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中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话题：“谁使弥尔顿成为经典？”他认为，尽管在弥尔顿之后直至18世纪和浪漫主义时代的几乎每一位重要诗人和批评家都对其经典化作出了贡献，但作家个人“直接战胜传统并使之屈从于己”才是检验其经典性的最高标准。[1]作为经典化路径与方法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写作固然重要，但原创性才是经典化的内在依据。围绕上述话题，不妨进一步追问：在批评家和文学史家之外，被经典化的作家是否可能主动参与这一经典化进程？换言之，一个作家既具有明确的经典意识，追求布鲁姆所谓“原创性”或“陌生性”，又主动通过文学批评或文学史写作来确认、推广自我的经典价值，这能否定义为一种“自我经典化”？事实上，尽管布鲁姆并没有明确提出“自我经典化”这一术语，但他从“影响的焦虑”出发，提出了经典的“竞争性”法则：“渴望写出伟大的作品就是渴望置身他处，置身于自己的时空之中，获得一种必然与历史传承和影响的焦虑相结合的原创性。”[2]这种“原创性”与“竞争性”的辩证统一，为我们理解与阐释作家的“自我经典化”提供了理论依据。

现代中国文学的“自我经典化”，并非始于沈从文。此前，梁启超、胡适、鲁迅、郁达夫等人的自传写作就具有鲜明的“自我经典化”色彩，《中国新文学大系》编辑出版的原初意图和实际运作情形更体现了一个时代的文学的“自我经典化”总体构想，但恰恰是这一对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确立产生深远影响的出版工程，忽略了置身于同一历史时空中的沈从文，这就带给后者多重“影响的焦虑”：他不仅要与中外文学大家一争高下，还要在与同时代作家作品的竞争中确认自己作为经典的价值所在；不仅如此，在政治文化语境急遽变化的1930年代，他对文学商业化、政治化趋向的双重警惕与对文学经典的社会功能、时代价值的诉求，捍卫了“何为经典”“经典何为”的知识立场。就此而言，沈从文的“自我经典化”具有不容漠视的文学史意义。因此，本文拟从沈从文的小说选本、文学批评、文学教育等活动入手，考察其“自我经典化”的内在理路、策略方法及其成效。

一、小说选本的世界视阈与文学史诉求

作为文学批评的一种重要方式，选本不仅关涉文本的保存和传播，还隐含选家对文学作品的价值评估。鲁迅在《选本》中指出：“评选的本子，影响于后来的文章的力量是不小的，恐怕还远在名家的专集之上。”[3]作为独具慧眼的文学史家，鲁迅看到了选本之于经典建构和作家声誉的重要意义。小说选本在确立小说的价值、地位等方面具有鲜明的导向作用。小说选本的出版，一方面通过结集整理，作品得以流传，免于散逸；另一方面又通过筛选评估，令入选小说声誉鹊起，进而深刻影响作家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定位。

小说选本也是沈从文进行“自我经典化”的重要途径，而1935年7月问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就是一个契机。该集由鲁迅选编，收录范围为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之外的所有小说作品。沈从文原本对它满怀期待：“我们很希望有人肯费些精力来用一种公正谨严态度编辑一部现代中国文学发展史，给这个新文学运动结一次账。”[4]结果却给了他沉重一击，正如他后来所言：“看看《新文学大系》三厚册小说集即可知道，我已写了六十本书，却故意不要选我的，这也是趣事！”[5]其时，沈从文已写出《边城》这“一颗千古不磨的珠玉”[6]，是名副其实的“京派”主将，并主持着《大公报·文艺副刊》这一国内举足轻重的文艺刊物，《中国新文学大系》作为整理、保存新文学及确立新文学作家经典地位的重要选本，照理不该将其遗漏。

作为回应，1936年5月，沈从文将自己选编的“十年创作纪念集”——《从文小说习作选》交由良友出版。这个精心策划的自选本，对于正处于创作成熟期的沈从文而言，其重要性自不待言。事实上，早在1934年初，沈从文便已萌发编印自选集之意。就在从北京返回凤凰途中校对《月下小景》之时，他对自己的创作水平有了新的认识：“细细的看，方知道原来我文章写得那么细。这些文章有些方面真是旁人不容易写到的。”[7]他随即又致信张兆和，表达了想要编印选集的强烈意愿：“我想印个选集了，因为我看了一下自己的文章，说句公平话，我实在是比某些时下所谓作家高一筹的。我的工作行将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播得远。我没有方法拒绝。我不骄傲，可是我的选集的印行，却可以使些读者对于我作品取精摘尤得到一个印象。”[8]他在信中罗列了具体篇目，且预备为选集写一篇介绍性的文章，以向读者全方位展示自己的创作实绩。可见，沈从文想要编印自选集绝非一时冲动，而是经过反复考虑之后的结果，也体现了他的高度自信。

对于自己不同时期的创作水平，沈从文了然于胸。这在其传记中有明确呈现：“在十六年左右，我只能说是百十小说作者其中之一员，到廿年以后，我应当说是比较优秀的一员了。”[9]自1929年9月经胡适推荐入职中国公学后，他的物质生活渐趋充实，也开始以更为积极的态度进行知识积累和写作训练。校改《月下小景》时，恰逢写作《边城》之际，对于小说创作已然有会于心的沈从文，自能意识到这些作品潜在的价值，故萌生编印选集之意，《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则直接刺激并促成了《从文小说习作选》的出版。这表明，编印《从文小说习作选》是沈从文在其创作成熟期自觉进行的一次“自我经典化”行动[10]，赵家璧在《良友》广告词中声称该书选入了沈从文“自己所认为最满意的作品”[11]，亦可从侧面印证这一点。

沈从文通过编印自选集的方式来进行“自我经典化”，也与他的文学史诉求密不可分，这在1947年出版的《中国大地：沈从文小说集》（以下简称《中国大地》）中体现得更为明显。该书由西南联大英籍教师白英（R·Payne）和学生金隄选译，内收《从文小说习作选》中部分短篇并加入《边城》，代表了沈从文小说创作的最高水准。对这一选本，沈从文自己是相当满意且有所期待的。他在1944年9月16日致信胡适说：

这本书幸而能译成英文，内中多涉及中国农村与兵士平凡哀乐，给英美读者印象，很可能与其他现代中国小说（如林语堂、熊式一及其他人写的）内容不大相同，要国外读者相信这也是中国的事情，最好的一个介绍者、说明者，也只有先生。所以希望先生能高兴为写个短短英文序言，放在书上，让这本书因您的序文，给英美读者一个较新也较正确的印象。 [12]

这段话折射了沈从文“自我经典化”的世界视阈，看似平淡无奇，实则蕴含深意。胡适早年游学美国，1938—1942年间又受国民政府委派担任驻美大使，在英美颇有影响。沈从文请求胡适为《中国大地》作序，或基于三个方面的考量：其一，在物质生活层面，借助胡适的力量扩大选集的影响和发行，使译本能在国外畅销，以此改善自己的生活处境；其二，在学术层面，通过发行译本这一契机前往美国，向西方介绍“现代中国文学”的得失；其三，在文学史诉求层面，沈从文意识到自己的小说和时代、现实的距离，在共时性的意义上很难成为“时代经典”，但他又对其超越时空的艺术价值充满信心，遂将目光转移至国外，把它置于世界文学的视阈中加以观照，在强调艺术独创性的同时挣脱时代语境的藩篱，以期在世界文学经典领域占据一席之地，这也凸显了沈从文在文学创作上的自信与雄心。

事实上，自从1948年被郭沫若公开斥责为“反动作家”之后，直至1970年代末，沈从文的作品在国内屡遭冷遇，相关研究在国内也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但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海外对沈从文作品的译介、研究仍稳步发展，有多种小说译本及研究专著问世。1961年，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以“文学性”为核心，对沈从文作品价值加以重估，称他是“中国现代文学中一个最杰出的、想像力最丰富的作家”[13]，明确了其文坛大家的地位。其后，司马长风在《中国新文学史》中也盛赞沈从文为现代中国“短篇小说之王”[14]。诸如此类的评价及定位，都与《中国大地》等作品在海外的成功出版有关，而沈从文对这一过程的积极参与，彰显了其“自我经典化”的隐秘意图。

沈从文“自我经典化”的世界视阈究竟生成于何时？答案要到《活的中国》中去寻找。这本由埃德加·斯诺主编的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译本，在1936年出版后颇受好评，多次再版。斯诺通过这一译著为西方国家了解中国架构了一道精神桥梁，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活的中国》收录了沈从文短篇小说《柏子》，文前作者小传乃是沈从文根据斯诺的要求而作，其中有一句话颇值得玩味：“沈从文最著名的作品是《阿丽思中国游记》，这是一部长篇讽刺小说，在中国，这种形式是别开生面的。”[15]作为沈从文的长篇小说处女作，《阿丽思中国游记》固然不失为一篇佳作，但《丈夫》《边城》等作品在当时的声名远在其上，沈从文却为何要将它视为自己“最著名的作品”呢？这一说法涉及该书的生成模式与价值设定。《阿丽思中国游记》是沈从文在英国女作家刘易斯·卡罗尔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一书的启发下创作而成，本意在戏拟与模仿，两位主角阿丽思和兔子也都源自《阿丽思漫游奇境记》，但沈从文后来却说：“我已把这一只兔子变成一种中国式的人物了。同时我把阿丽思也写错了，对于前一种书一点不相关连”。[16]《阿丽思中国游记》当然不至于跟《阿丽思漫游奇境记》毫无关联，书中的两个主角也并非完全是“中国式的人物”，但又的确与《阿丽思漫游奇境记》里的角色迥然不同。准确地讲，这两个角色表征着沈从文对西方的想象，此即关节所在。“最著名的作品”一说，暗含他想要快速进入西方主流文学视野的意图与机智。这一论断本身蕴涵有沈从文的双重预设：其一，《活的中国》在美国出版后或将引发西方文艺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关注和探讨；其二，《阿丽思中国游记》若能借助《活的中国》在海外出版这一机遇传播到西方，将比自己其他任何作品产生更大的冲击力和话题性。沈从文此举实属隐秘，其中透露出来的“自我经典化”意识，可谓别出机杼。

二、文学批评与自我阐释

进入20世纪30年代，沈从文的创作日趋成熟，但他很清楚自己的那些“与一般说法不同，与流行见解不和”[17]的作品，同时代语境、社会情状之间的鸿沟并未消弭，难以成为公认的“时代经典”；同时，他对自身创作超越时空的艺术价值又充满信心。随着自我认知的逐步提升，沈从文在创作之余反复阐述自己的文学理想，对自己感兴趣的或影响过自己的作家作品发表看法，甚至对自己的小说进行评价。这从文学批评层面体现了沈从文所具有的创造经典的自觉。

在为数众多的引言、序跋、书评、时论和文学专论中，沈从文常常结合具体文本对自己开拓的小说领域或艺术技巧发表看法，并通过自我阐释为自己的小说定位。这些申说带有明显的意图：一方面，它体现了沈从文对自己创作的肯定；另一方面，也展露出沈从文对具体作品的艺术追求与自我期许。这种自我期许和文本的最后实现也许并不完全一致，但渗透其中的创造经典的自觉意识表明：这些引言、序跋、书评、时论和文学专论具有突出的经典批评话语功能，是沈从文实现“自我经典化”的有效路径与方式。

这些批评话语，有一部分是对文学理念的传达和创作经验的描述，如《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指出：“作者需要有一种觉悟，明白如果希望作品成为经典，就不宜将它媚悦流俗，一切伟大作品都有它的特点或个性，努力来创造这个特点或个性，是作者责任和权利。”[18]沈从文认为经典应该是独特而有个性的文学，创作经典不可急于求成，唯时代趋势是从，而要尊重实践，不媚流俗，言简意深，诚实地去描写和表达。这看似传授写作经验，实则通过批判左翼作家创作中的概念化倾向，来张扬自己的创作理念与艺术追求。与此相应，小说集《石子船》“后记”有云：“我还没有写过一篇一般人所谓小说的小说，是因为我愿意在章法外接受失败，不想到在章法内得到成功。”[19]这一评断隐然有一种示范意味：那些与时人不同的有个性的文学，可能不符合一般人的欣赏口味，却是在“章法外”的艺术创造。他甚至觉得，关于“短篇小说”的最好界说，“应当是我作品所表现的种种”[20]。而所谓“不想到在章法内得到成功”，就是在不断突破既有模式的基础上，创立自己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是一种对作品原创性的自觉追求，并通过对作品结构、形象、语言等方面的试验和创新，将这种艺术追求实践化，从而在文学史的脉络中为自己寻找一个合适的位置。

基于上述立场，沈从文一再强调自己并不注重作品的时代轰动效果，宁愿主动放弃多数读者也要追求作品的恒久性。沈从文对读者或批评家的预设颇能说明问题。他在《边城》“题记”中坦陈自己存心要放弃那些“领导多数的理论家与批评家”和“被领导的多数读者”[21]；在《〈阿黑小史〉序》中劝说已经厌倦了商业文学、古典主义和革命文学的读者，可以读一读自己的作品，从中“能得到一点趣味”[22]。在他看来，批评家刘西渭和音乐家马思聪是《看虹摘星录》这部小说的最佳读者，能够看到作品中“用人心人事作曲”[23]的大胆尝试。但这样的读者毕竟难觅，只能寄望于时间，因为“最好的批评家是时间”[24]，不妨“期待那另一时代心与心的沟通”[25]，“也许再过五十年，一个年轻读者还希望从我这些仿佛艳而不庄作品中，对于某种女人产生一个崇高优美的印象”[26]。沈从文在这些序跋中反复为自己的作品预设“理想读者”，不但显示出一位成熟作家的勇气和胆识，表达了想要创造永恒经典的自主愿望，也表明他对自己作品超越时空的艺术价值充满信心。

不过，要使人真正理解经典的意义，还得从具体作品出发。沈从文擅长通过与同时代作家的作品进行对比，来展现自己作品之独特价值。在《论冯文炳》一文中，他首先表明自己是与废名风格最为相近的现代中国作家，在“牧歌文体”与“诗性风格”上具有同一性，但同时，他也强调二人在细微之处有较多分歧。随后，他更以《雨后》为凭，认为自己比废名稍胜一筹：“用矜慎的笔，作深入的解剖，具强烈的爱憎有悲悯的情感，表现出农村及其他去我们都市生活较远的人物姿态与言语，粗糙的灵魂，单纯的情欲，以及在一切由生产关系下形成的苦乐，《雨后》作者在表现一方面言，似较冯文炳君为宽而且优。”[27]这种现身说法，实际上是在为自己的文学理念作注脚。沈从文将自己作品置于特定的文学批评场域中，从人物塑造、语言文法、思想情调等多个层面，与废名的作品进行深入细致的对读，表明自己优于废名之处主要在于原始而又生动的“乡下人经验”。这种对比基于对文学史的深刻理解，具体而富有说服力，彰显了一种清醒的自我定位。同时，这种自我定位也体现了沈从文对自己作品能够进入经典序列的高度自信。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首先是其蕴含的审美价值，其中最突出的是文学作品的“原创性”。沈从文对自身创作的“原创性”自觉，以及在文学批评中通过自我阐释而形成的“前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敞开了理解、阐释其作品“经典性”的空间和路径。

三、文学教育与经典重造

文学经典的生成是一个历史化过程，一部作品能否成为经典，还需要经过时代淘洗，得到他人尤其是后人的认可。“自我经典化”得不到文坛的回应，没有读者的体认与接受，则作品依然是孤立的文本，无法成为公认的经典。沈从文对此有着清醒认识并持续发力：通过师承授受与文学交游，对青年进行文学教育，以传播自己的美学观念，实践自己的文学理想。

说到文学教育，便不得不提及收录在《从文小说习作选》中的《从文自传》。就文体而言，将自传作品纳入小说选集，不免显得突兀。对此，沈从文这样解释：“既然是自传，正不妨解除习惯上的一切束缚，试改换一种方法，干脆明朗，就个人记忆到的写下去，既可温习一下个人生命发展过程，也可以让读者明白我是在怎样环境下活过来的一个人。”[28]《从文自传》记录的不过是作者早年在湘西的凡常经历，并无特别之处，但细读传记，可窥透其深层动机在于昭告读者“一个作家需要具备哪些素质，接受哪些‘教育’”[29]。这就使得《从文自传》与传统的自传有所区别，显出教育小说的某些特质。而文学青年，正是沈从文选定的最佳教育对象。何以如此说？在《文学与青年情感教育》一文中，沈从文指出：“一个优秀作家在年青读者间所保有的抽象势力，实际上就永远比居高位拥实权的人还大许多。”[30]他显然意识到：文学在参与塑造青年的人生态度和情感结构方面意义重大，而青年在文学传播甚或经典生成过程中的能量亦不可小觑。自1930年代开始，沈从文非常注重与文学青年之间的交流互动，在各种文学对话的场域中也特地将青年设定为谈话对象。比如在《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中，他预言青年会是自己作品的重要读者——“我敢说你们大多数是青年学生”[31]；在《萧乾小说集题记》中，他强调要“占有这一世纪所有青年的心”[32]。这些迹象表明，沈从文关注到了文学之于青年以及青年之于文学的重要意义。他将自传收录习作选，正是为了现身说法，以自我经历作为美育教材，向广大青年读者呈现一个作家的成长路径和文学理想。

沈从文重视对青年的文学教育，既与他此时文坛地位的变化有关，也是他进行“自我经典化”并实现文学理想的一种途径。就文坛地位的变化而言，沈从文在1930年代逐步进入现代文坛的中心地带。1933年9月，沈从文开始担任《大公报·文艺副刊》编辑，此后长期参与或主持各类文艺刊物。文艺刊物成为沈从文向文学青年宣传其文学理念与审美追求的平台。一方面，他鼓励青年作家踊跃投稿，对其中的优秀作品加以修改并发表，王林就是一个直接受到沈从文提携的青年作者：“中国倘若需要所谓用农村为背景的国民文学，我以为可注意的就是这种少壮有为的作家。”[33]初入文坛的写作者能得到名师指点十分难得，正是在沈从文的不断鼓励之下，王林走上创作道路并写出了许多精彩篇章，其小说大多选取独特视角，对人性进行深刻的剖析与揭示，颇得沈从文真传。另一方面，沈从文常年同文学青年保持书信往来，或对他们的写作态度进行批评教育，或结合具体作品对他们的写作技巧加以指导。在《致大牛先生》的信中，他对大牛玩世不恭的写作态度提出了严厉批评，言辞激烈恳切，强调写作最忌虚妄和世故，需用“诚实学习”代替“虚伪激烈”。在给李寒谷寻求写作指导的回信中，他指出诚实的写作态度和丰富的人生经验对于文学创作至为关键：“我们要终身忠实于写作，努力于写作。还有一层经验要多，写作经验极宝贵，它不能由任何人告诉你”。[34]这些书信，通过《大公报·文艺副刊》“废邮存底”和《益世周报·文学副刊》“新废邮存底”登载后，正如沈从文多年后在自传中所言：“对国内一部分作者的写作，把握工作的单纯态度，是有过影响的。” [35]

沈从文对待文学的态度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一大批文学青年。青年作家感念其独特的人格魅力与文学品格，对其作品大加推崇，客观上推进了沈从文文学的经典化。这其中不乏萧乾、汪曾祺等一大批后来蜚声文坛的“京派”名家，他们的解读和评价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对于挖掘沈从文创作中的经典因子意义重大。比如汪曾祺在《沈从文和他的〈边城〉》一文中便不吝溢美之词，以《边城》为例，从人物塑造、风景画笔法、语言、结构等方面，全面呈现沈从文作品中所蕴含的蓬勃持久的艺术生命，在沈从文文学经典化的过程中无疑扮演了重要角色。

沈从文如此煞费苦心地对青年进行文学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传播自己的艺术追求与美学理念。与文学青年之间的师承授受、文学交游，实际上寄托了重造经典并重塑“新文学”的文学理想，这种愿望在《新文人与新文学》中体现得格外明显。沈从文在文中对时下一些所谓的“文学作家”大加挞伐，指出他们身上兼具现社会与旧文人的双重恶德，致使许多青年作家深受其害。他对青年作家寄予厚望，认为只有青年作家保持思想的活跃与精神的独立，经典重造的目标才有可能实现。那么，如何重造经典？沈从文在谈及“这个社会真正所希望的文学家”时提到，新文学（新作家）应该具有三个特征：一是要表现人的生命与情感，不能脱离人的问题来谈天说鬼；二是要针砭社会，表达作家的爱憎与理想；三是要诚实地去写作，用作品说话。[36]这与他通过文学教育传达给青年的文学观念是一致的：所谓文学经典，既要强调文学的独立、健康与尊严，又要注重文学的社会功能。在言传身教之外，沈从文特别注重文学阵地的引领作用，通过《大公报·文艺副刊》等文艺刊物不断拓展自己的教育对象，但文学青年不只是教育对象，更是他文学理想的实践者和传播者。他对青年进行文学教育，培养作家倒在其次，更重要的是为了实践自己重造经典、重塑“新文学”的文学理想。

结语

沈从文初登文坛时便怀抱了一种“野心”：“不仅想要做作家，一起始还希望做一个和十九世纪世界上第一流短篇作者竞短长的选手。”[37]1928年以降，伴随着《柏子》《丈夫》《边城》等作品的问世以及入主《大公报·文艺副刊》，他对自身作品进入经典序列的愿望与日俱增，也有意寻求自己的文学史定位。1933—1934年间，沈从文陆续发表《文学者的态度》《论“海派”》《关于“海派”》等文章，引发现代中国的“京海之争”。1936年，他又发表《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一文，引发一场激烈的“反差不多”论争。此外，他还孜孜以求创造“伟大中国文学作品”并借此“重造中国”。[38]在这些文学活动与文学主张的背后，洋溢着一种执着、热诚的经典意识，也正是这种经典意识与“自我经典化”诉求的绾结纠缠，孕育出强大而持久的文学内驱力，并令其风格独特。

但问题在于，主张自然、健康、优美、人性的文学经典观，明显同社会时代语境和文坛主流相抵牾。个人艺术追求同时代政治文化语境之间难以弥合的冲突，使沈从文深刻认识到自身作品的限度与困境，几度萌生时不我与之痛、力有不逮之憾。在此情境下，他通过设计小说选本、撰写序言后记、发表文学评论、开展文学教育等方式，主动推广文学经典并努力将自己纳入经典体系之中。沈从文的“自我经典化”，不但拓展了中国现代文学关于经典的思考与认识，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其文学经典地位的最终确立，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标本：在文学经典的生成过程中，作家并非无可作为，自我阐释可有效影响读者和批评家的价值评判，也为后来者进一步挖掘其作品的经典意义指明了方向。

注释：

[1][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20页。

[2][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8页。

[3]鲁迅：《选本》，《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39页。

[4]沈从文：《介绍〈新文学大系〉》，《沈从文全集》（第16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228页。

[5]沈从文：《19700924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第2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389页。

[6]李健吾：《〈边城〉》，《咀华集·咀华二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8页。

[7]沈从文：《湘行书简·泊缆子湾》，《沈从文全集》（第11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139－140页。

[8]沈从文：《湘行书简·横石和九溪》，《沈从文全集》（第11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181－182页。

[9]沈从文：《总结·传记部分》，《沈从文全集》（第27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86页。

[10]刘奎：《〈从文小说习作选〉：自我经典化与文坛形象重塑》，《当代文坛》2018年第5期。

[11]参见《良友》第113期刊首广告词，1936年1月15日。据赵修慧回忆，广告词为其父赵家璧所写，见赵修慧：《赵家璧与沈从文》，《新文学史料》2010年第4期。

[12]沈从文：《19440916致胡适》，《沈从文全集》（第18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433页。

[13]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36-137页。

[14]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中卷），中国香港：昭明出版社，1978年，第70页。

[15][美]埃德加·斯诺编：《活的中国》，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72页。

[16]沈从文：《阿丽思中国游记·后序》，《沈从文全集》（第3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3页。

[17]沈从文：《短篇小说》，《沈从文全集》（第16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501页。

[18]沈从文：《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沈从文全集》（第17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107页。

[19]沈从文：《石子船·后记》，《沈从文全集》（第5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318页。

[20]沈从文：《短篇小说》，《沈从文全集》（第16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492页。

[21]沈从文：《边城·题记》，《沈从文全集》（第8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58页。

[22]沈从文：《〈阿黑小史〉序》，《沈从文全集》（第7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231页。

[23]沈从文：《〈看虹摘星录〉后记》，《沈从文全集》（第16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343页。

[24]沈从文：《〈一个母亲〉序》，《沈从文全集》（第7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289页。

[25]沈从文：《阿丽思中国游记·后序》，《沈从文全集》（第3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6页。

[26]沈从文：《〈看虹摘星录〉后记》，《沈从文全集》（第16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347页。

[27]沈从文：《论冯文炳》，《沈从文全集》（第16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150页。

[28]沈从文：《从文自传·附记》，《沈从文全集》（第13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367页。

[29]汪曾祺：《与友人谈沈从文》，《汪曾祺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第140页。

[30]沈从文：《文学与青年情感教育》，《沈从文全集》（第17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177页。

[31]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沈从文全集》（第9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3页。

[32]沈从文：《萧乾小说集题记》，《沈从文全集》（第16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325页。

[33]沈从文：《〈幽僻的陈庄〉题记》，《沈从文全集》（第16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332页。

[34]沈从文：《19350828致李寒谷》，此信未收录《沈从文全集》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参见吴世勇：《沈从文年谱》，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72页。

[35]沈从文：《总结·传记部分》，《沈从文全集》（第27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87页。

[36]沈从文：《新文人与新文学》，《沈从文全集》（第17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85页。

[37]沈从文：《我怎么就写起小说来》，《沈从文全集》（第1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416页。

[38]罗义华：《梦断：沈从文“伟大中国文学作品”理想的寂灭及其内因》，《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