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们MFA开班之际，初定小说和散文方向。小说是创意写作正途，没什么疑议，难的是散文。四顾周围，同类型学科，尤其率先带头的美国，纳入教程的往往有诗。在汉语旧体诗的辉煌历史之下，新诗难免让人困惑。从格律的“镣铐”中解放，经“五四”以来几代人及几轮运动，似乎并未有所归纳，形成体系，但凭个体的天赋，不期然间呈现异象。这种自由的生态隐藏着某种造化自然，终究不能够作为知识的传授模式，于是避让过了。散文课多少有退而求其次的意思，因它和诗最相近，比如修辞，也就是“美文”的概念，比如情感经验的直接启用——这时候，对课程的效果以及后续，没有任何预想，而我个人决不敢涉足，是出于对散文的某些成见吧，或更是隔行的缘故，那里另有路数。要说也曾写过散文，散文不就是人人都可写的吗？因此不免缺乏专业性。我写散文，多半出于某种外来的催逼，记叙某人某事，作序作跋，或是余兴的闲杂。其他老师，也都有怯于接手，最后是龚静顶了上去。我读过龚静许多散文，但没有旁听过她的课，有时会从同学传来，龚老师让他们看什么，读什么，写什么，却也不够组织完整的印象。实验性质的首届MFA给出成绩单，毕业作品中有一份是以相当体量的散文交付的，跳脱出创意写作惟小说独大的窠臼，虽然没有明文，但至少也是默认。就这样，散文课以实践完成专业的构成，在以后的日子里不断拓宽幅度。2020年，我尝试开讲的“非虚构写作”，追溯起来，一定程度上，可说就是从这里出发的。

自第一届以散文形式提请毕业作品以来，几乎每一届都有同样的开题报告。应三至五万字的标准，似乎无形中开辟了长篇幅的散文体例。当然，不敢断言长篇幅叙事体散文是从我们创意写作开始，但这种类型至少在这里得到教与学的检验，看它可以走到多么远，不止指体量，还有对自我的感性认识。这种大容积的迫使下，一事一物的体悟抒情显然不足以充实，而是需要增量，量变又引起质变。如他们少年时光，能有多少人生资源，散文是那样实打实的，多少料熬多少汤，所以这些文字往往归于成长的母题，如此，叙事便上升为结构性的因素。这些作业总是在第一时间获得好感，它们将亲历的生活提供给文章，让未明的存在熠熠生辉，而这些正是虚构努力要做又未必能做到的。虚构的首要任务“写什么”，在个人经验的书写中迎刃而解，那不就是你笔下正在写的？同时，应声回答剩下的一半“怎么写”。原始的经验栩栩如生，哪怕一个路人，站住脚对你诉说见闻，都可能微言大义，所谓“渔樵闲话”大约就来自于此。但是，新的麻烦来了——在我们给予散文以叙事的合法权力之时，怎么区分它与小说的差异，难道仅仅是“虚构”和“非虚构”？事实上，许多虚构也占用了非虚构的原材料，通常叫作“素材”，而且，往往是最有价值的部分。在我的小说写作实践课，经常的，师生双方困顿在情节的停滞中，便会谈起各自的经历，哪怕只是蛛丝马迹的线索，也可能破壁而出。感性总是机敏的，它们超前于理性的归类和推论，攫取现象，杂芜是杂芜，存储也不得法，堆垒在那里，谁知道什么时候，突然被点亮。有几次，我向同学建议，在龚静老师的散文课上，写同样的题材，因散文调动自身经验更为主动和积极，有更多触类旁通的机会。所以，关键并不在虚构和非虚构，而是这两者间的秘密通道，它将我们从一种存在引入另一种存在。

四篇论文中，伍华星的《“家”与“地”的记忆诗学》，企图解决的“边界”，大约就是指这个。我还注意到张怡微《谈谈方法：当代散文文体的多元呈现》、陶磊《复旦中文系创意写作专业的散文创作与教学传统》，都在暗中响应。看起来，大家都很清楚散文的悖论，力求突围。我想，伍华星其实是被自己的立题难住了，越是挣扎，越是纠缠。每举证明，结果都是证伪，比如“盛放”这个词，还有“自由”，大有越境的危险。就是这危险，却反证了边界的物质性，透明和脆弱。伍华星称之“容器”，那么就是玻璃容器。年轻人都有蛮力，硬是将无形化作有形，并且固定下来。这些论文常提到我的一篇旧文《情感的生命》，是为散文选集所写的序言。入编的篇目都是比较结实的，这“结实”二字既在内涵，又在体量，不少于万字，以期证明散文的文体是可担负荷重的。从我有限的阅读中挑出十七篇，书名就叫《王安忆选今人散文》，听上去就很狂妄。再看这些年轻论者摘录的句子，不禁汗颜，真敢把话说得板上钉钉，不给自己回转，赖也赖不掉。时间过去，许多事物和想法在变化，却也有不变的，在这里就是，追索散文的文体边界。伍华星将其规范在“记忆”，即便引用的普鲁斯特语录来自小说《追忆似水年华》，也得承认“记忆”是个好说法。感情有哪一桩不是事后发生、在追溯中给予命名？经历启蒙运动、文艺复兴、人本主义，再具体到中国现当代、“五四”新文化、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浪潮的漫长历史，个体自觉越来越清醒，“记忆”随之开拓出广度和深度，容纳无限扩大，这就是我选编散文时候要求篇幅的原因。伍华星替“记忆”加了一个后缀，“诗学”，这就回到散文的原教旨主义，修辞。我们将会在周燊的那一篇中得到更现实的例证，先放一放，继续将边界的事情说完。

陶磊和张怡微的文章大概可以视作从过去和未来两个向度，攻城略地，打开文体疆域。陶磊将传统的话题限定在特定的范围，复旦中文系，这是老实且有效的方法，简化了材料，凸显事实。大多数人，包括我，都没有注意到传记文学和散文的关系。逻辑链是通的，承认散文是真实发生，同时不否认散文的叙事权，那么传记理所当然收入散文囊中。近年来，西方文体的分类，虚构和非虚构，从某种意义上补充了我们的界法。沿着界碑，经陶磊提醒，可以上行到《史记》，如此，与“史学”打通。在朱东润先生倡导并且身体力行的传记写作中，我尤其重视《李方舟传》，这位传主，不是别人，正是朱先生的结发妻子，引序言介绍——“寻常巷陌中的一位寻常妇女”，由此，正史落到渔樵，“史学”则渡向“诗学”。《李方舟传》钩沉朱先生遗稿，后记中称定稿于20世纪六十年代，不禁让我想起老舍先生的《正红旗下》。我们也许不能完全确定《正红旗下》属非虚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写作者通常回避私人历史，倘要触及，便会冠以“自传体”，将其归入虚构，致使个体加入公共领域。《正红旗下》话说从头的叙述结构，随时写又随时停，最后终于没有完成的命运，透露出率性，优游又茫然的漫走。在新朝开元的史诗合唱中，没落的皇族记忆，显得寂寞，却弥漫一股深邃的静谧。这心境，或就是散文的自由美学。在这里，散文不自知地被赋予革命的价值，它从边缘纾解主流意识形态的压力，另辟蹊径，走向未来。

其实，前辈们早就为今天的非虚构铺垫了准备。在离群索居的孤绝中，造化依然公平地分配生机，云开日出之时，便挤出地表，气象蓬勃。文体分类的规则，就是形式，这也是我们急迫要划出界线的原因。张怡微用“跨学科”命名散文的开放边地，肯定式行不通，就试着从否定式取道，这“开放”不意味取消，恰是承认。在这里，她接纳社会学、历史学和人类学的加盟，继而又设法甄别学术和文学的差异，能看出她的焦虑。现代社会分工过细，到头来必定会再度交集。单说艺术和生活，就充满互文性。事实上，许多学术写作已经借用文学叙事的方法，从书名就可管窥：法国列维·斯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中国当代学者索飒的《丰饶的苦难》、美国葛林布莱《大转向》、梁鸿《中国在梁庄》，前两部是抒情风，第三项颇具戏剧性，最后者则将对象“中国”强烈的人格化。张怡微也提及传记文学，也是《史记》，又还是朱东润先生，很明显，复旦中文系为这一门写作课埋下草蛇灰线，等待我们接续已有些年头了。张怡微给“传记”的“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提出一个解释，“白话文”。她自己大约并未认识到其中的重要，只是顺带一笔略过去，匆忙沿设定的路线，到了“民族志”，渔樵再次回归史学。我想张怡微并非刻意提升“寻常巷陌”里的人生，用心更在价值发现，就是她借郁达夫自问作提醒的，“为什么是这个故事”。平权社会，人人可以发言，问题是有什么理由要大家听你说话而不是其他人？散文的陷阱就在这里，写和不写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常情论，事事皆成文章，其实呢，它可能要求更迫切的理由。我们可以将这理由视作散文的理想，要用“民族志”解释，或就是从小我向大我出发。说到这里，虚构和非虚构又将合拢，虚构和非虚构都有升华的妄念。如何制止混淆，也许混淆并不是严重的事情，可是既然承认形式，就要遵守规范，规范也是有美学的，在非虚构，就是特别严苛的完成时。“记忆”这个词用在这里很合适，几乎是非虚构的伦理。我们不能如小说那样，假定事情在进行时里发生，只能在文字里让逝去的时间重现和还原，写作是惟一的机会。顺便说一下，《追忆似水年华》为什么不能归类散文，大约就是因为书写的不是“记忆”，而是作为客体的时间，最新的周克希先生译本，书名叫作《追寻逝去的时光》，是不是可以提供佐证？

现在，我要谈谈周燊的论文《散文叙事者的戏曲唱腔》，她不期然地接棒了前三篇论文中的话头，在伍华星是“诗学”，陶磊是“传统”，张怡微则是“白话文”。我们终于从边界到了核心地带，也是起始之初，修辞。凡事一旦进入文字，就已经不是原始状态，这么说来，简直把散文的生路给灭了。换一种说法，小说是以虚构来虚构，那么，让散文保持在第一次虚构，也就是方法，或就有了自主身份，这方法可不可以叫作“修辞”？中国文学里，文章是一个大类，“散文”是近代的名称，名称产生的时候，就已经扩大了收纳，好比现代的“非虚构”。严格的范式，比如八股文、骈文，对仗联句即是微型的文章，用西方的话语，为艺术而艺术，大约就是散文的安身立命，随平民教育推广向大众解禁。周燊“戏曲唱腔”一说，提醒我们修辞的俗世化过程，借陈思和教授的概念，就是从殿堂到民间。

“五四”白话文运动的激进革命气氛，多少遮蔽了它的前史，文字的阶级性早已经开始消解，进入轮替。今天的经典唐诗宋词，几百年前，可能就是时代曲。我想，仓颉造字，一定是一个字一个字来的。《诗经》里的用字如此质朴，不定都源于风格，而是字的存量有限。很难猜测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文字的繁殖开蒙理性，还是理性刺激文字生长，这里必定发生过进化中的大爆炸。我又想，那些格律就是为制约文字的野蛮生机后天创造，这就叫作文明教化。随文字的传播普及，逐渐变通，诗经的四字式，到古诗的五字体，再到唐诗的五七绝律，然后宋词的长短句，抵达元曲。昆曲行内有一句话：曲牌如海。曲中曲、牌套牌，其实很像文章的结构，不也是楹联对句的比配连接。这也许就是边界，划分出修辞和日常说话的区别，更重要的，使它得以自给自足。

周燊的“戏剧唱腔”还有一个值得称许的地方，论题将现代艺术中解体的文字，又一次范约起来，用的是相对松弛的“曲”。将取消差别的大趋势稍稍拉回，回到经典中的秩序。中国戏剧唱腔和西洋歌剧的咏叹调如出一辙，都是用抒发充实时间，延宕到下一个情节。这一段停滞中的内容，就来自修辞。中国方块字是极简主义，它的孤立性质妨碍延宕的进行，但也有一般好处，就是灵活应变，仿佛有机体，嫁接什么活什么。如果说唐宋元时候，它们还处在自我循环，到了现代，西方文学潮涌进来，形成一种译文的修辞系统。王元化先生和夫人张可共同翻译《莎剧解读》，序言写到，读《奥赛罗》第四幕的一段独白，被激情吞没：“他那繁缛的充满隐喻与双关语的枝叶披纷的语言，他那多少显得有些矫饰留下了人工造作痕迹的戏剧技巧……”因此，“五四”的白话文运动，我们万不可低估其价值，西语里的从句结构，一下子敞开形容词的门户，又一个进化的大年来到。先有鸡先有蛋的死扣又结上了，先有语言的容器，还是先有料？语言是个活物，它就是在运动中增值增量，增到某一个量级，发生嬗变。但无论怎样千变万化，容器还是那个容器，材质不会变，就像基因，决定是你而不是我，也不是他！当我们拥有越来越丰厚的语言表达，推动理性——又一个死结，理性产生于语言，还是语言产生于理性？我相信工具，甚至可说是工具论者，人类进化的重要标志就是使用工具。散文的文体大约就是工具的性质，用自己创造自己，此自己创造彼自己！

2022年3月16日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