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世纪中国的文学理论与批评，无疑是在西方文化挑战下中国本土文学理论与批评寻求现代转型的产物，毋庸讳言，它深受西方的影响。现今众多的研究也足以表明这一影响的路径、方式和结果。但这个情形似乎造成这种印象：20世纪文学理论与批评有一个深远的西化过程。在此观点视域内，中国自己的创造究竟所剩几何却是一个不甚明了的事情。这正如过去我们探讨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时概不论及西方的影响一样，只要将其归结为资产阶级的腐朽文化就可以将之封存起来，不再问津。其余就是接受了苏俄的影响造就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成果，这也是既往论述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的主要成果，甚至是唯一成果。如此翻版，效果其实如出一辙。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根源于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需要而建构起来的？或者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创造中所起到的作用究竟如何？这些问题并未得到切实的探究。

或许我们应该更加集中去考虑如下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与批评，在西方（包括日本）以及苏俄的双重影响下，如何极其有限却又顽强地寻求中国理论与批评前行的路径。这里并不想去探讨理论与批评的“本土化”问题，“本土化”在创作上总归是一个天然的毋庸置疑的问题，只要是用汉语写作的文本，总是难脱本土化的语言特性。然而，“本土化”的理论与批评似乎不是那么天然自明，它的含混和似是而非也多有可质询之处。理论与批评的观念、方法，甚至问题都可以是直接受到外来影响的，而且中国现代以来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实践借自西方实甚于借自传统，这是事实，也是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在那一历史时刻的必然选择。那么现代理论与批评在哪个方向上，在哪些问题上，可能有本土性呢？确实，“本土性”（或本土化）在理论与批评方面，是一个难以确认的问题。这里只想探讨一个更为狭窄的问题，那就是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在何等程度上以何种方式顽强地寻求自身的路径。这是一种执着而坚韧地要走出中国路径的意识，并非是要排斥外来影响，而是在强大的外来挑战下，能意识到自身的文学现实、自身的理论目标、自身的理论与批评的问题，一句话，是对中国现代理论与批评的问题意识，由此才有中国路径的开掘。虽然在20世纪理论与批评的原野上，它可能是一条并不清晰、也不宽阔的路径，但唯有这样的路径，才是历史延续之坚定的力量。之所以在如此大的语境中来讨论这么有限的问题，或者说找寻如此蜿蜒曲折的路径，是因为要在一个较长时段中，才能看到延续至今的那种理论创造的能量，它在任何时候都不曾熄灭过，故而它在今天，在未来，更没有理由不坚韧延伸……

本书的重心在“批评史”。文学批评（literary critics）与文学理论 (literary theory) 还是有区别的，本书在具体展开过程中，始终把握住“批评”的命脉。从我们的直接经验来说，文学批评是指直接面对作品文本或作家创作展开言说的那种文体，它要揭示的首先是这部作品文本或作家的意义，当然，也可以再引申于理论方面的意义。文学理论则是讨论文学的一般问题，它是在多种文学现象基础上归纳出一般的与普遍的概念和原理。本书要把握“批评”的特点，尽可能和“理论”区别开来，否则，“批评史”的面目和线索就很难厘清。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中国当代，理论的势头要压倒批评。

尽管这是我们的原则，但面对具体的批评和理论文本，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这两种现象还是很难完全分离，二者既有区分，也有相通之处。甚至在历史发展源流中，理论与批评也难舍难分。但就批评形成一门单独的学问而言，则是现代的产物。

在西方的古典时代，自柏拉图（《对话录》）、亚里士多德（《诗学》）、贺拉斯（《诗艺》）以降，谈到文学艺术，都是将之看作哲学的附属，理论和批评并未成为一门单独的学问。自德国鲍姆嘉登 1750 年创立“美学”（Aesthetic）一说，关于文学艺术的探讨就已十分复杂，也与哲学构成潜在的对抗。康德的三大批判把《判断力批判》独立出来，说明哲学并不能完全统辖审美判断或文学艺术判断。但黑格尔努力去解决这一问题，在他的哲学体系里，美学是可以归属进去的。到底是黑格尔推进了康德的学说，还是简单化了（乃至倒退了）康德？这是个很难直接回答的问题，至少黑格尔对美学加强了理性的掌控。西方的文学批评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这是现代晚近的事情。以批评家进入大学为标志，文学批评成为一门专业，开始形成自身的一套知识谱系。按照当代法国批评家蒂博代的看法，此事发生在 1827 年，当时在法国的大学里出现了文学批评课程。文学批评家有机会成为教授，这与大学设置了这一教职有关。也就是说，大学教授文学，文学成为大学的科目，是得益于文学批评设立教席，是由文学批评带动起来的。文学成为一门学问，才有对批评的需要；也因为要成为关于文学的学问，批评才能自成格局。

蒂博代认为文学批评的产生有三个条件：其一是诞生了教授行业和记者行业；其二是历史感的加强对总结的需要；其三是多元化的创作和欣赏趣味。就第一点而言，他在《六说文学批评》一书中说道：

“大革命以前，所有的教育均附属于教会，从事教育的首先和尤其是无处不在的神职人员。贯穿着整个18世纪的哲学家和教士之间的斗争，最终以教育的或多或少的非宗教化结束，从而一种新的行业，一种新的行业精神得以产生。类似18世纪下半叶康德在哥尼斯堡大学任教和费希特在耶拿战役之后在柏林大学任教的那种形式，从此在法国成为可能和正常的了。随着1827年三位教授的出现，即基佐、库赞和维尔曼，出现了有关教席的争论、教席的哲学和教席的文学批评。他们于1830年获得荣誉和权力。在1830年的100周年所能引起的各种思考之中，不要忘记这一点：批评家的职业，在100年里，始终是教授职业的延长。”

文学批评成为一门学问和批评家进入大学成为教授乃是同一个问题。其根本在于现代性引发的世俗化，过去是教士僧侣垄断知识，现代则是大学成为知识创造的中心。文学与文学批评的发展，也是现代大学兴起的产物。因为大学有必要把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文学批评从哲学中分离出来也就顺理成章。尽管哲学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文学批评的根基，但并不是在某一个哲学家那里文学批评被处理成某一个哲学体系中的相关部分（例如像黑格尔那样），而是另一门知识（文学批评）将哲学作为基础（例如，像罗兰·巴特或保罗·德曼那样）。

批评进入大学促使文学研究成为一门学问，文学知识形成体系和学科，文学批评也因此延伸出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研究。但是文学批评进入大学并不是批评自然而然发展的结果，而毋宁说来自两方面的需要：其一是大学专业化分工对文学知识的需要，其二是18世纪以来历史意识的兴起。大学文学学科的兴起，文学学科的知识创造在文学史研究、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三方面展开，很显然，文学史研究乃是其主导方面，文学理论的兴起乃是现代晚近的事情，文学批评则随着现代媒体和图书出版的兴盛在报刊上传播。大学文学研究的主导领域限于文学史，对文学进行经典化建构，以此方式来影响现实的文学创作与传播。在欧美的文学研究传统中，文学史研究以及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始终都难以明确区别。也就是说，文学史研究和文学理论依然是以文学批评作为基础，或者说只是在文学批评活动中强调了历史的语境和眼光，提炼归纳并且形成了一定的理论性。文学批评全部化解到文学史、文学理论的研究中，它们本质上还是文学批评。欧美现代兴起的新批评就是最为典型的例子。新批评多数研究19世纪的浪漫主义诗歌，它既是文学史研究，又是“诗学”，又形成“新批评”一系列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具有可归纳的理论体系。但是它的根本方法是具体的、文本细读的批评方法。随后，因为哲学的重新介入，出现了现象学批评、阐释学批评、符号学批评、结构主义批评、女权主义批评、精神分析学批评、解构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后五类可以看成建立在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基础上的批评，这种批评理论很强，有一整套知识体系和固定的概念、术语以及论述方法，其批评不再是个体的，而是面对作品文本，或者以还原作品文本的意义为主要旨归。从这里，就可以区别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前者通过对作品文本的批评研究归结出一套理论观点，最终可以归属于更大的理论知识谱系，例如，所有的女权主义批评，虽然也阐释分析文本，但有两点是明显的：其一，运用既定的女权主义理论术语和方法；其二，作品文本的内容和意义最后可以归属于女权主义体系，可能证明女权主义理论观点和价值立场。如果是文学批评，则更具有个人主观性体验和感受，不专注于一种理论体系，重点在于还原作品文本的内容意义，虽然也是在某种观点观念推演下来展开，但会将作品文本的文学特质和内容作为主要阐释对象。很显然，当代批评的发展越来越具有理论化的趋势，它借助了哲学、精神分析学和历史学的知识及方法，批评盗取了这些知识的火种，让它们在文学的旷野里燃烧。

本文原刊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陈晓明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