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原标题：写作唤醒了我基因中的文化密码 作家不能自私要把未来留给子孙

潘灵认为，他出生时如果聪明伶俐，也许就不会叫潘灵，而叫潘庸之类的名字了。潘灵是云南昭通人，对于老家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著名作家，他给出的解释是，昭通是苦寒之地，贫困成就了作家，因为改变命运无他途，才挤在了文学这条羊肠小道。昭通人倔强，生下来见到的就是大山大川，提着刀能上沙场，握着笔能上厅堂，所以个个都杀出了一条血路。潘灵第一部小说是为书商写的，目的是为了解决自己贫困的现状，当他把三万元稿费放在床上怎么数也数不清的时候，那个不被人待见的穷小子，从此有了成家立业的勇气。几十年过去了，已经成为知名作家的潘灵，通过写作早就过上富裕而体面的生活，他为此无限感慨地表示：“我现在不为生计写作，我为我的内心生活而写作。毕竟只有手中这支笔，才是我安身立命的工具。”

1 昭通人倔强，生下来见到的就是大山大川，提着刀能上沙场，握着笔能上厅堂。

青年报：潘灵兄好，你的名字是谁给你起的？与“灵”有关的词组有灵活、灵魂、神灵、灵验，你感觉自己与哪一个词组更接近？你就没有想过要起一个笔名吗？

潘灵：我生下来时不会哭，父母以为生的是个傻儿子。当时与我父亲一起教书的是来自昭通城的徐先富先生，说名字要反着取，于是我就有了潘灵这个名字。如果我天生聪明伶俐，一定是叫潘庸之类的名字的。因为如此，我与“灵”有关的词组就毫无关系。也曾想过起个笔名，总觉得这“灵”字太女性化，跟我这五大三粗又呆头呆脑的男人不搭。但思来想去，又觉得还是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好，就只好作罢。我以为，笔名对作家而言毫无意义，有意义的是作品，但有时也对此心存怀疑，如果苏童还叫童忠贵，莫言还叫管谟业，我不知道我还会不会买他们的书。

青年报：你的老家在云南省昭通市巧家县，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块土地好吗？你在这块土地上应该经历过很多故事，能挑几个最具文学性的片段和我们分享一下吗？你的文学爱好和审美是这片土地培养起来的吗？

潘灵：我的老家是一个穷山沟，故乡巧家县半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中国的特困县，去年才摘了贫穷的帽子。那里有高的山，急的河，属于金沙江流域。河流将土地切割得支离破碎，加之又处在地震带上，大震小震不断，山河破碎不堪。我打记事起，就知道家乡石头多，鬼多。很多人都声称自己见过鬼，但我却从未见过，为此常常心生遗憾。家乡到处都是山风和流言，村子里总流传着五十里开外的某家养了长耳垂肩的儿子，某家又生下了眼睛竖着长的妖精状的女儿。到处流传的谎言，被传得真真切切。故乡也因此带给了我胆战心惊的美。我当年读拉美小说，一点障碍都没有，仿佛就是祖父祖母在火塘边讲故事。记得在我十二岁那年春天的夜里，我偷喝了父亲的包谷酒，醉得不省人事，到房后茅厕撒尿，却错走到了桃树下，撒一泡热尿后，就烂泥一样瘫在了桃树下，我在醉梦里竟然梦见了我夭折的哥哥，我和他紧紧相拥在一起。第二天早上我醒来发现自己搂着的是桃树，桃树开着凄然的花。我跟我奶奶说我昨晚见到哥哥了。哥哥就是那棵桃树。我奶奶大骇，她请来端公，给我驱鬼。我后来才知道，我妈生下我哥时，胎衣就埋在了桃树下。我少年时经常去那棵桃树下，跟人打架输了，就冲桃树说你是我哥，为何不帮我？我看了连环画，就对着桃树讲故事。我把它真当成了我哥。我孤独的时候，我就靠在桃树上，仰头看又高又大的山，我说，哥唉，山那边是什么样子？桃树不言。

青年报：昆明和昭通，虽然有三百多公里，毕竟还没有出省，你有没有向往过别的地方？但是昆明和昭通差异又蛮大的，你有没有那种叫作乡愁的情绪？

潘灵：当然。最向往上海，总想戴着黑礼帽，穿着黑风衣，戴着墨镜，出入灯红酒绿，一掷千金。嘴里叼着大雪茄，一脸玩世不恭，打个响指，就能唤醒江湖，就能迷住窗下绣鸳鸯的大姑娘。但毕竟乡愁就像上海，于我仅是好梦一场。我在昆明生活了三十多年，依旧觉得自己是个游子，是个地地道道的昭通巧家人。

青年报：提起云南昭通，我们立即会想到一个作家群，这里出现了雷平阳、胡性能，年轻一辈里还有王单单、杨碧薇等。你能否解读一下，走出如此众多作家的原因是什么？

潘灵：其实，过去的昭通出武将，不大出文人。过去文人在昭通是不受待见的，谁说自己是作家，就是个笑话。到我们这代，大家不约而同提起了笔。究其原因，是因为改变命运无他途，才挤在了文学这羊肠小道上。昭通是苦寒之地，贫困成就了作家，书写苦难曾是昭通作家的杀手锏。刚好，那时的文学作品赛着比贫穷。昭通人倔强，生下来见到的就是大山大川，提着刀能上沙场，握着笔能上厅堂。我们昭通人，形容某人能，就说这人狠，写文章也有股狠劲，行文也就陡峭。文似看山不喜平，昭通文学都是崇山峻岭，急流险滩，昭通的地理和人文造就了昭通作家群。

青年报：你们来自同一片土地，目前多数又身处昆明，平时应该有很多雅聚吧？由于文化背景和人生经历大体相同，有共振应该也有“冲突”，但是从创作差异化的层面而言，你觉得有利和不利的分别是什么？

潘灵：年轻时总是挤在一起，打牌喝酒下棋，鬼哭狼嚎，年长了就互相揭短，照样嬉皮笑脸。但明显感觉得到的是过去那股热乎劲不在了，说话也彬彬有礼，又充满克制，场面上都是人模人样，都说该聚一起大醉一场，但总是没了召集人。过去都说自己的作品好，现在都夸他人的文章锦绣。过去“摩擦”不断，而今相敬如宾。我是真有感慨，那就是我们真的在老去！真的！就其创作而言，大家都越写越成熟，同一块土地，却生长出了大相径庭的作品。过去都写苦难，现在视野开阔多了。我们似乎也默认了这种不同。不同于文学，是大好事。

青年报：你是农村出身，也可以说是农民子弟，你摆脱掉这一身份的方式是上大学吗？你的文学创作是从这一时期开始起步的吧？

潘灵：我不认为我已摆脱了农民身份，我压根儿就是农民，只不过是一个生活在都市的农民，一个码字的农民。我确实是大学时开始文学创作的，我不是中文系的学生，写作是因为没有其他特长，大学不像中学，做个优等生就能通吃，大学是特长至上的，你要会踢足球，就是同学眼里的明星，你要会弹吉他，你就是爱情世界里怀抱冲锋枪的英雄。因为是农民出身，过去担心自己的作品土气，现在是怕不够土气。不瞒大家，我持续写作的动力，就是企图纸上还乡。

青年报：根据资料显示，你最初是写诗的，你还记得自己发表的第一首诗吗？回过头来，你怎么评价那时候的作品？

潘灵：我发表的第一首诗，叫作《七月的山村》，就发表在我现在主编的刊物上，只不过那是1985年，刊物也不叫《边疆文学》，而是叫《大西南文学》。我那时的作品，像那时的我，幼稚，但年轻，充满了热情与活力。后来不写诗了，而改写小说的原因，是我发现我的叙事能力超越了我的抒情能力，我以为我是一个讲故事的能手。

2 我的基因中存有我民族的文化密码，它被写作唤醒，并让我与其他作家有了不同。

青年报：你第一部小说就写了长篇《血恋》，据说是为书商写的，也就是奔着市场去的。请问写这部小说最后的收益怎么样？如今几十年过去了，你凭着写作过上了富裕而体面的生活，你现在的写作热情主要来自哪里？

潘灵：是的，当时得了三万元稿费。我把它放在床上，怎么数也数不清，不是多了就是少了。我那时是月光族，想成家，结束单身生活，但穷得办不了一场婚事。有了这笔钱，我就有了成家立业的勇气。上世纪90年代，三万元钱绝对是个大数目，我想，从此我不再是个不被人待见的穷小子。我现在不为生计写作，但我为我的内心生活而写作。毕竟只有手中这支笔，才是我安身立命的工具。

青年报：给书商写，也没有什么不好，起码要想着市场，要有强烈的可读性。现在很多文学作品，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好看，从而失去了很多读者。但是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往往取决于思想性，你觉得可读性与思想性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潘灵：你说得对，没什么不好！我经常说，我是生错了时代，晚生20年，我一定是个网络作家。凭自己的文学赚钱有啥错！但文学毕竟不是商品，图书也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市场商品。给书商写，给二渠道写，可读性，吸引眼球是第一位的，但为自己写，为理想的读者写不同，精神和思想才是第一位的。可读性与思想性不是矛盾体，更不是对立面。优秀的作家不会拒绝读者，他会自然而然吸引读者。我想，与时代结合，与当下结合，与大众结合，作品对读者就有了代入感，有了时代特征，也有了思想性。我以为，不存在为未来写作的作家，你的作品没有今天，它能活到未来？痴人说梦，骗的是自己。

青年报：你曾经进入昭通市任过宣传干部，2006年又挂职保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这两段经历对你的文学创作和价值观有什么改变吗？

潘灵：当然有。在宣传部门工作，我更加认识到文学作品不是宣传品，而是艺术品，好的宣传品也一定是艺术品。在宣传部门工作的经历，拓展了我的视野，也使我在创作中更注意文学性与思想性的结合和统一。我不再为迎合读者写作，作为作家，有责任用自己的作品去引领读者。文学作品怎么写，是作家个人的事，但作为一种精神产品，作家就必须承担建构社会精神价值的义务。

青年报：尤其是在保山挂职的两年里，创作了以腾冲翡翠文化、滇西抗战文化为题材的长篇小说《翡暖翠寒》，以及反映保山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长篇小说《泥太阳》。这两部作品都有着十分明显的时代性，你觉得文学作品与时代的关系是什么？

潘灵：文学作品是时代的产物，无论作家写历史，写现在，还是写未来，其实写的都是当代，所有的作品都是当代作品。至少，他的精神是具有当代性的。

经典是不朽的。经典之所以是经典，是因为它的精神价值和情感价值是超越了时空限制的。经典属于所有的时代。正是经典成功地写出了一个特定的时代，它才得以流传，最后成为人类的共同情感和价值。

青年报：最近几年，你又在中篇小说上发力，写出了许多影响力很大的作品，最近的一篇是刚刚被《小说选刊》转载的《太平有象》。这篇作品同样具有少数民族叙事风格，易地搬迁后宁静祥和的太平村，哀鸣的野象群，一头受伤的幼象，这些都与你的布衣族身份有关。你能结合自己的作品，讲讲少数民族血统对你的创作产生了什么影响吗？

潘灵：我这些年写了不少中篇，而且逐渐喜欢上了这种文学体裁。中篇能让作家从容地讲好一个绝妙的故事。我的民族是一个对故事着迷的民族，他们讲故事是生活的一部分，是人生的一部分，我的民族就活在故事中。我打小生活在以汉族为主体的地方，原以为民族对我来说仅是一个空洞的符号，但自从我开始走上文学创作道路，我才发现，我的基因中存有我民族的文化密码。它被写作唤醒，让我的小说跟汉民族作家有了不同。

青年报：你的《泥太阳》获得了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骏马奖，同时你又是两届骏马奖的评委，你觉得少数民族文学最大的优势是什么？与汉族文学最大的不同是什么？二者之间共同的特点是什么？

潘灵：我以为少数民族文学最大的优势，就是它的寓言性和故事性。很多我周遭的民族兄弟姐妹，他们活得很文学，尽管他们很少接受文学的熏陶。有这样一个发生在怒江峡谷的故事。在陡峭的怒江山坡上，傈僳族家的公牛与怒族的母牛相遇了，两头处在发情期的公母牛，见面想干的第一件事自然是交配。公牛太强壮，母牛太娇小，加之山坡又陡，承受不住，两头牛滚下山坡，都摔死了。两家牛主人理论上了，都认为是对方的责任，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都认为自己有理，最后双方都邀约了人，试图用一场械斗解决问题。就在双方就要兵戎相见时，走过来一个藏族的老者，他说你们这些人羞不羞呀，人家两头牛是爱死的，你们要真打了架，一辈子都要在恨中活着。老者说完扬长而去，两边的族人呆若木鸡站了一会，都觉得老者说得在理，就各自埋了死牛，回了自己族人居住的山寨。我举这个例子不是杜撰，这是哈尼族作家存文学长篇小说《碧洛雪山》里的情节。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我以为前者更感性，后者更理性。共同点是它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学。

青年报：你创作出了那么多作品，如果让你挑一部，留给百年以后的读者，你觉得会是哪一部？

潘灵：我现在写作，跟过去不一样，过去老想着市场和读者，而现在却很少考虑读者。如果一个作者，心里总想着读者，定会“用心良苦却成空”。我现在只想为我自己写作。我写作几十年，其实没有一部作品让我百分之百满意，我并不是一个自信的作家。如果硬要挑一部，我会说我喜欢我的中篇小说《奔跑的木头》，我看似写了一个彝族故事，塑造的却是一个布依族的平民英雄。木头的忠诚，胜过了他的超能力。写作，我不关心未来，我只关心当下。作家不能自私，要把未来留给子孙。

青年报：你的作家身份，可聊的地方实在太多，但是现在必须聊你的编辑身份。曾经轰动一时的《大家》杂志1994年创刊，你是主创人员之一。你能回忆一下当时的台前幕后吗？

潘灵：《大家》的诞生，是一群文学理想主义者下的蛋。上世纪90年代，云南出版界的一批“堂吉诃德”凑在了一起，他们想跟文学玩一场斗风车的游戏。我那时二十多岁，乳臭未干，满脑子想着做一个好的文学编辑，试图助力中国作家圆那个望穿秋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梦。《大家》的创办者，主要是从云南人民出版社的文艺部里抽出来的，我是，李巍是，欧阳常贵是，韩旭也是。海男是来自社里一个社科方面的编辑部。美编西里，当时是守出版社大门的。这群人凑在一起办一份先锋的纯文学刊物，在当时人们看来，就是一个笑话。但就是这群人，却办出了轰动中国的一本大型文学期刊，真是乱拳打死了老师傅，让整个中国文学期刊界瞠目结舌。其实，深究起来，这批人中，大多是云南人民出版社“拉丁美洲文学丛书”的编辑。一个边疆出版社，能把拉美文学引进中国，显然是有魄力的。办《大家》，就是有魄力的理想主义者，干了件不可思议的有魄力的疯狂事。所谓台前幕后，清一色一帮理想主义者。今天，文艺出版界这样的人不多了，他们更多的是现实主义者。

青年报：我们印象最深的是，《大家》创立了一个“红河文学奖”，奖金是10万元，第一届获奖的是莫言。据说《丰乳肥臀》是你编辑的，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与这篇作品关系巨大，你讲讲你与莫言之间的交往吧。

潘灵：《丰乳肥臀》是我和《大家》主编李巍共同当的责编，稿子是我组来的。当时我游走在中国文坛的名家之间，试图找到一个配拿10万元奖金的作品，但要么是不符合《大家》先锋品格，要么是写得太大胆不敢拿。一个偶然的机会，莫言的朋友说有一部惊世之作，书名一说出我当时吓了一跳，但我抱着一大堆复印稿看了半晚上，就带着它在凌晨上了飞往云南的飞机。那时出版社领导很开明，主编李巍更是认为找来了心仪之作。

我跟莫言其实并没多少交往。《大家》创刊之前，请过他、王朔、刘震云、刘恒、陈染、林白、刘毅然等在北京东四健力宝餐厅吃过饭，席间还请他们题了字。王朔那时是“明星”，注意力都在他身上了。第二次是《大家》创刊的首发式，我和他寒暄过两句，一起合了个影。仅此而已。

3 我们的生存状态不好，因此就失去了当代名家，却发现了未来文坛的风云人物。

青年报：你是哪一年进入《边疆文学》的？你记得第一次进入编辑部时的印象吗？你最近一次到编辑部干了什么？如今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周围环境变化的和不变的分别是什么？

潘灵：我是2008年10月过完国庆节后进入《边疆文学》的，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打算过离开我工作的出版集团，但我去保山市委挂职回来，集团里已经没有了我的位子。我2008年4月回到云南出版集团，闲了半年。后来，我的老领导郑明给我伸出了橄榄枝，说《边疆文学》有个主编的位子空缺，问我去不去。我记得当时我正在诗人雷平阳家里跟他喝酒，他说，老潘，去，毕竟是一个平台。我想了想，听了他的劝，就答应了当时任省文联书记的郑明老领导。说心里话，我后来有段时间，都以为自己是头脑发热，毕竟，出版集团给我的收入比文联要多得多。我到了《边疆文学》，第一印象就是这个编辑部跟我曾工作过的《大家》编辑部很不同。当时的编辑年龄都偏大，好几个都接近了退休年龄，气氛显得有些沉闷。当时我什么也没干，觉得自己就是个光杆司令，但我清楚，要用当年办《大家》的方式去办《边疆文学》，我这个负责人一定是短命的负责人。现在，整个编辑部都偏年轻，气氛跟过去相比，活跃了不少。

青年报：《边疆文学》创刊于1956年，在西南地区乃至中国文坛的影响力非常大。你们为什么叫总编而不是主编？你是哪一年升任总编的？你和历任的哪些总编有过交往？他们身上有哪些为人为文的故事至今影响着你和编辑们？

潘灵：是的，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边疆文学》是本有影响力的刊物。有“北有《人民文学》，南有《边疆文艺》（《边疆文学》前身）”一说。我调到《边疆文学》担任了一年的执行总编辑，一年后就成了总编辑，在这个位子上一晃已13年多。之所以叫总编，没叫主编，是因为当时还有中旬刊和下旬刊。我和《边疆文学》前几任主编均有认识，但交往不多。多一点的是张永权老师，他是我的诗歌处女作的编辑。至今，他都一直关心我，给我鼓励和支持。我的前任的前任的前任是冯永祺老师，一生都是一个端庄优雅的美人，年轻时参加革命，据说还跟贺龙元帅跳过舞。她前几年去世，我去参加她的遗体告别仪式，发现她就是逝世了，依旧安详而美丽，依旧保持着让人仰慕的气质——一种忧郁的咄咄逼人的美。

青年报：你主持《边疆文学》以后，在与作家们打交道的过程中，应该有很多的花絮或者佳话，你能总结几个对作家成长有启发意义的分享一下吗？

潘灵：我来《边疆文学》做总编辑，与全省的作家诗人都有密切的交往，跟外省的作家诗人也过从甚密。但我印象最深的，恐怕是诗人刘年。2009年在北京，刘年听说我是《边疆文学》的老总，就拿了一本脏兮兮的油印小册子给我看。我打开一看是他的诗歌，其中有一首我至今还记得四句：“真想再做一次土匪/独霸那方山水/赋税不许进来/风光不许出去”。这四句诗打动了我，我因此来了大哥脾气。我问他现在在干啥？他说在流浪。我于是就动容地对他说，混不走了，就来找大哥。说完这句话后，没几天我回了云南。但五个月后的一天凌晨五点，我被急促的手机铃声唤醒。手机里传来一阵湘西普通话：大哥，大哥，你在哪里，我来投奔你了。我问，你是谁。他说，我，刘年呵。我想了一阵，脑子里没出现他的样子，却冒出了那四句诗。我说，你来吧。他说，我是在湖南开往云南的火车上给你打的电话。他来我这里，在我编辑部里做了几年临时工，老黄牛一样给我做编辑，老黄牛一样勤勤恳恳写诗。他在云南的几年，是他诗歌飞速进步的几年。他现在是著名的行吟诗人，有了许多粉丝，佳作不断。现在想起来，记忆依然是温暖的。

青年报：受到新媒体的冲击，传统报刊纷纷关闭，而且文学非常不景气，文学期刊更是举步维艰。《边疆文学》在生存方面都有哪些困境？

潘灵：《边疆文学》经历过一个漫长的办刊经费困难的时期，一度曾是稿费标准较低的省级文学期刊，但近年来得到云南财政的大力扶持，生存状态大有改变，跟大多数省级文学期刊相比，应该是一个中偏上水平。我们真正的困境是受众越来越少，刊物的发行量偏低，影响力有限。但这个困境，应该是大多数省级文学期刊共同的境遇。现在不少杂志的稿费是千字千元，这是我们想都不敢想的稿费标准。我们平均稿酬也就两三百元。要跟影响力比较大的文学杂志竞争，底气就输了。我们发不了名家的稿子，就转而去发现年轻作家的佳作。有时也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我们失去了当代名家，却发现了未来文坛的风云人物。

青年报：你的业余时间都是怎么打发的？你还有别的什么兴趣爱好吗？

潘灵：我是一个爱好广泛的人，对俗世生活沉迷太深。我会打牌，搓麻将，侃大山。我的兴趣爱好一点都不高雅，挺俗的，有时也会逛逛菜市，做做美食。我相信孙犁老作家说的话，有出世思想的人，是不会写小说的，也写不好小说。真正的小说家，就像芥川龙之介说的那样，是一个精于世俗的诗人。小说家很辛苦，熬灯守夜爬格子是家常便饭。我们辛劳，但充实而诗意地活在这人世间。在世俗中活出诗意，在红尘中找到诗意，这才像个优秀的小说家的样子。

受访者简介：

潘灵，布依族，云南巧家人。现为云南作家协会副主席，《边疆文学》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宣部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云南省委联系专家。出版有长篇小说《泥太阳》《翡暖翠寒》《血恋》《情逝》《红风筝》《香格里拉》《市信访局长》《半路上的青春》等八部，结集出版中篇小说集《风吹雪》《奔跑的木头》等两部。作品多次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转载，中短篇小说多次入选中国作协创研部等主编的年选，有小说被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曾获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云南文学奖一等奖、云南省精品工程奖、《小说选刊》年度奖、《民族文学》年度奖多个奖项。曾参与创办大型文学双月刊《大家》，编辑的文字图书曾获中宣部第七届“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图书奖、中国图书奖。曾任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评委，第十一丶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评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