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94年，魏巍夫妇拜访孙犁（中）合影 宋曙光 摄

舒群印象

舒群晚年与《天津日报》文艺副刊交往，是由孙犁引荐的，他们曾是延安鲁艺时期的老同事，有着三十几年的旧谊。1981年4月，孙犁读到了当期《人民文学》上刊发的舒群的小说《少年chén女》，当即写下了《读作品记（五）》。这篇兼有怀念性质的评论文字，既有感情，又解读深刻，是真正读过作品之后引发的感想。孙犁还特别提到当年在教学上他与舒群之间曾有过的一次分歧和在生活上舒群给予他的关照。

孙犁在《天津日报》的情况，舒群是了解的，他知道孙犁一直在主持、关心着“文艺周刊”这块文学版面。“文革”结束后，1979年1月，“文艺周刊”重新复刊，立即着手集结新老作家队伍，而自上世纪80年代初，舒群也逐渐恢复了写作，见到老友的评介文章，他自然高兴，所以当我们凭借孙犁的关照向他约稿时，舒群很认真地接受了这种联谊，稿件的事总是很爽快地应允。

第一次去北京拜访舒群，我是和李牧歌一起去的。李牧歌时任“文艺周刊”主编。北京的春天，遍地芳馨。初次见面，我们之间竟没有任何陌生感，倒像相识已久的老朋友。舒群先是问候了孙犁的近况，然后说起自己的创作，热情之中带着真诚。我们如愿拿到舒群的小说稿后，第一时间就去告知孙犁。在家中，孙犁翻动着我们带去的舒群作品的稿纸，赞赏地说：看看这稿子的字迹，写得多么工整啊。我们也都感到惊奇，这篇小说稿是抄写在方格纸上，一笔一画，就如同小学生写作文，干净整洁，很是少见。

1983年9月15日，《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发表了舒群的小说《无神者的祈祷》，也即被孙犁称赞抄写工整的那篇小说。这篇小说对社会上及文艺界的一些恶俗进行了鞭挞，有些尖锐。小说发表后，在社会上还引发了一些议论。有一天李牧歌对我说：市委宣传部叫我们去一趟，说是关于舒群小说的事。那天下午，我们来到市委宣传部文艺处，见到了当时的文艺处处长，他先让我们介绍一下约稿情况，又听了对小说的看法，然后才讲了请我们来沟通的原因。谈话时间不长，彼此都很客观地陈述了对作品的意见，此事到此为止，过后并未形成什么文字材料。李牧歌主要讲到这篇小说的立意、主旨、内涵，她认为都是不错的，小说的犀利恰恰说明作品的深度。

这年深秋，我们想为“文艺周刊”约一篇纪念毛泽东的稿子，又一次来到舒群家。我们说明来意后，舒群凝神想了想，然后对我们说：这样吧，我带你们去找黄树则，他是毛泽东曾经的保健医生。说完，他便起身去打电话。不一会儿，他过来告诉我们已经联系好了，说黄树则在家等着呢。黄树则家住景山公园附近，那天晚上，我们约请他写一篇纪念文章。因为有舒群的介绍，黄树则没有犹豫便答应下来。很快，稿子就写来了。1983年12月29日，“文艺周刊”发表了《毛主席告别杨家沟》，黄树则的文笔很好，回忆了当年亲历的往事，属于独家专稿。

1984年9月26日，《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又发表了舒群的另一篇小说《在天安门前》，主旨是为新中国成立35周年而写，笔力依然老道、醇厚。这两篇小说都使我印象深刻，拼版时为美化版面，我还专门约请百花文艺出版社美编室的王书朋（后任天津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画了两幅单线条的插图，使得这两期版面尤显大气、漂亮。

李牧歌离休之后，又到《文艺》双月刊编辑了一段时间的刊物，依然保持着与舒群的联系，而我在“文艺周刊”则继续维系着前缘，只是再去约稿时，就是我自己独来独往了。有一次，我中午前赶到舒群家，说完稿子的事准备告辞，舒群非要留我吃饭，热情得让我无法拒绝，只好客随主便。他让保姆做了一碗鸡蛋面汤，盘子里放一个烧饼，虽然只是一顿极简单的午餐，却让人心里感到热乎乎的。文艺部其他编辑都对舒群留有良好印象，说好的稿子言而有信，从不推诿，并受到过暖如家人般的对待，不管哪位编辑赶在了饭口，都要留下来吃完饭再走。

舒群在晚年时，依然葆有创作激情，与《天津日报·文艺周刊》的交往，他是高兴的、愉悦的，这从他接待我们的态度上，就能够感觉得出来。找舒群约稿，到他家里去，从来没有拘束感，他送给我的一本小说代表作《没有祖国的孩子》，一直存放在我的书柜中。他那时也在编一本大型文学刊物《中国》，很劳神。在写作上，他总有许多话题要说。那是一段珍贵的时光，留下了很多难忘的记忆，直到他于1989年病逝。每次见面，都能感觉到他的身体不是很好，看得出体质虚弱，他的较早离世令我深感痛惜。

每次约稿从舒群家出来，他总是要亲自送到马路边，天冷时，就披上一件外套，因不能久站，就蹲在道边上，望着我们离去。我常要回头摆手，看到的竟是一位老农民，蹲守在田边，望着眼前待收的庄稼。

怀念魏巍

魏巍是我非常敬仰的一位老作家，这当然始自学生时代读过他的名篇《谁是最可爱的人》。而后我当了编辑，阅读晋察冀文学作品时，得悉“红杨树”就是大名鼎鼎的魏巍，又让我多了一份仰慕；再后来，上世纪80年代初，在孙犁先生家中，我们时常会谈起一些老作家，听到魏巍的名字便很亲切。我读到孙犁写的《红杨树和曼晴的诗》，知道在战争年代，孙犁曾经将魏巍的一本油印诗集抄录后出版，真是艰苦环境下结成的一份战友情。所以，当魏巍的长篇小说《东方》出版时，外界曾传说是请孙犁阅过，先期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选章，就是经过孙犁的润色。这些都是当时听到的传言，未经核实。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孙犁与魏巍确是一对老战友，战争年代结下的情谊使他们相互信任，彼此敬重。

从那时起，我就在心里时常默念“魏巍同志”。终于联系上魏巍，缘于我的一位诗友李钧。当年原是属于天津驻军的李钧，勤于诗歌创作，被调往北京军区政治部创作室，魏巍是他的直接上级、老领导，他们之间关系融洽，成为忘年交。李钧答应将我的问候和约稿，一并带给魏巍同志，这让我很是感激，也是心怀已久的愿望。

这种牵线真是一种缘分，孙犁——《天津日报》——魏巍。李钧很快就带消息给我，说魏巍同志很是高兴，已经应允给《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写稿。能够与魏巍同志建立联系，我是非常兴奋的，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魏巍同志都是我们副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1992年夏季，我到北京约稿，专程赴北京军区拜访了魏巍同志。在家中，魏巍和他的老伴儿热情地接待了我，我先参观了花草茂盛的庭院，又坐在一起喝茶、聊天，还照了一张合影。魏巍那天穿着半袖的白色衬衣、绿色军裤，显得儒雅又不失军人风度，背景就是他家温馨而花香四溢的庭院。

那之后，魏巍同志寄给我一组回忆战争年代的诗稿，很快就在副刊上发表了。不久，他又写来一篇散文《我的老团长》，怀念他在战争年代结识的一位战功卓著的老团长，并以老团长的去世发出了在当今社会我们该怎样继承他们创造的事业的深刻提问。文章发表于1994年3月17日“文艺周刊”，后又收录于2002年8月出版的《半个世纪的精彩——“文艺周刊”散文精选》一书。

也是在1994年春天，魏巍夫妇前来参加老作家梁斌从事文学活动60周年暨80华诞研讨会。魏巍同志来到天津，特别想去看望一下孙犁，作为战争年代的老战友，他们已经有很多年没有见面了。此时，孙犁已从多伦道天津日报社宿舍搬进了鞍山西道的单元房。就在去年，孙犁还曾做过一次手术，身体尚在恢复期。当他听说魏巍夫妇来访，没有丝毫犹豫，立刻答应下来。

我为两位老人联系好时间，引领魏巍夫妇乘车至孙犁家的小区，来到家门口时，孙犁已经闻声在门前等候。两位老战友彼此寒暄着，紧握双手进到室内，看得出来他们相见时的喜悦。由于病后初愈，孙犁身体有些虚弱，但对于魏巍夫妇的来访，老人确实很高兴，他给我们沏了茶，问起他们的身体和生活情况。岁月让他们老去，表达也变得简洁、含蓄而富有深意。孙犁对魏巍的老伴儿刘秋华也很熟悉，他们还聊起了家乡的一些往事。拜访的时间不长，因为魏巍夫妇当天还要赶回宾馆并返回北京。临别时，我在客厅里摆好三把竹座椅，让三位老人坐在一起，用自备的相机为孙犁和魏巍夫妇拍了一张合影。后来得知，照片背景上的那副寿联，是1988年孙犁75岁生日时，由作家王昌定撰文、辛一夫用章草书所写：文章耐寂寞 点点疏星映碧海 白发计耕耘 丝丝春雨润青山。

这张照片不仅是我个人保存下来的，孙犁在晚年时的最后一幅完美形象，而且对于孙犁研究者来说，也是晋察冀时期两位老作家友谊的见证，贵为独一无二的图片资料。

1996年，我终于要出版第一部诗集《迟献的素馨花》，设计封面时，我想请魏巍同志题写书名，不知道魏巍同志能否答应。时间不长，李钧就给我寄来了魏巍的题签，看着带有文人气质的潇洒的书名，我兴奋不已，深怀感激。我的第一部诗集因为有了魏巍同志的墨笔，而增添了亮色。

在多年的交往中，魏巍同志相继赠送给我多部新著，除了《火凤凰》《地球上的红飘带》等，还有10卷本的《魏巍文集》。1997年秋天，他特意让李钧捎给我一幅装裱好了的书法条幅：“书囊应满三千卷 人品当居第一流”，并题上“曙光同志留念”。我默读这两句赠言，感觉这已不是单纯的书法作品，而是魏巍同志为我题写的人生赠言，意在勉励我多读书、勤创作，文品与人品相统一。这份情谊，让我将前辈作家的殷殷期望，铭记心间。

这之后的好多年，我们没有通过音信，也无缘再见到魏巍同志。有时是读到报刊上的消息，有时是看到一两幅照片，蓦然发现他的头发全白了，人也显得消瘦、苍老，这让我颇为伤感，唯有送去心中的祝福。2008年8月24日，魏巍同志去世，我们的交往就此中断，但曾经有过的那些美好回忆，却没有逝去，让我无比珍视。记得孙犁曾说过，在红杨树的作品里，漾溢着丰富的情感。他的诗是有力量的，就是在战场上，也是有力量的。这是战友的赠言，也是历史的留声。

就在两个月前，我们共同的朋友，相交几十年的诗友、军旅诗人李钧，也突然因病去世。悲伤之余，我找出他上世纪70年代初，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诗集《军号声声》，重新默读上面的诗行，眼前便又出现他年轻时一身戎装的身影，在北京军区家属院，他那样热情地带着我去拜访魏巍同志，并张罗着拍合影照，如果他仍然像当年照片上那样微笑着该有多好……

想起刘绍棠

刘绍棠将小说寄给《天津日报·文艺周刊》时，身份还是学生，编辑部特别关注了这位小作者，并未因为他还是个学生，就埋没他的作品，而恰恰看重他还是个在校生的身份，特别扶植了刘绍棠，将他几千字的小说，完整地刊发出来，而且是一篇接一篇地发表，这对于一个尚在学习期间的学生少年，该是多么神奇的体验。 这样的渊源，让刘绍棠记住了《天津日报》，记住了它的文学副刊，记住了主持副刊工作的孙犁先生。

1979年元月，《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复刊，经过“文革”之后的副刊工作急需步入正轨，在重新恢复联系的老作者名单中，便列有刘绍棠的名字。我初识刘绍棠应该就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但是遗憾，那次去拜访却没有见到他。我依然记得是在北京光明胡同45号，这是刘绍棠较早居住的一处庭院，至今记得的原因是后来有了书信来往，便将地址记在了心里。那天，刘绍棠不巧有事外出，是他的夫人曾彩美接待了我们，她主动带着我们在院子里转了转，挨着房间看看格局，感觉女主人贤惠持家，将刘绍棠照顾得很好。

1980年秋天，孙犁“荷花淀派”研讨会在河北省石家庄召开，我和“文艺周刊”早期的老编辑邹明一同前往。在那次研讨会上，我才算见到了刘绍棠。他体态壮实，气韵充足，戴着一副眼镜。他和邹明也很熟，每天晚饭后，我同邹明的双人房间里，都像是一次高朋满座的聚会，刘绍棠、从维熙、韩映山，还有鲍昌等人，都要在房间里聊天到很晚，他们回首以往，感慨颇多。

1993年，在孙犁先生80岁生日前夕，我给刘绍棠写了一封约稿信，想请他为孙犁寿辰写一篇文章。刘绍棠爽快地应允，并很快寄来了稿件。他还特意附信给我：寄上为孙犁同志80寿辰而写的文章，望准时在他的生日那天发表。此文将收入我的新随笔集《红帽子随笔》。因无底稿，刊出后多给报，以便剪贴交出版社，并交我的文库存档。见到孙犁同志，代我问安。

这篇题为《喜寿》的文章，刊发在1993年5月27日的“文艺周刊”。刘绍棠用热情的笔墨，写到他读孙犁作品的经历、受到的影响。从读孙犁小说开始，他拜识孙犁已经44年，见面却只有4次，直接交谈不过40分钟，而且只留有文字之交，未存任何影像可作史证。但这并不重要，值此孙犁80寿辰时，刘绍棠除了写文章贺寿，还敬赠恩师一册《古寿千幅》书法集，送上最深情的祝福。

同信，刘绍棠还寄给我若干张名片，上面除标有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北京市作家协会、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的身份外，还有北京市写作学会会长、通县文联名誉主席、大兴县委政府顾问等，这些任职占去了他多少时间、精力，他还要坚持写作，大量的文学作品源源不断地问世，他的身体终究是会承受不住的。

这篇文章，孙犁显然是读到了，在同年9月19日致刘绍棠的信中，孙犁表达了自己的谢意：“我生日期间，您赠送的《古寿千幅》一册，著作四种，均拜收领，十分感谢。您发表的文字，也都拜读。文章写得很好。”写这封复信时，为何是近4个月之后呢？因为那段时间，孙犁突然发病住院，手术后稍能动笔写字时，便回信给刘绍棠，并叮嘱他要劳逸结合，注意休息。

刘绍棠的身体还真是出了状况。有一位外地作者在来稿中夹带有一张刘绍棠的近照，我看了心里一阵难受，原来那样一副健壮的体魄，如今怎么消瘦得如此厉害，看上去真是不容乐观。后来知道是患了肝腹水，折磨了他好多年。以往那种几乎整日伏案写作，以应付各地报刊约稿的劳累，既损害了身体，今后也是不再可能了。偶尔，我会翻到他的书信、稿件，都是手写的钢笔字，而且是一遍稿，那深深的笔画，遒劲有力，独此一家，倍感岁月之无情。

1997年3月12日，刘绍棠因病去世。同辈作家从维熙应我之约，于刘绍棠离世一周年之后，写了万字的长篇悼文《蒲柳雨凄凄——文祭绍棠西行一周年》，占了“文艺周刊”整整一块版面。缘于昔日同门师兄的友谊，从维熙的文章以情感人，读罢泪落。文章发表后，我遵照从维熙之嘱，给曾彩美寄去3份样报。此时，刘绍棠家早已搬到前门西大街了。也是在1997年年初，“文艺周刊”举办全国小小说征文，特约请刘绍棠题词，他应约题写了：“小小说，有大作为。”为此事，我已经来到过这个新址了。

刘绍棠寄赠给我一本《我的创作生涯》，其中有多篇文章提到孙犁对他写作的影响。在《我和报刊》一篇中，他写道：“1951年9月，我15岁，在‘文艺周刊’上发表了小说《完秋》……是孙犁同志的作品唤醒了我对生活的强烈美感和感受能力，打开了我的美学眼界，提高了我的审美观点，使我汲取到丰富的营养，找到适宜于自己的创作道路和创作方法。从1951年9月到1957年春，我在‘文艺周刊’上发表了十万字以上的作品。50年代我出版的4本短篇小说集和两部中篇小说，相当一部分都曾在‘文艺周刊’上发表过。”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深厚情感？他的两篇小说《摆渡口》和《大青骡子》在“文艺周刊”上发表后，引起了读者关注，曾被《人民文学》杂志转载。这些动情的往事，包容着多少情分与爱护，时光无情却有情。孙犁在《刘绍棠小说选》序中，出于关心，还曾说过这样率直的话：“一、不要再骄傲；二、不要赶浪头；三、要保持自己的风格。”面对老师风雨过后的直言，刘绍棠应该是听进去了。

1980年，在《从维熙小说选》的序言中，孙犁回忆说：1957年，他在北京住院养病期间，刘绍棠、从维熙、房树民曾带着鲜花前去探望，不知为何却未能如愿。如果当时能够看到那一束花，他是会很高兴的，一生寂寞，从来没有得到过别人送给他的一束花。

时隔42年之后的1999年春天，从维熙、房树民手捧鲜花和新出版的著作，来到天津总医院探视，这次他们终于走进病房，来到了恩师孙犁的身旁，送上了他们心中的祝福。当我领着他们伏在孙犁病床前，高声说出他们两位的名字时，孙犁的眼角溢出了泪滴，这个场景是否让他想起了42年前的那件往事，只是已经缺少了已病逝的刘绍棠……此次相见虽然短暂，但无私而又无价的师生之谊，早已凝固在了文字之中，交由岁月去重温与描摹，时光流经的往事之河，或许会淘洗掉一些碎屑，留存下来的终将是抹不掉的真情与感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