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金理，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文学史视野中的现代“名教”批判》《从兰社到<现代>》《青春梦与文学记忆》等，编有《微光-青年批评家集丛》《中国当代文学60年》、The Book of Shang Hai等。

迟暮与怀旧的心态特别需要警惕

周明全（以下简称周）：我翻看《南方文坛》张燕玲和张萍主编的《我的批评观》和《批评家印象记》两本书，发现从1998年开始迄今，几乎所有有影响力的批评家，都被《南方文坛》“今日批评家”关注过，或者说，很多青年批评家是从“今日批评家”栏目走上批评界的。在“80后”批评家中，你和杨庆祥是被关注最早的之一，2008年第6期“今日批评家”推介了你。2012年，你和杨庆祥，黄平在《南方文坛》开设“三人谈”专栏，同时，2013年，你就入选第二批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一转眼，这些事最早的已经十多年，现在你已经是教授、博导了，回头看这些成长之初的帮扶，有何感想？

金理（以下简称金）：回顾一下，我是2005年第一次在《南方文坛》上发表文章，当时是硕士生；2008年在“今日批评家”栏目登场；2012年和庆祥、黄平一起撰写“三人谈”……这些都如足迹一般镌刻在《南方文坛》，开初的几个脚印没准还是歪歪扭扭的。有一次《南方文坛》周年庆在思南做活动，我称张燕玲老师是批评界的“养成系教母”，当她看准年轻人的潜力后，会持续地给予提携，陪伴成长，而不只是等待果实成熟之后去采摘现成。唯有兢兢业业才能不辜负张燕玲老师和《南方文坛》以及现代文学馆的栽培。

记得“三人谈”里聊到过韩寒，还有些分歧。我个人觉得至少在“80后”群体中，韩寒确实具有代表性，影响也超越文学范围，在我们的青春成长期需要这样一个叛逆英雄。这次上海疫情期间闷在家里看了韩寒的电影《四海》，说实话挺失望的，那种退守孤岛而无法直面急剧动荡的现实的心态，给人一种风流云去的感觉。但我又确实会被这种心态击中，十数年转瞬即逝，似乎刚刚出道，却已经开始打扫战场，太可怕了。转念想，这种迟暮与怀旧的心态特别需要警惕。所以这几年读周嘉宁的小说真是心有戚戚，像《浪的景观》《明日派对》这批作品都在“见证一个时代的落幕”，免不了怀旧，叙写的又是青春记忆，刻骨铭心的青春记忆，两者叠加，在其他作者那里，会造成多么难以自拔的感伤和自恋，可想而知。然而也许是素来诚挚的写作天性，诚挚居然赋予周嘉宁一种自反性，比如这段：“很多个凌晨我坐公交车或者在人民广场拼黑车从这个弯道回到浦东，在车上困得睡着了，最后会被这种离心力晃醒，睁开眼睛外面是来自江面的风，和一种非常辽阔的青春感受。绝不会让这种感受被损毁或者覆盖。”写得太棒了，“困得睡着”又极力“睁开眼睛”，感受辽阔的江面和风……我愿意以这样的感受力来自勉。

周：“80后”一代批评家，是以相对整齐的方式出道，后来有人批评“80后”批评家抱团取暖，替代了讨论文学。我在看第五代批评家资料时，看到李劼当年写的《写在即将分化之前——对“青年批评家队伍”的一种展望》，李劼很刻薄地批评了整个批评队伍面临从年轻化转入名人化的危机，青年批评家的贵族化等问题。其实，我发现第七代批评家的分化更严重。你认为，文学批评家正常的出道方式除了认真研读，做好充足的理论储备和知识储备，外力的助推对批评家的成长有没有益处？关于第七代批评家的名人化、贵族化问题及其分化，你如何看？

金：人无法脱离社会环境，任何人的“出道”都需要“外力的助推”。每一位青年批评家引发关注，除了自身“充足的理论储备和知识储备”之外，在其周围总能发现刊物、社团、导师、友朋、机制等“外力”提供的机会。最近大家都在悼念林建法先生，没有林老师（《当代作家评论》）等前辈的提携，不会有我的今天。我想不少我们这个代际的评论者都会有这样的感受。用足球来打比方，有的教练永远只是挑选当时水平最高超的11名球员上场比赛，有的教练在发现年轻球员的潜力后就会持续给予机会，甚至甘冒战绩波动的风险（我知道不少刊物拒绝发表在读学生甚至副高以下职称的论文，怕影响转载率，这就是环境受迫下的“战绩压力”）。我比较幸运，遇到的都是后者这样的教练。而当自己成为主力球员之后，还是应该兢兢业业地训练。您所说的“批评家的名人化、贵族化”可能相当于球员中的“球霸”吧，李劼先生的那篇文章我未拜读，未必能领会确切所指。不过批评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就好比中超球队里如果出一位“球霸”甚至自居为“球霸”，那么在大环境的映衬下只会显得可笑。

周：年青一代批评家，确实是在长辈的关怀和培养下成长的。我最近几代研究批评家，发现他们的成长，都是受外力的助推的。去年年底和陈思和老师谈批评家的出道问题，陈老师认为，现在我们看到的（如客座研究员制度、“今日批评家”等）几乎都是面上的出道的几个发力点。当时他建议我“要从更加广泛的学术传承背景上去讨论，从价值取向的变化中找出这一代批评家在学术与批评之间游走的状况，学院体制对他们的批评事业的干扰，以及在媒体批评与学院批评之间所能够发挥的作用。”我觉得陈老师的建议非常好，你在大学里工作，你觉得学院体制对文学批评有哪些干扰？

金：文学专业的学科体系内部不可避免存在歧视链，不同版本的歧视链中，文学批评（归属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肯定叨陪末座。观察高校各类项目评审、成果申报，几乎看不到文学批评的题目。您所说的学院对文学批评的干扰，首先体现在高校成果评价体系的制度性限制。但更内在的，可能是校园的某种画地为牢对文学批评开阔胸襟、自由思索的伤害。

周：在《写在文学史边上》的跋中，你讲道，书中第一辑中的几篇文章，皆是在李振声、郜元宝、张新颖、刘志荣等师长的启发下，时有所得，形诸笔墨。你说借“写在文学史边上”，还有一个意思，在前辈身边成长，有温暖而健康的学术小共同体。你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一直在复旦，毕业后又留校任教。复旦这么多年的学习、工作，给你的成长带来了哪些影响？

金：身边有这个温暖而健康的学术小团体，是我倍感幸运的。李振声老师今年要退休了，我特别想表达对他的感激。作为在复旦中文系学习、成长起来的研究者，上李老师的课，读李老师的文章，一路过来受益无穷。我的博士论文完全就是受李老师讨论章太炎那篇长文的影响，只是试图在那个延长线上做一点推进。记得博士论文完成以后，忐忑不安地拿给李老师去看，过了几天李老师召我去聊天，手边一页纸上记了几条批示，给了我一点小小的表扬，主要是提意见，开示不完善且进一步往下做的可能，我听了一身冷汗，这些意见都是我的论文本该触及、但限于学力又没有办法完成的。所以我觉得很幸运，在这样一些师长身旁学习，他三言两语就指点你看到自身的边界，也同时促使你感慨学海真是茫无涯际。这种指点甚至越出学术而抵达为人之道。尤其在今天这个穿林打叶的时代里，难免焦躁或急迫的时候，这时就会想想李老师，心底就会安静下来，提醒自己不妨缓步徐行。

“名教”与“实感”

周：“现代名教批判”是你的博士论文选题，后来跟随姜义华老师做博后，又继续做这方面的研究，博士毕业十多年了，才出版专著《文学史视野中的现代名教批判》，这么多年，中间也不断修改吧。自2007年开笔至今，面对这个课题，你自己的思想经历了那些变化？

金：2007年前后开始动笔，写作计划的动念还更早一些。写作的缘起，主要得自于阅读现代文学作品时的感受。鲁迅《伤逝》、茅盾《虹》、张天翼《出走以后》等等所描述的新文化的启蒙困境，都和“半生不熟的名词”传递—— 1920年9月，胡适在北大开学典礼上演讲，认为新文化运动已经沦为“新名词运动”，“拿着几个半生不熟的名词，什么解放，改造，牺牲，奋斗，自由恋爱，无政府主义……你递给我，我递给你”——有关。胡适这段话有其语境和心目中的“对手方”。但不妨借用过来作为一种普遍的困境：中国现代是大规模输入西潮的时代，也是一个名词爆炸的时代，各种口号、学说、主张、思潮、主义如过江之鲫，但真正进入中国人主体世界内部并且对中国社会与思想文化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作用的不在多数（鲁迅说“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新名词狂热搬演的背后，亦不乏功利式和机会性的利用；而直至今日，空洞的名词堆砌与冷漠、血气丧失的符号操作依然屡见不鲜。这其中“伪士”当道、名教膨胀正是一大原因。“名教”本来特指以正名定分为主的封建礼教。在梳理概念古今演变的基础上，我所提炼的“名教”概念首先是指名实不符等“名”脱离、扭曲、侵吞实际的现象；其次指向一种“名词拜物教”的思维方式。很显然，这个课题需要历史学、思想史视野的参与，所以我去做了两年博后。

当然我的落脚点依然是“文学”，尤其将文学提供的“实感”与名教对举。所谓立“名”为教，往往是抹擦掉立“名”过程中的造作、构制，而化为自然、“天性”。名教压抑性的生成，往往是启动一种内在化的机制，将对名教的臣服锲入人的感性世界。所以针锋相对，“脱观念世界之执持”离不开与感性机能、个人感觉紧密相联的文学，尤其是文学的“实感”，这是反抗名教的重要资源。当然这里面也留下继续深入的余地，我在书中花了大力气勾勒胡风严苛的标准：语言要真实地呈露主体对生活世界的“置身”以及这一“置身”状态中生命内部的心灵图景，而主体要对语言付诸“真诚的感情”——综合起来，就是“极老实、极诚恳”的语言与“一个真诚的人”，“文字能对感情负责，自己的行为能对文字负责。否则，宁可掷笔不写”（胡风《简述收获》）。这个标准（或者说名教批判的理想之一）与其说针对作家，毋宁说针对知识分子（尤其面向公共事务发言之际）。我的讨论更多的是“实打实”，而忽略了文学的修辞性及其“以虚击实”的能量。钱锺书先生早就提醒：“盖文词有虚而非伪、诚而不实者。语之虚实与语之诚伪，相连而不相等，一而二焉。”（钱锺书《管锥编》）

书名突出“文学史视野”的缘故，一方面是着眼于上述文学为名教批判提供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在于自知手眼依然在文学研究的门墙之内。如若对英美分析哲学、现代语言学对名实关系的描述有深入掌握，则能更加周密地界定何谓“现代名教”。上海东方青年学社、《探索与争鸣》杂志社与广西师大出版社曾联合为小书召集以“走出名教时代”为主题的研讨会，与会专家从各自学术视野出发，点出了我研究中的不足，也开示了不少继续深究下去的法门。

周：康凌在对你专著《文学史视野中的现代名教批判》的书评中说：“近些年来，金理在文学批评工作中倡导对同代人作品的阅读和批评，希望在观点的参差中，推进对共同的当代境遇的理解。《名教批判》的写作，或许也可视作他在这一方向上的努力。”在康凌看来，“本书始终是一部意在向同代人发言，与同代人对话的忧患之作”。那么，名教批判在今天的现实意义是什么？名教批判与做同代人的批评之间的内在联系是什么？你尝试为同代人提供什么样的反思的资源？

金：我尝试提出“现代名教批判”这一课题，旨在探讨现代中国读书人在身处名词爆炸的情形中，在接受新知识、新思潮的过程中，一种反思性的应对与态度：当面对一般客观知识时，力求深入钻研与独立思辨，而不仅止于浮光掠影地皮相了解，或在“函胡不明”中汲汲运用于现实；当面对“实践的知识”尤其是关联着切肤之痛的思想和理论时，付诸言行一致的诚意与身体力行的担当，褪去“名”的“虚空”的符号形态（胡适语）。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指出中国现代文人“对于宇宙间的一切现象，都不会有亲切了解，往往会把自己变成一大堆抽象名词的化身。但是没有实感”。在今天的思想文化建设中，名教阴霾并未散去，空洞的名词堆砌与冷漠的符号操作屡见不鲜，那种丧失“实感”而将自己打扮成“一大堆抽象名词化身”的发言者一再粉墨登场。比如面对“向西方学习”这样自近代以来持续而重要的课题时，那种立“名”为教、唯“名”是举的思维定势与运作（将西方各种主义、思潮膜拜为普遍、终极的真理，或者走马灯似的轮换符号）并未绝迹，甚至依然大行其道。一个世纪前，当面对“只偷一些新名目，以自夸耀，而其实毫无实际”的困境，鲁迅提倡“用科学之光照破”名教奴仆们“所举的各主义”。这样一种突破主义、思潮的空壳而探习隐伏在其根柢、滋养其生长繁茂的“神髓”的态度至今值得我们深思：不应该把现代思想以及由这些思想提供的成果，当作既定的公理、教条与法则来接受，而要从造就思想的“本柢”中来学习，方才可以避免僵滞的名教话语产生；而这样把握住的整体的、能动的“精神”，才能够真正参与到我们在具体、活生生的现实中处理、重建自身的“名”与“实”等关系的经验中去。具体到文学研究而言，20世纪中国文学史贡献过大量口号式的短语（“写真实”“两结合”“三突出”“纯文学”等），其抽取“本质”的简化能力，在变革时代曾发挥过巨大的以简驭繁的动员作用。但同时也引发深刻危机：它们往往去除事物之间的细微差异，去除难以剥离的思想、情感，去除感性血肉，而不对流动的现实和具体实践开放。“名教批判”为辩证讨论上述问题提供了反思平台与可能。

我在研究“现代名教批判”这个课题时，心意中要应对的是现代中国接引新知过程中的困境，这个困境是持续性、普遍性的，倒未必是针对同代人发言。康凌兄提醒我将史论与批评贯穿。名教批判的核心关怀是“诚伪”之辨，关注的是个人与其所倡言的言论、思想，亦即持“名”者与其所秉持的“名”之间的关系，是否是独立自觉与真诚无伪的。我在写作文学批评时也需要时时反身自省：这些文字是我切迫而不能已的表达吗？我也知道这是一种理想状态，但至少提醒自己可说可不说的废话、门面话尽量少说、不说。借用周作人的表述，做文章容易“作态”，所以提笔作文要时时自警，“文人在书房里写文章，心目却全关注在看官身上，结果写出来的尽管应有尽有，却只缺少其本所有耳”（周作人《谈文章》）。

文学批评与“十字街头的塔”

周：文学批评在1980年代摆脱“一体化”，逐步走向学理化，其中人的因素正是批评家的身份从作协、刊物或行政机构转为了高校教师。但近四十多年的发展，学院派批评在过度量化的考核方式下，也出现很多问题，你是如何看待学院派批评的？你认为学院派批评的出路在什么地方？

金：其实对“学院派批评”这个词我还是很疑惑的，文学批评加以前缀“学院”到底指向什么：如果“学院”是指生产空间，那么以学报为代表的、高校组织的发表阵地一般是不欢迎文学批评的，如上所言，学院体制并不鼓励文学批评这种成果。如果“学院”就是指从事批评者的身份，可以带着走，那么只要是高校教师产出的就是学院派批评？高校教师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章、在B站上的演讲是学院批评还是媒体批评？如果“学院”是指文学批评中知识、学理的含金量，那么这个跟批评者身在哪里没有关系。黄德海兄与张定浩兄都是学问横通、“文艺复兴式”的批评家，按照上面的划分，他们属于作协系统；相反，学院里也不乏不学无术之辈。“学院派批评的出路”我无法给出，对于自己的要求是身处“十字街头的塔”而思索两者的结合，一方面安心于在塔里埋头读书，另一方面到十字街头感受八面来风，进而转化为批评与学术的滋养。当然这也只是我心向往之的理想状态。

周：《文城》出版之后，你在接受访谈时说，新世纪以来余华的几部长篇都引发争议，你曾作过设想：这些争议无损余华的重要性，因为可能他的“文学史生命”已经结束了。我想和你讨论的是，我们该如何看待作家的文学生命和文学史生命？我们又应该如何去评价作家那些在文学史以外的作品？

金：当“澎湃新闻”的朋友约我谈谈余华和《文城》之时，我随口提到了“文学生命”和“文学史生命”（详见专访《余华是一位手艺纯熟的工匠》，“澎湃新闻”2021年4月21日）。这当然不是严谨的概念，大意是：首先，一位作家只要活着还在创作，那么其文学生命就在延续；然而文学史生命可能只跟少数甚至一部标高性作品有关。其次，这是残酷而又正常的文学史现象。一位作家著作等身，但很可能就是凭处女作选入文学史，事后回望，其处女作之后的文学史生命表现为零；同样衰年变法与晚期写作在艺术领域也并不稀见，笔耕不辍的作家在搁笔之前终于叩开文学史大门。文学史可能遵循的就是丁玲所谓的“一本书主义”。再次，那么文学史生命是不是就等同于文学经典，也难说。因为关于“文学史”未必有稳固的共识，有的文学史家认为文学史就是经典作家与经典作品的聚义厅，有的则主张还原历史现场，向“近乎平均值的文学理解”开放（关于文学史的“经典时刻”与“日常状态”，我近期在一篇王德威教授主编《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评中有所论述）。以《家》《雷雨》《生死场》和《寒夜》《北京人》《呼兰河传》为例，论境界的阔大深奥、笔力的炉火纯青，后三者当更胜一筹，但前三者影响力——影响力不一定只和“文学性”有关——巨大故而往往成为文学史的首选。第四，具体到余华，我那篇访谈在流传中被有的媒体改题为“余华的文学史生命已经结束”，这实在标题党。余华是我多年跟踪、素所喜爱的作家。我想表达的完整意思是：先锋文学时期的辉煌表现以及1990年代更加辉煌的长篇小说（1980年代的余华以中短篇蜚声文坛，但彼时他只是先锋文学阵营中的一员；促使读者尤其是大众读者将余华从群体中识别出独一无二的地位，依靠的是1990年代两部标志性长篇《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不仅创下长销记录，而且一举奠定家喻户晓的声名。此后但凡有创作出版的新动向，就立刻成为焦点。就此而言，余华1990年代的业绩“更加辉煌”），基本上已经奠定了余华的文学史地位和格局。如果后世还有文学史的话，可能新世纪后的这几部长篇不一定会进入余华的章节（我个人对《文城》有所保留，对《第七天》倒有好感，只是依据主流评价作上述推测）。当然也可能出现相反情形，余华此后的某部新作突然冲击了研究者的文学史预设，作为余华的粉丝读者我自然乐见其成。每一部新作对于作家总是有意义的，但这个意义要提升到“预流”文学新变、颠覆传统秩序或引爆读者市场等，才可能拥有文学史生命。最后回答您的提问，文学批评的方式可以及时追踪、评价新作，文学史生命就留待文学史家的研究与评判。至于作家其实不需要为这个问题困扰，其考虑的永远只要是“最优秀的下一部”。

周：《我曾经和这个世界肝胆相照：2719文学对话录》用了很早之前你和思和老师的对话《做同代人的批评家》做序言。早在2014年4月，我们俩第一对话时，也谈到了做同代人的批评家这个话题。多年过去了，你对这个做同代人的批评家有没有新的理解？

金：我觉得更多应该去关注具备“对决”气质的文学文本，“对决”这个词我是从日本学者的文论当中读到的。很喜欢这个词，虽然没有研究但是揣摩大意是：当你面对强力竞争对手的时候，如果永远只是保持稳固不变的立场，从对象的外部进行批判的话，这其实是一种逃跑主义；你必须要深入到对手的内部逻辑中去，这个过程甚至会引发自身巨大的动荡。这个叫作对决。比如传统人文主义如何来面对《三体》中的“黑暗森林法则”，这是需要人文主义调集自身所有传统、甚至召唤新的神龙，与之对决，重新布置、规划自身的法则、格局和秩序。在我看来今天有两类文本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一类是以《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为代表的非虚构，另外一类是以《三体》为代表的科幻小说。具备对决气质的文本会对原先的文学秩序构成巨大的挑战。

抵达真实的文学现场

周：从2017年开始，你和何平决定在上海和南京两地轮流举办一年一度“双城文学工作坊”，邀请海内外作家、诗人、艺术家、翻译家、出版人和上海、南京的青年批评家每年就一个话题展开对话，关注当下青年写作生态，呈现青年写作新特质。这个构想最早是如何提出来的？这几年下来，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没？

金：何平老师的批评理念和文学实践，一直是我见贤思齐的对象，我们之间有很多默契，我是在一次出差途中的急行动车上，接到何平老师电话，敲定工作坊方案，一拍即合。当然也需要周围环境的配合，就我这边来说，得到了复旦中文系和上海市作协的支持。还有，沪宁两地活跃着一大批卓有建树的青年批评家，台上台下彼此之间都有很好的交往。这些都是工作坊成立与延续的基础。

从2017年迄今，工作坊一共举办五期，主题分别为“青年写作和文学的冒犯”“被观看和展示的城市”“世界文学和青年写作”“非虚构中国和中国非虚构”“文学与公共生活”。隐伏在上述主题背后的、根本性的议题是，在今天如何重新打开我们对于“文学”的理解。对于批评家而言，则是如何抵达真实的文学现场。我个人觉得这个预期还是实现的。

周：你在一个访谈中说，工作坊强调青年写作的新锐与先锋气质。你是如何定义“新锐与先锋气质”的？但从我们编辑的角度看，“媚少”现象还是非常突出的，其实一些青年作家，若不是搭这几年各类刊物疯狂地抢青年作家的稿子，很多人的作品若按正常的刊物对稿件质量的要求，连发表都难的。至少刊物“媚少”现象还是存在的。从研究的角度看，你认为存在“媚少”现象吗？

金：从“五四”新文化传统对于“青年”的定义来看，不只是一个侧重自然生理属性的年龄概念，而更指向侧重社会文化属性的一类精神、气质。循此推论，正当妙龄的年轻作家也有可能提供的是暮气沉沉的作品。我们工作坊强调青年写作的新锐与先锋气质，这首先是共识。有些差异的可能是评论态度，几届工作坊的发言中都有师友提到当代文学评价中的“媚少”现象，如您所言，年轻人的作品并不因为年龄而先天占有优势或享受“治外法权”。这样的高标准、严要求我也同意，尤其今天的青年写作可能不是当年“浮出水面”的情形，而是已经占据资本甚或参与利益交换了。不过就我个人而言，对于青年写作的评价，侧重点与其说是“目前完成多少”，毋宁说是“未来可以抵达哪里”，即在作品完成度之上更看重可能性，在一丝隐现的可能性中去预测其未来的丰富，“计划更好的途程”。陈世骧先生的这段话，最能表达我心目中批评与创作的理想关系，尤其是在面对青年写作时：“他（评论者——引者注）真是同感的走入作者的境界以内，深爱着作者的主题和用意，如共同追求一个理想的伴侣，为他计划如何是更好的途程，如何更丰足完美的达到目的。”

周：“双城文学工作坊”几年下来，从你个人研究的角度看，有哪些收获？下一步会工作坊还要有哪些计划？

金：我个人的预期和收获可以用“抵达”和“跨界”来形容。所谓“抵达”就是抵达当下真实的文学现场。之前和一位媒体朋友聊天，她说我们的工作坊比较欢迎仍处边缘的写作者。其实所谓“边缘”，如果换一个角度就会发现，这位写作者在另一个舞台上早就是热点关注甚至“大牛”。我们的工作坊，可能就是要打破这种中心-边缘的、固化的认知结构。如我这样的文学研究者，需要反身自省：文学的版图，早就不是传统文学机制所认定的那几块；在对当下文学做任何整体性的判断之前，我们先要看到更多、听到更多，抵达真实的文学现场。

工作坊的参与主体是沪宁两地的青年批评家，这批人是稳定的成员、“铁打的营盘”；然后按照不同的主题，邀请跨界、跨学科的嘉宾参与，这些嘉宾不限于沪宁两地，如同“流水的兵”。比如第四期的主题是非虚构，除了阵容稳定的青年批评家之外，我们还邀请学者、译者、记者、出版人、新媒体策划人、策展人等参加，他们的学科背景是新闻、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他们的工作方式是文字、图片、影像、田野调查等。工作坊上半场就由这些文学门类之外的与会者陈述他们关于非虚构的实践与设想；下半场就由青年批评家展开研讨与回应。在我们的设想中，希望这种“跨界性”能进一步增强。

周：“望道”讨论活动每月组织一次，参加的学生都是“90后”或“00后”。通过和这些“90后”或“00后”的学生的共同讨论，你觉得审美上，这些学生和我们“80后”或前辈，有哪些差别？

金：“望道”是我召集的一个读书小组，定期和学生一起讨论文学现场中的新人新作，讨论成果刚刚结集为《我曾经和这个世界肝胆相照：2719文学对话录》（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推出。

虽然我们经常谈青年写作，但今天的时代和1980年代其实已经非常不同了。今天文学文本生产和阅读研究追踪的“管道”有可能是分裂的，因为发表的平台太多元了。在今天，很多敏感的文学刊物编辑甚至会主动去像豆瓣这样的网络平台发掘作家，情况是完全颠倒过来的。作者不借助纯文学的“管道”也能赢得大量的读者粉丝，并通过其他途径的力量“倒逼”传统文学刊物关注自己，马伯庸就是一个例子。换句话说，现在的很多作家心目当中不一定存在一个坚实的“文学等级”，“文学等级”在某种程度上是被瓦解了的。以前由于发表平台单一，文学研究者是可以跟踪和关注文学现状的基本盘的，但今天如果作为文学批评者，你的眼光只盯着传统的、精英的文学机制的话，很有可能会忽略文学生态的丰富性。青年学生关注的文学领域可能更宽广，他们对新兴的审美形式也更敏感。比如最近我听学生聊“剧本杀”，这种娱乐方式其实已经影响到文学创作，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话题。

周：近几年青年批评家介入出版的不少，你在上海文艺主持“微光”，杨庆祥在选编“新坐标”，马兵也在主编“锋芒文丛”，等等。知识分子介入出版，对当下的文化建构是有积极意义的。你主编“微光”系列丛书，参与编辑《文学》丛刊等，这是你批评实践的一部分吧。主编丛书和编辑刊物，对你自己的研究有哪些积极意义？你想通过这些切实的行动达到什么目的？

金：编辑与出版本就是知识分子的岗位，文学史上诸多前辈早已为我们积累了宝贵经验与传统。明全兄在这方面也为同代人作出了很好示范。还是借用前面的说法，学院里的知识分子身处“十字街头的塔”：既要有学术研究，也要利用各种契机传播人文理想。我觉得自身做得还不够，比照不少师友都能借用B站这样的新媒体平台、脱口秀这样的新娱乐形式等，我这方面欠缺不少。

先来说《文学》丛刊。我们复旦现当代文学学科有两本学术丛刊——《文学》《史料与阐释》，都由陈思和老师和王德威老师联袂主编，我和康凌兄处理具体编务。我来举个例子说明刊物的意义和理想。陈思和老师对于《文学》有一个设想，它不在CSSCI、核心之类的目录里，倒不妨就此来容纳其它刊物或一般学术体制里不便刊发的文章。比如《文学》第一、二卷发表了社科院外文所陈中梅先生的《秘索思词源考》，上下两篇各9万余字，如此庞然大物又近乎“冷门绝学”，无怪乎陈先生此前一直难觅此文的发表阵地。上海文艺社（当时《文学》的出版方）的肖海鸥编辑有心，以此文为基础，最终为陈先生出版了专著《希腊奇迹的观念基础：荷马史诗与西方认知史的开源研究》。这样的书和《文学》丛刊一样，注定不会受到多少关注，那么意义在哪里呢？有一年在上海书展现场，我遇到上海文艺社时任社长陈征先生，陈社长告诉我：刚才有两个中学生来展台，买了好几本陈中梅先生的书，给自己买还给同学带。中学生怎么会关注到这样的书？回答说是他们的语文老师推荐这是一本好书。我到现在还能记得陈社长诉说此事时又惊又喜的表情。中学生估计是看不懂这书的，兴许翻翻就放下了，但哪怕一个孩子就此在心田里播了种，哪怕只是懵懵懂懂，这可能就是未来的读书种子最初叩门的时刻。这就是出版的意义。

再来说“微光”系列丛书，这也是我与上海文艺社为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内的青年学者提供的出版选题，目前已推出三辑十五种，第四辑正在出版过程中。“微光”二字取自鲁迅给白莽诗集《孩儿塔》作序：“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借用“微光”大概表示两个意思：微光联系着新生的事物和谦逊的态度，这是一套为青年学者开放的集丛；态度谦逊但也不自视为低，微光是黎明前刺破黑夜的第一束光，隐喻为学界带来新视野、新方法、新希望。我期望本丛书的作者能交给我一本“朴素”的书，对于青年学者来说现在出书不是难事，学院里有各种项目资助，但资助也意味着限制，我希望“微光”作者能够抛开工作量、学术考核的各种现实的、功利的考虑，而拿出一本自己满意的专著或主题论文集。上海文艺社的领导和编辑团队表现出的诚意与支持让我特别动容，青年学者今天出书不难，但出版一本自己不掏腰包、不靠经费资助且能有版税收入的学术著作，确实挺罕见的。当然我也有私心，想借此和同辈中的优秀学者结缘，比如正在制作中的第四辑（作者阵容暂不剧透），其中关于文献学和数字人文、媒介和技术劳动等课题，都是我无力处理又充满好奇的。

周：期待，同时也感谢金理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