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重读《孙犁文集》，从第一卷第一篇开始。这篇文章题为《一天的工作》，为“短篇小说”之辑的开篇之作。

作品的情节很单纯，写三个孩子参与运送被抗日军民拆下来的铁轨的故事。编者将其编入小说之辑，看起来没啥问题。可是，偏偏在我初读这篇文章时，正值20世纪80年代中期，彼时我正在编辑《天津日报·报告文学》专版——身在其位，自然会站在自身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尤其是参照对比了孙犁的其他文章，就发现这篇作品似不应编入短篇小说之辑，而应算作一篇报告文学。我的依据也是来自孙犁先生的一番“夫子自道”：在孙犁自述其《第一次当记者》的回忆文章中，写到他作为新入职的晋察冀通讯社记者，前往雁北地区采访的难忘经历，对这篇作品也在文末点到一笔：“接近旧历年关时，我们这个被称作记者团的三个人，回到了通讯社。我只交了一篇文艺通讯稿，即《一天的工作》。”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文艺通讯”其实就是报告文学的别称，这在新闻界和文学界都有共识。而孙犁以记者的身份采写的这篇文艺通讯，即便不算新闻，也应归入散文之类，编进“短篇小说”显然不太合适——这就是我彼时彼刻，站在《报告文学》专版编辑的立场上，得出的一个鲜明的论点。

刚好当时的《天津日报》副刊上，陆续登了几篇新发现的孙犁早期报告文学作品和理论文章，如《冬天，战斗的外围》《报告文学的情感和意志》等，这就令我萌生了写一篇论述孙犁早期报告文学的评论文章的想法。我把这个粗浅的想法告知了孙犁先生，希望他帮我圈定一下他早期报告文学作品的大致范围。孙犁很快就给我列出一个文章篇目，这让我在感动之余，愈加发奋：白天，忙于繁杂的新闻采编工作；晚上，废寝忘食地把孙犁开列的文章篇目认真研读，并记了详细的读书笔记。而就在这一段刻苦研读的过程中，我发现这篇孙犁的记者“处女作”，在《孙犁文集》中似乎被排错了位。

正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我借着向孙犁先生汇报前一阶段研究成果的机会，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其中专门有一段谈《孙犁文集》中对这篇《一天的工作》归类“错位”的问题。原信摘要如下：

侯军给孙犁先生的信

孙犁同志：

承您于百忙中为我提供关于报告文学的文章篇目，深为感谢！现在您提出的篇章俱已收集、拜读，文集中有关报告文学的作品亦阅过一些，粗略有了几点想法，同时也有些不明之处，今特去函求教，盼得到您的帮助。

……

您第一次作为记者采写的文艺通讯《一天的工作》（文见《尺泽集》），为何在“文集”中被编入小说一类？文艺通讯早些时候好像只是报告的另一称谓，倘若这篇文章是您当记者的第一篇作品，实际上就是您的第一篇报告文学。如此推论，不知是否正确？

虽然信中是以请教的口吻探寻发问，但我的观点却是明晰而鲜明的。我记得这封信和一份论文提纲是托文艺部的老编辑张金池转交的。老张曾参加过《孙犁文集》的编纂工作，他一听我对《孙犁文集》的编辑体例提出了质疑，就善意地提醒我说：你不知道吗，这套文集是孙老亲自审定的——你指摘文集的编辑体例，实际上就等于是在批评孙犁先生啊！

我听罢暗暗后悔。是啊，孙犁先生是享誉文坛的大作家、老前辈，而我只是一个20多岁的无名小卒，竟然斗胆给他编定的文集提意见，岂不是太冒失了？然而，信已送出，覆水难收，我只能惴惴不安地等待着孙犁先生的回复，生怕引起孙老的不快。

两天后，老张给我打来电话，说孙老回信了，让我去文艺部取。我赶去一看，岂止是回信，还有一本孙老的新著《老荒集》，上面还有孙老的亲笔题字——这是我收到的第一个孙犁先生的签名本。更令我惊异的是，孙老在回信中不仅完全赞同我所提出的看法，而且对我的探索给予了超乎预期的肯定。孙老的信文不长，全文如下：

孙犁先生回信

侯军同志：

读过你的来信，非常感动。看来，青年人的一些想法、思考、分析、探索，就是敏锐。我很高兴，认为是读了一篇使人快意的文章。

这并不是说，你在信中，对我作了一些称许，或过高的评价。是因为从这封信，使我看到了：确实有些青年同志，是在那里默默地、孜孜不倦地读书做学问，研究一些实际问题。

我很多年不研究这些问题了，报告文学作品读得更少。年老多病，头脑迟钝，有时还有些麻木感。谈起话来，有时是词不达意，有时是语无伦次。我很怕谈论学术问题。所以，我建议，我们先不要座谈了，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写信问我，我会及时答复的。

关于你在这封信上提出的几个问题，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你的推论，和你打算的做法。希望你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广泛阅览材料，然后细心判断，写出这篇研究文章。这对我来说，也是会有教益的。

你的来信，不知能否在《报告文学》上发表一下，也是对这一文体的一种助兴。请你考虑。原信附上备用。

随信，附上近出拙著《老荒集》一册，请你参考并指正。

祝好！

孙犁

十一月十三日

这封回信写于1986年11月13日，距今已经36年了。遵照孙犁先生的嘱咐，我把这封来信，连同我的那封信一起，发表在1986年11月28日的《报告文学》专版上，标题为《孙犁关于报告文学的通信》。

从这次书信往还中，我不仅真切感受到孙犁先生谦逊的品德与宽容的胸襟，更深深感受到他对青年人的真情扶掖与悉心呵护。由此开始，我与孙老的交往日渐频密，孙老对我的成长也是一路护持。正如孙犁女儿孙晓玲在《逝不去的彩云》一书中给一篇文章所做的标题：“父亲与侯军的一段忘年交”。孙犁先生的这封来信，对我日后的人生道路选择，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正因为孙老的这封信，我才立下志愿，要做一个“学者型记者”；正因为孙老的这封信，我才能够几十年如一日，“在那里默默地、孜孜不倦地读书做学问，研究一些实际问题”；正因为孙老的这封信，我才能够在浮躁的世风中耐得住寂寞、经得起喧嚣，立定精神，笔耕不辍……如今，我已年过花甲，退出报海。回首前尘，自感欣慰的是，我没有辜负孙老当年的叮嘱，一直在心无旁骛地“读书做学问”，虽然学问并没做好，但确实是研究了一些实际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从孙老的为人处世中，知晓了何为人淡如菊，何为淡泊名利，何为文章立命，何为文人风骨……

重读孙犁，我感恩！

（作者系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