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的批评观

主观、客观与不安

——文学批评的三个层面

陈思

我所设想的文学批评，至少包括三个共存的层面。

批评家必须首先是走私犯、说谎家和催眠师。他以客观的包装盒来走私主观的价值判断。他“骗”读者说，这“才”是作家想表达的东西。他又去“催眠”作家说，你“其实”不懂你自己，你“其实”想写的是这样这样的东西。他把自己的见解塞进原文，险恶又扫兴。显而易见，或许是因为对西方批评理论浸淫太久（然而又并未吃得很透）的关系，我在刚踏入文学批评这块领地时，对于新世界充满着拉斯蒂涅式的渴望。2005—2008年硕士期间在王一川先生门下研修文艺学，开始接受严格的学术训练。2011—2012年到哈佛东亚系访学，访美期间，按顺序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读到笛卡儿、洛克、休谟、康德这些早期现代哲学，又参加马萨诸塞州立大学张正平（Briankle Chang）先生的深夜读书会——记得把Werner Hemarcher论本雅明的文章“Guilt History”逐句分析到凌晨一点多。我剃了板寸，荷枪实弹，站在高坡上，“巴黎，我们来斗一斗吧”。必须承认，这种成为大说谎家的冲动或者刚刚撒了一个漂亮大谎的得意，仍旧时常涌入心海，激荡澎湃，鼓噪不安。

批评家不能仅仅满足于说出他自己。他的最大的主观必须经过时间与空间的辩证，成为永恒的客观。某些幸运的时刻，他的主观价值判断因为摒弃成见直指人心，拆除了作为“更隐蔽的主观”的社会惯习与文学规范，而晋升为貌似主观的“客观”。批评家的第二层次是盗火者。他看似走私、说谎和催眠，其实却是真理的助产士和快递员。

2008年起我考入北京大学曹文轩老师门下，随即进入邵燕君老师主持的“北大评刊”论坛，此后扎实服役，直面文本，徒手肉搏，不许夹带理论武器入场。更糟的是还要把自己写的评论逐字念出来，承受师兄师弟师姐师妹们的拷问。现在想来，人才济济，我只能坐在暖气管上（椅子不够）承受大家的唇枪舌剑，不仅下身如坐针毡，上身更是草船借箭，腹背受敌，正面挨完背面挨——如果是动漫里，当时举起水杯喝一口，全身上下就要扑哧扑哧冒出七八根水柱。当然，偶尔几个时刻经受住了考验，觉得自己真是发现真理。爽得很，请客喝酒。

但是，真理与火焰只是一闪即灭的洞见。语言系统的局限注定了真理陈述的有限。历史还在展开，每一次批评都需要重新被审视。当你满以为自己是盗火者、助产士与快递员的时候，也许又做了另一重意义上的走私犯、说谎家与催眠师，徒劳又可笑。因此，批评的第三个层次是不安，不安于过去，不断反省和重启，清理自身在历史中的遗蜕。于是批评才能形成新一轮的辩证与进化。

自2013年进入社科院文学所，我参加了“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读书会，随即2014—2015年被派往甘肃某个乡镇挂任副镇长，分管社会保险保障与卫生工作。跟踪拆迁、拜访黑帮、寻访神婆，当然还有开会发言、视察工作、招商引资、接待上访、应付检查、编造表格数据，等等。饮食男女，皆人伦物理。回头再看文学，“世界”像幽灵一样出现在“纯文学”文本的背后，就如同一张灵异的底片。好消息是“文学”变得立体，不幸的是，原先明确的意义受到新的话语结构的撕扯。我感到许多时刻对文学的刹那灵感，变得可疑。于是惶惶然。即使在当时当地获得了同意，我执终究还是我执。最终，我只好同步转向社会史的学习，试图建立一套复杂的关系网格与力之谱系，以便重新想象文学“生成”的现场。

我安慰自己，这不算是全盘踢翻吧。之前的工作，包括坑蒙拐骗，在历史的大循环中也都存在自己的意义——文学批评就应该是这样：卑下而崇高，低微而神圣。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16年第3期

批评家印象记

一个干干净净的男孩

——陈思印象

曹文轩

初时见到陈思，第一印象是：这是一个干干净净的男孩。先喜欢上几分。

我一直觉得中国的女孩要比中国的男孩干净，你在路上走，稍加观察，得出这个结论不难。女孩们一般都衣着讲究，而男孩们总那么很不在意——而一旦在意起来，好像又有点儿不对头，那衣服倒也是好衣服，但搭配上却出了点儿问题。再瞧一张张面孔，那清洁程度更是一目了然。一旦近距离相处，这个印象就会更加鲜明。这里，还有个气味的问题，不想细说。我只是从概率上说的——只是说相对于女孩，这样的男孩稍微多了一些，自然不是说的全部男孩。由于有这点也许不可靠的印象，一群男孩在你面前时，我往往对那些干干净净的男孩先有几分好感。

陈思就是这样开始进入我的视野的。

后来经常性的接触，证明我当初的印象是准确的。一个小伙子，走在你面前，精精神神，清清爽爽，很明亮。一年四季，陈思总是这个样子。衬衣的领子， 从来没有汗污的痕迹，无论新旧，看上去都觉得是刚换上的。他并未刻意打扮， 更多的情况下，倒是穿得很随意。我没有考证过他身上的衣服和脚上的鞋是否是名牌，但看上去就是觉得顺眼、舒服，仿佛天下衣服、鞋就应当如此穿在身上、穿在脚上。那衣服、鞋，是他的朋友，是他身体的一部分，很合适。他那张脸永远白里透红，很天然。

这个干干净净的男孩，有时会让我无端地联想到一个与他毫不相干的人—— 郁达夫。此人，干净人。他能容忍丑，却无法容忍脏。凡干净的人、物象和念头，他都喜欢。读郁达夫，“干净”是一个关键词。不捉住这个词，他的文学之门怕是难以打开的。但郁达夫是忧郁的，而陈思是阳光的；郁达夫是病态的，而陈思是健康的。那年去看郁达夫的故居，我就明白了他的这份干净来自何处—— 来自终年在他家门前流淌不息的富春江。这里的江水十分清澈，让人不好意思不干净。再说干净起来也十分方便，不洁了，走到水边洗濯一番就是了。而出入鼓浪屿的陈思，终年沐浴于湿润的海风之中，常常要在船上看那蓝色的海水一片浩渺，白色的浪花在船的两侧翻滚跳跃，总目睹海水荡涤一切的情景，也会从中聆听到什么。

这份干净不只是体现在陈思的肉体，也浸润到了他的灵魂，体现在他的文字表达之中。且不说那些文字表达的意思绝无污泥浊水，即使表达本身也见干净的心性：一句就是一句，不臃肿，不拖沓，有时真理在胸，固然雄辩，口若悬河，看似长篇大论，但却并无多余文字，洋洋数万言，还是不离简洁。

陈思的博士论文是“80年代中国小说谐谑话语研究”。当初确定题目，我在内心是很有几分疑惑的，觉得这个题目不容易做，其中道理难以说得清楚，且论据能否足以支撑一篇博士论文也是令人担忧的。但见他似乎胸有成竹，对该题目一副情意绵绵的样子，说，要么咱试试。果然，他是有把握的。论文出笼，都是好评。答辩时，评委们一致称赞。现在写这篇关于他的印象记，才忽然觉得，他选这个题目实在是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这个题目就该是他的题目。此话怎讲？这就要说到他的幽默天性。看上去，穿着整洁的陈思一副一尘不染、不苟言笑、“一副小橡树的样子”，甚至还有点害羞——他是一个很容易脸红的人， 但与人稍微混熟了一些，就会显示他的另一面：诙谐幽默。他喜欢周星驰、伍迪·艾伦，会用带了少许闽南口音的普通话学说伍迪·艾伦的一部电影的开头话：“我很讨厌只有我这种人的俱乐部。”“最可怕的一顿饭就是，那么难吃，还那么少。”他有络绎不绝的无厘头故事，居然是饭桌上和各种聚会时的搞笑大王。他翻唱一首众人耳熟能详的老歌，换了唱词，用故意走板的腔调一本正经地唱着，唱得别人连连喷饭，笑倒一地，而他却不笑，一副专业歌唱演员的样子，不受干扰，神情庄重，继续进行，直到他引发的笑声毙倒所有。他演他师兄邓菡彬创作或由他自己也参与创作的话剧，多半也喜欢演那路诙谐幽默滑稽可笑的喜剧角色。我们随时都可能听到陈思就地取材、随手拈来、即兴创作的幽默言辞。他反应极快，在这方面几乎就是天才。他的幽默还常常来自自嘲。一个容易脸红的人，其实是最容易陷入尴尬处境的，但陈思有他的法宝，这就是幽默。它能轻易使陈思逃出那尴尬之处境。他参加了邵燕君主持的“北大评刊”论坛。那个论坛的训练几乎是魔鬼训练，对新人尤其残酷，新人写了稿子，要当众念，而在场的所有人都可以打断、挑错、指责。陈思对作品的评论，总要遭到各种质疑。他就听着，然后说他自己就像孔明借箭的草船，左边是箭，右边是箭，万箭乱射，浑身都是箭。他说，我能怎样，且将这些箭都收下吧。陈思的幽默其实是他人生智慧的一个表现，更是认识世界之后有了一定感悟之后的一种境界。邵燕君对我说，虽然陈思总爱表现滑稽，但在她看来，滑稽可能是陈思的一个面具，在滑稽面具下面，是一种羞涩的严肃；或许，滑稽是他和同学们融洽相处的方式；或许，这是他走出父母辈光环、走出自己的方式；又或许，这就是这一代人处理宏大叙事的方式——他们已经不好意思像上辈人那样以严肃的方式面对严肃的命题，于是只能以滑稽的方式接近，“滑稽地严肃着”。

陈思单纯，但并不单调。他是一个有广泛兴趣的人，喜欢旅行、踢足球、听音乐会……我将那种只喜欢一样事情而对其他事情都不感兴趣或是感兴趣却又无能力为之的人，看成是无趣之人，而将那种既有专业兴趣、对其他事情也感兴趣并能在这些喜欢的事情中同样做它个风生水起的人，看成是有趣之人。从前的那批文人，多半是这种人，琴棋书画他们都喜欢，并都有几下。趣不俗，雅趣。陈思有雅趣。最有力的例证是，他经常演话剧。他演的话剧，不少是他的师兄邓菡彬创作的，也有他自己参与创作的。他演话剧给人印象最深刻的一点就是他有超强的背台词的功夫。他在蓬蒿剧场演一出《交叉跑动：有关误会与错过的小故事》的戏，那里头陈思扮演“作家”这个角色，而这个角色有大段独白，台词量大到惊人，一般人很难背下来，而陈思不但倒背如流，而且为了塑造这个“作家”口若悬河之形象，他能用极快的语速不打一个磕巴地在台上滔滔不绝，一副狂欢的疯样，无论是听懂了的还是没有听懂的，都报以掌声。

邓菡彬给我传过来几张剧照，看陈思那副投入角色的造型和神态，还以为他是个话剧舞台的大腕，演的是一台经典大戏。

陈思的这些雅趣，对他的主业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究竟会有何种作用，还难以说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地说：它丰富了一个年轻的生命。

陈思读硕士是师从王一川先生，攻读的是文艺理论。后攻读中国当代文学，因为他有充分的理论准备和训练，一旦转而搞当代文学评论，长处就自然而然地显露出来了。他很少写那种印象式、感觉式的评论文字。无论是数万言的博士论文还是几千字、千把字的评论文章，那些文字都会由始至终地笼罩在浓厚的理论色彩之中。理论和评论，在陈思这里，是和谐交融，互为升华的。曾经的当代文学评论，一大弱点就是缺少理论的支持和点化，流于就事论事，话题总在浅显的层面上进行，难以深观细察。后来，国门洞开，各路西方理论潮涌一般奔泻于当代文学的评论河床，又出来另一弊端：理论横行霸道，本该是与评论互娱，却变成了理论自娱，理论是猫，评论是鼠，猫要娱乐了，就将鼠玩于爪下。说是评论，只是拿文学的文本作点缀、作幌子蒙事，要表现的是抑制不住的言说理论的强烈欲望，洋洋洒洒，却总抹不去似是而非、生拉硬扯的坏名声。陈思则时刻提醒自己的学术出身，一旦进入评论情景，总是细读文本， 知道自己拥有可左右逢源、纵横捭阖的理论资源，却很有节制地让其相助，尽力做到宽窄、多少得当。固然有大段大段的理论镶嵌于文字之中，但却是与文学文本匹配的。这些理论，既来自理论王国，又来自文本——是从文本引申出来的。理论与评论关系的拿捏，陈思做得不错。

陈思的说理能力自不必说，说事能力也很不一般。而后者，通常是不那么引人注目的，而我以为他的说事能力是绝不亚于他的说理能力的。这些年的经验告诉我一个多少带有一点悲剧色彩的事实：无休止的教育、无休止的学位攀登，在使一个人的说理能力不断得到加强的同时，他的说事能力却在日甚一日地退化。念到博士时，往往成了一个说理的机器，而在说起一桩生活中发生的无比精彩的事情时，却显得那么的苍白无力、味同嚼蜡。我将这一切看成是教育的失败。说事能力与说理能力，价值同等。一个人若没有说事能力或是本来有的后来丧失了，都是欠缺和不幸。读陈思业余写的几篇文学作品，很欣慰。读时我甚至想到等再与陈思见面，我一定要告诉他不要光做那些批评文字，还可以不断地写一些文学作品。并要告诉他，一个人有很好的说事能力，这是一个人的幸福，一个人的财富，而对于一个批评家而言，由文学写作而提升的感悟能力，对于文学批评也是福祉。陈思不只是能在批评领域有所成就——那些作品很清楚地向我预示了这一点。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16年第3期

（曹文轩，北京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