年作者提供了创作园地。主编还指派作家到各市县辅导群众创作，用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办法提高刊物的质量和群众参与度。

许多业余作者走进《鸭绿江》，又从这里走向全国，是《鸭绿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展示自己作品的平台。创作长篇小说《沸腾的群山》的李云德，在《鸭绿江》上发表了处女座《生活第一课》。作品描写年轻的女勘探队员初进森林勘探的故事，生活气息浓郁，表达自然流畅，发表在《文学月刊》1955年10月号上。据作家本人回忆，《生活第一课》是他走向文坛的第一课，《鸭绿江》的编辑慧眼识得了这位日后享誉文坛的著名作家。后来，李云德在《文学月刊》《处女地》《文艺红旗》《鸭绿江》上陆续发表作品，为他后来的大部头创作打下了坚实基础。1959年11月号刊发了初学文的小说《第一擂》和《热力》，作者曾感叹于刊物“为了发现与推出一个不知名的年轻习作者竟有如此坦荡的胸怀”。

《鸭绿江》培养了一批本省的工人作家和农民作家，不仅顺应了政治气候，还打破了文坛的沉闷空气。工人诗人晓凡和刘镇，农民诗人霍满生和金玉廷都从《鸭绿江》走出，并迅速产生了全国性影响。从《鸭绿江》走出并迅速享誉全国的民歌诗人霍满生1959年写出长诗《铁牛传》，全诗23章，陆续发表在《鸭绿江》上，《诗刊》很快转载，受到全国好评。同样是农民诗人的金玉廷也在《鸭绿江》上发表了自己的作品。霍满生、金玉廷的文学成绩来自他们丰富的农村生活经验和极强的文学感悟力，但也离不开一些作家和编辑的点拨辅导。20世纪60年代的《鸭绿江》杂志编辑姜郁文就曾经辅导过霍满生，可见《鸭绿江》杂志对民间作家的厚爱。工人诗人晓凡和刘镇也得到《鸭绿江》的扶持，他们的作品因《鸭绿江》得以发表传播。当时，晓凡等创作的《车间风雷》等诗篇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引起著名作家茅盾先生的关注，特地来铁西了解工人作家、诗人的创作。女作家刘真也是因为《东北文艺》而走上文坛的。1951年，刘真在一个师里任文工队队长，部队入朝作战后，上级为提高刘真的文化水平，派她到东北鲁迅文艺学院学习。刘真来到哈尔滨，在戏剧文学系进修，创作了第一篇小说《好大娘》，刊登在《东北文艺》上。这篇小说展示出作者的生活厚度与创作才华，引起了文艺界的重视，获得1953年 三等奖，宋庆龄、邓颖超亲自为刘真颁奖，使刘真受到很大鼓舞。

《东北文艺》时代：新旧交替的文学选择

《东北文艺》“从一开始就有明确的办刊宗旨和方向，那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的指引下，努力反映工农兵的火热斗争生活” 。从旧中国走向新中国，《东北文艺》做出了自己的文学抉择。

文学性与价值导向

当时的《东北文艺》同其他大多机关文艺期刊一样，主编多由兼有领导干部身份的作家担任，草明、白朗、马加等作家都同时兼有作家与领导干部的身份，因此他们在实践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时，能够时刻保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同时在坚持文学性与对党和国家的忠诚信仰之间做到了很好的平衡。也因此在今天，我们能够在这本期刊上看到许多深具文学价值的作品。

当然，在面对部分作品的导向批评时，《东北文艺》也做出一定回应。比如对《武训传》，对田风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对旅大文工团，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和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以及“胡风”等作品和现象，《东北文艺》都有相应批评文章发表。

当时一些重大的政治活动也都可以在《东北文艺》上找到相关宣传文字。比如20世纪50年代的“三反”、“五反”、抗美援朝等重大历史事件，都在《东北文艺》上以政论或文艺作品的形式得以传播。抗美援朝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一次重大的国际援助战争，在当时中国掀起了支援前线的热潮，而这股热潮同样影响了文学创作。当时的《东北文艺》不仅刊载了号召全民援朝的社论文章《关于文艺界展开抗美援朝宣传工作的号召》《东北文联关于深入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宣传工作的决定》 等文章，还通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诗歌等文学形式支援朝鲜战争。

可以说，《东北文艺》以文艺创作与评论的方式，参与写就新中国的历史，也同时展示了这一时期的文学景观。

革命文本的传播：东北的红色经典

近年来学术界对于“十七年”文学的研究常常聚焦于“红色经典”话题，观照“革命历史小说”。通观新中国成立后17年的辽宁文学期刊，其中革命文本占绝大篇幅，作品鲜明表现出与主流意识形态高度一致的革命属性。因此，考察革命文本如何通过文学期刊进行传播，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17年的辽宁文学。

17年间，《鸭绿江》杂志几经变迁，但在创作上却始终相互关联，革命文本总是其中最耀眼的华章。无论小说、散文还是诗歌，都在主题表达、形象塑造、叙事结构及情感抒发等方面被“编入革命意识形态的编码”。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英雄革命者的崇高，作家常常通过传奇叙事完成主人公的人格塑造，充满革命浪漫主义激情。这一时期的《鸭绿江》刊载了大量表现工农兵题材的优秀作品。如马加的《开不败的花朵》，白朗的《不朽的英雄》《警钟》，江帆的《女厂长》，杨大群的《母亲的愤怒》《爱与恨》，韶华的《战斗中的友谊》《小游击队员》等，都表现了创作者对革命的深刻情感。

革命战争题材小说在辽宁文学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作品数量与质量上也居上乘。中国的近现代历史是战乱频繁的历史，许多作家对战争有过切身体会。解放后摆脱了战争噩梦的人们，不由回想起那些在战争中无畏牺牲、战功赫赫的英雄，书写他们就是记住历史的最好方式。《开不败的花朵》 故事生动，笔墨隽永，流传至今。小说以纪实文笔描写了由延安到东北的干部小分队在草原上行军的战斗历程。小说对英雄人物王耀东的描写生动形象，尤其是对草原风光的表现堪称妙笔。韶华的《战斗中的友谊》 表现朝鲜战场上中朝两军在共同抗击美国侵略者中结下的战斗情谊，深切感人。杨大群曾经深入朝鲜前线，许多作品都以朝鲜战场为背景，表现援朝战争中的种种英雄事迹。《东大坝》 《祖国领空的保卫者》 《无人区的哨兵》 等作品发表后，曾鼓舞了当时的辽宁人民乃至全国人民。小说《一个乡长》以揭露混进革命队伍的国民党特务为故事主线，警示百姓群众在建立地方政权过程中要擦亮眼睛。

表现新中国新农村新气象，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文艺创作的另一重要题材。《东北文艺》《文学丛刊》《东北文学》刊登了大量表现农村题材的小说，尤其是表现农业合作化的作品。蔡天心的小说《韦青河上》《扶持》以表现农业合作化为题材，充满浓郁的乡村气息，小说中描写蒸蒸日上的新景象，感染了读者，获得了文坛的好评。

工业题材创作是17年辽宁文学的独特领域，其中许多优秀作品刊登在不同刊名的《鸭绿江》上。江帆的中篇小说《女厂长》 表现工业战线上女同志的飒爽英姿，在当时引起较大反响。江帆的《爱国心不老》《在竞赛中》等作品也都相继发表在《东北文艺》上。《东北文艺》还发表了许多歌颂建国后各行各业生产标兵的作品，其中《粮食保管员——常永》（杨再）、《孟泰新事》（古凤武） 、《李金枝》（温俊全、单复） 等，这些作品以真人真事为原型，为英雄树碑立传，令时人敬仰。辽宁的工业题材创作记录了新中国工业的伟大进程与工人们鞠躬尽瘁的坚毅身影。

在诗歌创作领域，《东北文艺》发表的大量诗歌同样呈现出革命文本的特征，具体表现在诗人对伟人与对崭新历史阶段的歌颂上。以时代伟人为主人公的诗歌创作，气势磅礴、激情澎湃。而部分叙事诗则以别样的表达记录了历史，谭谊的《万人坑上开了花》是东北光复后人民获得解放的颂歌；《两个爸爸》书写一个绝望少年终于找到救命恩人共产党，由孤儿变成社会主人的欣喜心情。诗人方冰的诗以解放区和延安的战斗生活为题材，语言质朴，情感真挚，他的诗是红色话语的铿锵回响，至今读来仍旧掷地有声。从延安鲁艺走来的井岩盾在新中国成立后创作日丰，成为享誉辽宁乃至全国的著名诗人，他的许多作品发表在《东北文艺》上，后来他成为《文艺红旗》的主编。井岩盾的诗表达了对延安和解放区以及战斗岁月的深切怀念。《东北文艺》第1卷（1950年）、第2卷（1951年）还刊载了大量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诗歌。

1949年至1956年间，《东北文艺》发表了大量书写革命、书写新中国的散文作品。谢挺宇的《生死的友谊》、安危的《鸭绿江边之夜》、白朗的《和平与胜利的象征》、韶华的《祖国和前线》、马加的《在朝鲜的日子》等优秀散文，通过《东北文艺》《文学丛刊》《文学月刊》等异名同源的《鸭绿江》，而被广大读者所熟知和喜爱。

新中国成立初期，以《东北文艺》为主体，辽宁的文学期刊通过大量具有革命文本意义的红色经典，建构了新中国的历史。以纯文学角度审视这段时间的文学期刊，似乎艺术性、可读性都有所欠缺，但透过这些文本可见的历史意义已经超越了其文学意义。

“异端”文学创作与批评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创作具有“异端”风格的文学，与时代语境似乎难以合拍。这一时期的《东北文艺》零星发表过一些抒发个人感怀或表现知识分子生活情感的作品，引起了一定反响和读者争论，随着讨论的深入，批评随之而来。

吴梦起的第一篇小说《伪君子》发表于1951年的《东北文艺》，作者从此踏上文学创作之路。而这篇令吴梦起踏进文坛的作品却引发了争论甚至批评。《东北文艺》1951年第4卷2月号发表了作者本人的《对<伪君子>的检讨》，其他评论文章则从不同角度对作品进行批评。高节操的小说《山沟里的妇女》发表于1951年的《东北文艺》，是一篇带有知识分子自我思考的作品，“小说以浓郁的山村生活气息见长，又具体形象地描写了山沟妇女的纯朴以及揭示她那丈夫的心灵。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进城，大学生毕业，思想随着生活的变化而变，在夫妻生活中引起矛盾，作者视角敏锐地反映了这个变化，提出了问题，在当时还是有影响的。”作品发表后争论激烈。汤凡的小说《一个女报务员的日记》表现青年女工的爱情生活，细腻刻画了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引起争议，后来作者和作品相继遭到不公正对待和粗暴批评。

辽宁文学界对上述作品快速回应，《东北文艺》刊发了大量文章，《一个失败的英雄形象》《对如何创造正面人物的看法》《<他不走了>是对技术人员的歪曲》《从如何“创造英雄人物”谈起》等，申明创作立场。1952年、1953年，文艺界开展整风学习运动，《东北文艺》1952年第5卷2月号发表了江帆的《我对<女厂长>的检讨》、郭锋的《对写婚姻题材作品的几点意见》、佳鄰的《脱离生活，是你作品失败的主要原因》、刘芝明的《是何居心？！是何用意？！》等文章。

《文学月刊》《处女地》时代：“双百方针”与创作繁荣

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艺界的重大事件。这一阶段一批揭示社会矛盾和张扬个人情感的作品问世，文艺的“百花时代”短暂却耀眼。

“十七年”文学的创作总主题是歌颂党和赞美社会主义新生活，而“双百方针”时期大胆干预生活的创作则开辟了新的题材领域和表现对象，是这一时期文学的一种可贵补充。“双百方针”及其指导下的文学创作在辽宁获得了积极响应和丰厚回报，《文学月刊》与《处女地》在理论与创作两方面都适时回应了“双百方针”，促成了辽宁文学繁荣的崭新局面。

“双百方针”提出后，辽宁的理论界积极响应，在众多问题上表现出“百家争鸣”的热烈气氛。1956年，《文学月刊》发表了多篇回应“双百方针”的理论文章。杨角的《解放个性、放宽尺度》、唐景阳的《漫谈“百家争鸣”》、亚丁的《百家争鸣与研究精神》、代一的《应当“万紫千红、引吭高歌”》、沙丁的《为什么会公式化概念化》 等文章，从不同角度对“双百方针”进行回应，并在理论上引导了辽宁的文学创作。

1956年，《文学月刊》《处女地》发表了大量“干预生活”、表达情感、揭示知识分子心灵世界的优秀作品。其中，邓友梅的《在悬崖上》影响最大。小说发表后，首先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小说以第一人称“我”的口吻，讲述了一个恋爱故事。范敬宜的杂文《说鼯》也表现了独特的文学魅力。刘湛秋的散文《月夜·鲜花·广场》，浩然的短篇小说《风雨》《朝霞红似火》，丛深的电影剧本《徐秋影案件》，梁学政的小说和散文诗，王忠瑜的诗歌《蓝色的夜》，邵默夏的诗作《窗下》，胡景芳的儿童小说《山村的孩子》等，都出现在这一时期的《鸭绿江》上，并产生了全国影响。

上述文学成就反映出“双百方针”时期辽宁的文学繁荣，也由此衬托出创作的自由氛围。插上自由的翅膀，文学自然高傲地飞翔。

1957年6月后，文艺界反右斗争影响了全国各地的文艺创作，辽宁概莫能外，作家创作由此陷入消沉。

这一时间，陈屿曾因创作独幕话剧《两条路》而受到批评，作品被认为“在社会主义舞台上故弄玄虚，把国民党特务写得气焰嚣张，长了敌人的威风”，批评文章发表在当时的《东北文艺》上。陈屿后来写作中篇小说《出路》，作品“写的是恋爱的故事，写了女主人公春凤的美貌，也写了花前月下的谈情说爱” ，在当时引起的反响颇大。读者对这篇小说提出了很多意见，由此展开讨论，讨论与批评文章相继发表在《文艺红旗》上。《出路在哪里》 《评<出路>的思想内容及创作倾向》《<出路>是一本好书》 《<出路>的缺点是严重的》 《<出路>还是应该被肯定》 等文章，对《出路》进行不同角度程度的批评，最后升级为对作品的批判，认为这是一篇“黄色小说”，是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唱颂歌，丑化工人阶级” 。

“百花时代”之后，辽宁文学进入当代文学的一个历史新时期。

《文艺红旗》与《鸭绿江》：辽宁文学再焕生机

经历了大约5年时间的紧张形势，辽宁的文学期刊不断改换面貌。1962年以后，《处女地》改刊名为《文艺红旗》。筹备改刊时，正值全国作协在大连召开小说创作座谈会，这次会议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文艺红旗》的发刊主旨。

《文艺红旗》连续几期发表了茅盾的《读书札记》，对发表于1959年至1961年《文艺红旗》上的几篇小说进行评论。茅盾尤其对《交通站的故事》《鹰》（孙峻青），《矿野上》《葛梅》（管桦）4篇小说予以肯定，并提出自己的一些意见。后来，茅盾对韶华的短篇集《渴及其他》发表评论，文章刊发于《鸭绿江》1963年第3期，此外茅盾对崔璇的小说《迎接朝霞》也提出了十分中肯的见解。茅盾的评论文章鼓励了辽宁作家的创作，辽宁文学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

“遍地开花”的文艺创作

“遍地开花”是《处女地》的一个栏目，一直延续到《文艺红旗》时期。这个栏目在《处女地》时期就十分受读者喜欢。当时，刊物还专门组织评论家撰文对该栏目的文学创作进行评价，《清秀的花朵》（张德森、童登都），《“遍地开花”读后》（徐连贵），《广大读者热爱“遍地开花”》（董启哲），《“遍地开花”给我的启发》（刘景文） 等文章，从不同角度肯定“遍地开花”的创作。《文艺红旗》时期，刊物更加重视群众创作，“遍地开花”也因此更受瞩目。其中影响较大的民间作者有霍满生、金玉廷和王国兴等人。“遍地开花”栏目对营造自由的创作氛围起到一定作用。

这一时期的辽宁文学在小说、诗歌、散文等领域都出现了堪称佳作的优秀作品。长篇小说连载是这一时期《文艺红旗》和《鸭绿江》的重头戏。马加的《红色果实》、崔璇的《不平静的白洋淀》（其中一章）、蔡天心的《一个贫农的决心》《东方的朝霞》（《大地的青春》之一章）、江帆的《区委书记》、师田手的《鏖战在荒山上》、曲波的《山呼海啸》、林予的《雁飞塞北》、韶华的《浪涛滚滚》等作品相继在《文艺红旗》上连载。

《文艺红旗》时期，刊物增设栏目“革命回忆录”“工厂史、公社史”，这些栏目十分恰切地反映出当时的时代特征，尤其对“工厂史、公社史”的关注与历史描述，与当时的政治话语高度契合。这些栏目刊发的众多作品，尽管不乏应景之作，但也有一些作品情致深切，不仅感染了当时的读者，即使今天读来仍觉动人。革命回忆录《悲壮的历程》 《关不住的阳光》 等，曾激动过一代读者的心灵。革命回忆录《地下烽火》 （陈屿执笔）以原鞍山市市长李维民同志为原型，其中《战斗在敌人的心脏》《动荡的年代》在《文艺红旗》上连载，受到读者的欢迎和好评。

“工厂史”“公社史”，是《文艺红旗》的独特栏目。在这个栏目中，辽宁的许多大型企业、农村著名的公社都被详尽记录。其中有对大连机车车辆厂纵情歌颂的作品，如《不倒的红旗》《夺红旗》《跑车记》；也有对农村生产景象的深情感怀，如《红花遍地开》，作为史料的激扬文字见证了那个时代。

诗歌一直是《鸭绿江》备受瞩目的文学体裁。这一时期的辽宁诗歌在工业题材、农业题材方面获得了丰硕成果，许多诗作被全国读者熟知。1960年，著名诗人郭小川参观鞍山和抚顺，诗人行走在鞍钢的厂房车间，漫步在煤都抚顺的矿山，满怀激情创作了歌颂“两都”的诗歌《鞍钢一瞥》 和《别煤都》 ，表达了诗人对鞍钢和抚顺矿山工人建设的崇敬心情。这一时期，工人诗人继续活跃在文坛，刘镇的《庆祝元旦》《咱们是时代的总装工（诗四首）》，阿红的《世界的重心》《迎春下战书》，都是充满时代气息的优秀作品。

《文艺红旗》时期，许多散文作家从这里走向全国，刘湛秋的《写在早春的信笺上》 《七十二小时礼赞（外一章）》 《化验室之歌（外一篇）》 《山里的百灵鸟》 等散文作品，进一步奠定了他在辽宁文坛的地位。于敏的散文《西湖即景》 文辞清丽，笔触细腻，抒发了“西湖的美是不朽的，因为劳动是不朽的”真挚情感，被许多评论者认为是当代游记名篇。马加的《蒲河草塘》 以辽宁省新民县（今新民市）为背景，描写蒲河地区人民的生产与生活，语言真挚，表达细腻，是一篇非常具有生活气息的散文佳作。此外，刘真的《纺纱姑娘》、申蔚的《漓江如画》等散文也在《文艺红旗》上发表，并获得了良好反响。

1961年，文坛显示出较为活跃的气象，《文艺红旗》第10期转载社论《肯定成绩，总结经验，进一步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双百方针”进行肯定。《文艺红旗》的文艺随笔、杂文等栏目发表了许多短小精悍的文章，如马加的《草生一秋》、方冰的《眼泪与微笑》、师田手的《昙花与兰》、崔德志的《应该有作家自己的东西》等文章，观念的解放促进了文艺创作的繁荣。

在这一时期继续取得进展，其中《宋江河边》（鲁庸）、《杨树下》（胡忆肖）、《在海边上》（姚翠萍） 等作品产生了一定影响。

《文艺红旗》还刊载了大量美术、歌曲、戏剧与曲艺等形式的作品，为辽宁文艺的全方位发展提供了广阔平台。

异彩纷呈的个案世界

这一时期，个性独特的文学叙事似乎边缘化，但却显出文学的多元与丰盈。国翘的《一件积案》、翟绮纹的《没有说完的故事》，构思奇巧，想象充沛，是难得的文学尝试。

国翘是公安作家，十分熟悉刑侦工作，他的处女作《一件积案》连载于1959年的《文艺红旗》第1、2期。小说没有重复当时泛泛的反革命杀人题材，也突破了爆破投毒的题材窠臼，选择了一件解放前便悬积未查的刑事杀人旧案，开拓了公安法制小说的表现角度。小说的结构模式类似于英美的古典侦探小说，注重情节悬念的设置，在人物塑造上也可圈可点，比如作者在公安人员身上赋以凡人品性，在反面人物形象塑造上也显出人性深度。《一件积案》风格独特，别开生面，一炮打响。

《没有说完的故事》作者翟绮纹，原名王贤才，是一名医生，曾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医院短暂工作。当时的卫生界兴起办“无痛医院”的行动，就是想尽办法解除病人痛苦，使病人在无忧无痛中得到治疗。医院的各科医生各施妙计，努力为患者解除痛苦，比如小儿科的医生和护士，脱掉白大褂，穿上苏联花布做的工作服，以免孩子一见白大褂就哭。作者由此展开想象：如果有个美国人异想天开，要办一所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的“无痛医院”会是怎样的结局？作者于是描写一个美国青年医生，一个偶然机会来到中国，目睹了中国同行正在轰轰烈烈开展的“无痛医院”运动，大受感动，回到美国效仿中国同行的做法，也开办一所“无痛医院”。由于得不到任何支持，又涉嫌亲共亲中，结果处处碰壁，失去爱情，失去工作，失去一切，甚至失去做人的尊严，被强行关进精神病院。这是一篇充满奇诡想象的小说，是当时辽宁文坛的“异数”，也由此可见当年的文学空气相对自由。

文学争论与批评

20世纪60年代初，文学重现自由景象，但短暂的文学繁荣后，文坛再次掀起各种讨论与批评。当时，陈屿的中篇小说《出路》和杨大群的《西辽河传》引发了文坛争论，反响强烈。

陈屿作品的讨论前文已有论述，另外一次大规模的文学论争聚焦于长篇小说《西辽河传》。关于这部长篇，杨大群曾说，在东北沦陷时期，“在我的家乡，很多老百姓每到阴天下雨的时候，就能听到孩子们哭泣着喊妈妈的声音。日本鬼子对无辜生命的残害，已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这也是我生命经历中的永远的痛，正是在这样的情绪下，1956年我创作了长篇小说《西辽河传》。”《西辽河传》以抗日战争前后的西辽河为背景，以孤儿石柱子和游击队队员蒙古族马大哥的命运为情节线索，再现了当年义勇军在残酷环境下斗争的情景，反映了抗日联军和当地人民一道团结抗战的时代主题。这部小说出版后，引起强烈反响，出版社根据读者的要求又进行了第二次印刷，仍然无法满足读者需求。即将第三次印刷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当时这部小说的东北读者分成两派，一些刊物因此辟出版面刊载两方辩论。一派读者称赞小说写得非常真实，符合当年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经历；另一派则认为小说中的东北抗日联军没建立根据地，而且充满了流寇思想，两派争论达到剑拔弩张的程度。不久后，《西辽河传》连载于由老舍主编的《北京文艺》，在北京读者中再次掀起阅读和讨论的热潮。若干篇评论和批评文章发表在《文艺红旗》上，其中《对<西辽河传>提几个问题》《<西辽河传>的问题所在》《<西辽河传>的错误倾向》 等文章引起较大反响。

《兵临城下》剧本于1959年写就，1962年5月由沈阳话剧团演出，剧本发表在《文艺红旗》上。后来长春电影制片厂根据剧本拍摄了电影《兵临城下》，影片上映后获得观众的一致好评，但是这部优秀的电影却遭到了无情批判。1966年《鸭绿江》第6期发表了数篇批判《兵临城下》的文章，认为作品是“毒草”，而编创者则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派立场，美化和歌颂敌人。

1964年，文艺界整风运动波及全国，《鸭绿江》转载了相关社论文章。同年，文艺界展开对“写中间人物”的批判，认为“写中间人物”论 “不是一般的文艺理论上的争论，而是文艺上的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同资产阶级的反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的斗争，是大是大非之争”。《鸭绿江》1964年第11、12期转载了《文艺报》的相关文章，辽宁由此展开了对该问题的讨论。

1966年下半年，《鸭绿江》停刊，6年后于1972年复刊，改刊名为《辽宁文艺》，这，则是后话了。

抚今追昔，《鸭绿江》历经沧桑。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鸭绿江》又一次复刊，再现生机，英姿勃发地走上新的文学旅程。75年来，《鸭绿江》命运多蹇，但对文学的信仰信念始终如一。透过它，我们仍能透视辽宁文学的风貌，它也仍是滋养辽宁作家的摇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