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的批评观

过去与现在之间

张定浩

几乎所有的现代批评大家都反复教育读者要先信任作者，先怀抱热爱，才能有所收获；几乎所有现代批评杰作都是对优异的辨识、召唤、理解乃至欲求。但回到当代中国文学的具体境遇中，一个怀揣这样批评教养的阅读者，往往会陷入某种由热忱、焦灼和愤懑所构成的困境中，他尝试怀抱热爱，但每每失望；他企图发掘优异，但触目处皆是平庸；甚至，他沮丧地见到，假想某位当代中国作家及其作品具有多种实际上并不具有的美好，已经成为时下诸多所谓文学批评家和文论写作者的主要工作。

类似这样的困境，我相信有不少人都会有所感知，但除了逃逸到另一个更为喜爱的空间之外，在我想来，作为一个还乐意尝试文学批评的、诚实的写作者，更为切身有益的解决之道，是再度把视线投向自身。

首先也许要改变一些通常的认识，抑或某种奇怪的误解，即预设当代文学批评只能针对当下的文学作品，只能将我们周围这几十年里刚刚出现的新作品作为它的探讨对象；进而认为文学批评只能遵照批评对象的场域来进行划分，遂将之割裂成古代文学批评、当代文学批评、中国文学批评、西方文学批评，等等。正是这种自我预设和割裂，才使得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始终没有摆脱某种孱弱附庸的角色，这种附庸角色有很多的化名，它们有的好听，比如诤友、牛虻；有的难听，比如判官、苍蝇，但无论何种称谓，它们都不能仅仅归于作者和读者的善意或恶意，它们都首先和批评者的狭窄认知和定位有关。当我们在指责和哀叹当代中国文学的平庸乃至更为深广的文化断裂的时候，我们仿佛是这个星球上热爱文学的族群中唯一的受害者，但倘若我们去读一下诸多批评大家描摹他们当时文学境遇的文章，比如艾略特的文论，或许就会发现，举凡共同的古典教育基础和传统教养的消失、共同的文学认识和历史意识的消失，以及种种所谓文学低劣化倾向，这一切并非唯有百年以来的中国文学乃至这几十年的中国文学才遭际到的特殊困境，这种困境，同样存在于别处；或许，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意识到，艾略特作为批评家的意义，他所值得人们尊重的地方，并不在于从旁观者的角度泛泛指出一些普遍存在的问题。他没有停留在只作为一个在过去和现在的裂缝边缘评头论足的局外人，通过对诸如十七世纪诗人的重新发现，通过积极地找到古典在当下的生命可能，他纵身于过去与现在之间的永恒裂缝之中，令自身成就为一种填补裂隙的创造物。用自身的存在去尝试联通那些被割裂之物，在一团混乱中努力认识和理清过去、现在乃至未来的关系，这才是一代代批评家最为光荣的任务，也是职责所在。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套用克罗齐的句式，我们不妨说，一切文学批评都是当代文学批评。一切过往的乃至异域的好文学，它对于当下的意义都不仅仅在于作为某个标准参考物，用以蔑视或抬举当下的文学，而是说，透过时间和空间的重重阻隔，它依然有能力在当下发生作用，依然有活力影响我们。

过去、现在和未来，如此才成为一条长河，如此才得以处于生生不息的流转当中。因此，我觉得，倘若批评一定要冒犯一些什么人，那么它所致力冒犯的对象，既不是糟糕的作者也不是文雅的观众，而恰恰是那些从事批评写作的同行；批评家要着力改变也有可能改变的生态，不是作为批评对象的文学的生态，而是他身在其中的批评的生态。这或许是批评家最终要承担的重负，它既是沉重的，却也有可能是轻盈的，因为这个承担重负的人，这个有愿望令自己上升的人，始终面对一片比双足所立的方寸之地更为广阔和浩瀚的天空。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14年第5期

批评家印象记

既见君子，云胡不喜

——张定浩印象记

崔 欣

当年求学复旦，他在文科楼七楼中文系，我在八楼古籍所，楼上楼下，也许曾经挤过同一部电梯而彼此不知。毕业后进了出版社，福州路出版大楼，他在十四楼，我在二十楼，又是楼上楼下，同一个食堂吃过饭而彼此不识。之后各自辗转，迂回曲折，殊途同归，先后进入上海作协，这一次，依然是楼上楼下—— 他在二楼《上海文化》，我在三楼《上海文学》。楼梯上碰面，留下的印象只是“黑瘦高个男生”，纵使相逢应不识啊。

因为两家杂志名字只一字之差，偶有冒失读者寻错地方，临近新年的午后， 领了读者下楼。二楼尽头的大办公室里，那个“黑瘦高个男生”一人独守。房间里刚刚遭遇一场有惊无险的小小“火厄”，天花板上白胖小天使熏得烟黑， 忍不住就想问底下这个男生，“你的脸也是熏黑的吗？”男生笑笑地自我介绍， “我是张定浩”。

和我们这代一路求学不间断的80 后不同，定浩的经历略显复杂，在复旦读研之前，曾在电厂里做过几年工人。有一次他说，那时晚上要值班，深更半夜， 一个人进车间，爬上大机器，倒掉滤网上的煤渣，车间幽暗空旷，无人陪伴， 很瘆人。我说，难道不应想到，也许车间角落转出美丽狐仙或者女鬼，成就一场书生艳遇？定浩瞪我半晌，大约觉得夏虫不可语冰，从此不再提工厂艰辛。

或许拜工厂经历所赐——定浩的领导吴亮，当年也做过工人，转过头再做文学批评，比之学院派，另有一功。好比正经学过绘画书法的人，往往笔下带有某种“习气”，反不如素人天然趣味。80 年代作协培养的这一代批评家，吴亮也好，程德培也好，都有自己的一套独立判断与批评语汇，这样的传统，直到定浩又重新续上。定浩的评论文章本身就很特别，或许因为他的另一重写作身份——诗人。他评金宇澄《繁花》，开头即列一连串感官词汇：晕眩、失焦、摇晃、轻微的恶心厌倦。老金初读至此，忍不住惊讶说，咦，他竟然会用“恶心”， 真想不到。后来老金却屡屡和我们提及，这几个词，实在用得刁钻又熨帖。《繁花》那种高密度叙述一下子奔涌而来又不及消化的体验，不明觉厉而细思恐极， 大约也只有定浩择出的这几个词最能描述。《南方周末》记者张英曾盛赞吴亮手下的小张（定浩）小黄（德海），眼光犀利，笔锋锐利。我对定浩说，吴亮好似“左牵黄，右擎苍”——你是“苍”！定浩说，为啥。我说，因为肤色呀。定浩只好笑笑不语。定浩和德海是真正的同学加同事，总在作协同进同出，偶尔要是其中一人落了单，必要被追问“另一个呢？”曾有人笑他们几乎半辈子都在一起，定浩补充说，还有半辈子在走向一起的路上。我笑他们是“钗黛合一”， 定浩自认是“黛”——当然还是因为肤色。

因为肤黑显严肃，也因为评论家居高临下指点江山的惯性形象，让我最初也将定浩归入“金刚怒目”的那一类角色。好像是余华打过一个比方，说作家与评论家如同一对怨偶，彼此鸡鸡狗狗，却谁也离不开谁。我有次揶揄定浩， 说他总是踩在作家头上。定浩却认真说，不不，作家和评论家，不过是各写各的文章而已，彼此独立创作，不存在谁比谁优越。这也是为什么，定浩会在他那本小书《既见君子》的引言中，引了艾略特和张文江的话，前者说“这里没有任何翻案文章要做，谈论他只是为了有益于我们自身”，而后者说“好玩的是我们自己”。那些被他评论的诗人如若有知，大约也会承认他是个“高而有趣的友”。

定浩写起文章旁征博引，这有点像《上海文化》的目录，上一篇还在谈论金斯伯格，下一篇掉转头讲《五灯会元》。文章之外，定浩也常乐于给我们这拨后学开开书单，诸如某某书不错啊，你看过没有？俨然青年导师派头。当然， 以他评论家的刁钻口味，推荐的书确实没有一次令人失望，到后来便成了习惯， 他一推荐某书，我们就立刻上网搜索下单。他很得意，表扬我们“很听导师的话”。

我说，不过是“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罢了。他回过味来，“哼”一声走开去。

与定浩相熟后发觉，在批评家金刚怒目的面具之下，其实藏着菩萨低眉的本相。定浩常笑言自己不算个合格的编辑，对于“穷追猛打”这类约稿基本伎俩极不擅长，往往约着约着反倒把自己约成了作者。去年他获“《上海文学》奖” 的那篇《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的起因，本是他先约我们的理论编辑来颖燕给《上海文化》写稿，结果小来反守为攻。事后定浩叹息一声，“我的缺点就是太温柔了”。

温柔吗？也许是真的。开会无聊，相机镜头无意中扫到他，他会羞涩捂脸， 状若小儿女。他的《既见君子》扉页上题献给“my girl”，我们深怀八卦之心逼问再三，他温柔一笑说，“是我女儿”。

集体外出活动，火车上打扑克三缺一，几位大叔极力拉他入伙。大叔浸淫牌场多年，牌瘾深重，手一捏上牌即投入万分，甩牌时气壮山河，好像甩出的不是纸牌，而是一柄柄小李飞刀。唯有定浩，始终笑眯眯安坐，慢悠悠出牌， 温柔地赢走了大叔们的私房钱。最后他嫣然一笑，你们真是待我太好了。大叔们呆若木鸡，唯叹“辣手”而已。

可能因为定浩在熟人面前表现出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人们有时会忽略他内里的锋芒。大学里曾流传一个说法，一个人在求学道路上必要经历的四种境界， 一是“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二是“知道自己不知道”，三是“不知道自己知道”，最高阶当然是“知道自己知道”。定浩应该是已经到了“知道自己知道” 这一层吧。某次文化沙龙，论题是某位西方女诗人。这活动预先炒得极热，大家趋之若鹜前去捧场，事后有人问定浩观后感，他却愤而吐槽，“忍不住要喷了！完全是用概念来架空嘛！”偶然八卦到一桩文坛笔仗，众人皆赞当事名家面对尖刻批评虚怀若谷，定浩闻言笑笑说，“伊不过是秀海量罢了”。虽然轻描淡写一句话，我已知道，他对其人其事，内心自有臧否，并不人云亦云，像极了《论语》里所谓“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

我对定浩说，你有时凌厉刁钻，有时又萌不可支。他说，你感受到一个批评家的复杂性了吧。我说，恰相反，应该说，原来一个批评家和一般男人也没区别。他叹气说，唉，就这样从神佛的单纯打回了凡人的复杂。我问他，到底是向往单纯还是复杂？他说，当初有人赞扬G. E. 摩尔孩子般的单纯，但维特根斯坦觉得这毫无价值：“我不能理解，除非一个孩子也值得为之得到赞扬。因为你谈的单纯不是一个人为之拼争而来的单纯，而是出自天然的免于诱惑。”也就是说， 他期待的是经过奋力拼争得来的单纯。

定浩在豆瓣网很有名，粉丝无数。他写诗，写书评，追捧者众。他说这是网络写作的好处，让你觉得时刻被鼓励着，于是更有动力。这有点像金宇澄写《繁花》，为求知音见彩，不辞遍唱阳春；也是陈丹青说的，老上海弄堂里，小孩子当众翻筋斗，只要有围观者一直叫好，小孩子就会精神抖擞一个个筋斗翻下去。

我和定浩的交流也大多在网上，虽然楼上楼下，但现代人的惰性，连走这几步楼梯也是懒的。这次定浩要我写印象记，我苦恼说，看来，应该效法莫奈画画， 每天下楼来看你一眼，观察记录即时印象。定浩喜滋滋说，你是把我比作睡莲吗？我正色道，不，你是干草垛。定浩只好不响。每次这样言来语去，他很少占到上风， 也因为他是“君子”，所以不屑与小女子斗。

刚才下楼，在楼梯口和定浩打一照面，忍不住冲他大笑。定浩有点茫然， 摸摸脸说，笑啥？走出很远才回他一句：既见君子，云胡不喜。

（崔欣，《上海文学》杂志）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1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