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作家书信作为一种重要的史料，保存了特定时期文学生成的生动侧面与鲜活记忆。研究者将其纳入研究视野，有助于深入解读作家复杂的心路历程，探寻作品形成的过程。我在2021年得到珍藏于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两封路遥1980年代初致《当代》主编秦兆阳的书信研究授权。此前，这两封书信未曾公开见诸任何报刊，收录路遥书信最全的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的《路遥全集》也未收录，应当视为路遥的佚信。

路遥在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中称：

“秦兆阳是中国当代的涅克拉索夫”。……“坦率地说，在中国当代老一辈作家中，我最敬爱的是两位：一位是已故的柳青，一位是健在的秦兆阳。我曾在一篇文章中称他们为我的文学‘教父’……而秦兆阳等于直接甚至是手把手地教导和帮助我走入文学的队列。”[1]

路遥在创作突围期的1980年代初致秦兆阳的这两封书信弥足珍贵。由此为基点，可以深入探讨秦兆阳“手把手地教导和帮助”路遥“走入文学的队列”的来龙去脉。

一 中国现代文学馆珍藏的路遥1980年代初致秦兆阳的两封信

路遥给《当代》主编秦兆阳的第一封信，是1981年12月14日写成的。全文如下：

尊敬的老秦同志：

您好。我来中青社改一部作品，现基本已完成工作。我很想来看看您，但又怕打扰您。另外，我老是这样，对于自己最尊重的人，往往又怕又躲避，望您能原谅。

我想请求您一件事：上海《萌芽》丛书初步决定出我一本集子，包括十二个短篇和两部中篇，约二十来万字。他们这种书都要求有个老作家在前面写个序，并且让作者自己找人。我自己很想让您给我写几句话，不知您能不能同意。如您觉不方便，我就不麻烦您了。两部中篇都是您看过的，其它的短篇只有十来万字。如您能同意，上海方面也最后审定出版，我就将另外的十来万字短东西寄您看一看。当然，书现在还未最后定下出版，这封信有点早。主要是这次来京，想知道您的意见，到时我就不再写信打扰您了。您如果忙，就不要给我写信了。可将您的意见托刘茵同志写信转告我。

我在这里改完一部十三万字的小说，中青社已决定出版，我深知道，我在学习文学创作的过程中，您起了关键的帮助作用，我自己在取得任何一点微小的进步时，都怀着一种深深的感激而想起您。

您身体怎样？万望保重！您给子龙的信及他的小说在社会引起重大反响和关注。尤其是您的文章，文学界反映很强烈，是这一段我们那里谈论的主要话题。

祝您健康并且愉快。

（我20号左右就回了西安）

路遥14/12

第二封信，是路遥于1982年1月7日再度写给秦兆阳的，严格意义上是一封回信。全文如下：

尊敬的老秦同志：

您好。非常意外地收到您这么长一封信。上次在京期间托刘茵同志转您信后，我已经后悔不已。您现在用这么认真的态度和一个小孩子交谈，我除过深深的敬意，更多的是因为打扰了您而感到内疚。老秦同志，您在一切方面对年轻的同志具有一种吸引力，我们大家都愿仔细倾听您的声音。您使我想起伟大的涅克拉索夫和《现代人》杂志周围那些巨大的人们。我国现代文学发展的状况不能令人满意，除过其它复杂的原因，很重要的一点是缺乏一种真正美好的文学风尚。用一种简单的、类似旧社会戏园子里捧“名伶”的态度，根本无益于文学的真正发展，只能带来一些虚假的繁荣。科学和神圣的东西让一些嘻皮笑脸的人操持怎么能让人不寒心呢？在这样一种情况中，一个严肃的、热情的、不看门第而竭尽全力真正关怀文学事业发展的人，他所发出的声音——站在山巅上发出的独特的、深沉的、哲人和诗人的声音，对文学公众的吸引力是无可比拟的，因为这一切在我们的环境中是宝贵的。

您的信在这里已经引起热烈反应。陕西地区正在努力的青年作家很多。您的信——正确地说，是您的风度给了我们一个极强烈的印象。《延河》的几位负责同志都传看了信，很快决定在刊物上发表，谅您会同意的。当然，我很不安，也感到惶恐。我自己的水平和这件事很不相称。我虽然很高兴，但也很痛苦，您会相信这是我的真实心情。我想把此信作为我那本集子的代序，因为您的信实际上涉及了许多广阔的问题。这件事我要和出版社商量，争取他们的同意。

信已经很长了，又耽搁了您的时间。我现仍在编辑部上班，下半年可能让择专业，我准备认真扎实地在生活和创作中摸索，以不负您的厚望。

致敬意！

路遥

元月七日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两封书信是秦兆阳逝世后，其子女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社会上还有无路遥致秦兆阳的散佚书信？我的推测应该还有一些，只是我们目前还没有发现而已。

二 路遥中篇小说处女作《惊心动魄的一幕》由黄秋耘转给秦兆阳

要研究路遥的这两封佚信，必须梳理清楚路遥中篇小说处女作《惊心动魄的一幕》的发表过程，不然无法说清楚其中的逻辑关系。

路遥1978年完成的中篇处女作《惊心动魄的一幕》，其发表过程非常艰难，可以说“屡败屡投”。路遥的这部中篇处女作，后来发表在时为季刊的《当代》杂志1980年第3期上。这部小说是路遥作品首次在大型文学刊物上的亮相，并于1981年荣获全国首届中篇小说奖。这部小说的发表，极大地提升了路遥的文学创作信心。随后，他才有中篇小说《人生》以及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的创作。对此，2015年，我曾刊发论文进行过研究。[2]

路遥在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中称：

记得1978年，我28岁，写了我的中篇小说处女作《惊心动魄的一幕》。两年间接连投了当时几乎所有的大型刊物，都被一一客气地退回。最后我将稿子寄给最后两家大刊物中的一家——是寄给一个朋友的。结果，稿子仍然没有通过，原因是老原因：和当时流行的观点和潮流不合。[3]

那么，路遥又如何把《惊心动魄的一幕》投给《当代》呢？路遥回忆：

朋友写信问我怎办？我写信让他转交最后一家大型杂志《当代》，并告诉他，如果《当代》也不刊用，稿子就不必再寄回，他随手一烧了事。[4]

路遥延川时代的朋友、《山花》创办人之一的白军民生前接受我采访时，言之凿凿地认为这位“朋友”就是黄秋耘[5]，他听路遥说过此事。黄秋耘是我国当代著名作家，1954年担任过中国作家协会《文艺学习》编委，1959年担任《文艺报》编辑部副主任；“文革”时期，他被下放到广东省出版社工作，担任广东人民出版社革委会副主任；1976年到1982年之间，他主持国家出版局委托广东“牵头”的《辞源》修订工作。黄秋耘为何推荐路遥这部小说，原因不得而知。因为这是个“孤证”，我在撰写《路遥传》时无法采信。这些年，坊间也有关于此事的传闻，但均无明确出处。

为了求证此事，我又辗转联系到路遥夫人林达女士，她短信回复：

黄伯伯是我母亲几十年的老战友。也见过路遥，他认可了路遥的作品，推荐给他的朋友秦兆阳，后者认为修改后可发，于是招路遥进京。在文学作品的发表过程中，这个渠道是正常的。但最终还是作品为王，作品不行，人际关系再铁也没有用。路遥可能是听我讲过这件事后，才会对白军民说的。当然在此事之前，路遥并不知道我父母的背景。[6]

循着这个思路，我又找到林达的弟弟、同在延川插队的林彬。他的博客中有回忆母亲的文章：母亲袁惠慈是抗战初期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批准的、中共东南特委派出的“香港学赈会青年回国服务团”第一批进入广东茂名地区的成员。“1939年1月，服务团派出共产党员黄秋耘、袁惠慈、进步青年马勇前到电白县抗日游击守备区指挥部工作……3月，宣布成立电白县中心支部，黄秋耘为书记，袁惠慈、麦逢德为委员，为抗战游击战做好准备。”[7]也就是说，黄秋耘与袁惠慈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生死战友。黄秋耘见过袁惠慈的女婿、青年作家路遥，读懂了这部作品，也认可了这部作品。在此基础上，他才推荐给了老朋友、《当代》主编秦兆阳。名作家推荐作品，是众多青年作家文学起步的重要方式。问题的关键是，秦兆阳也欣赏这部作品。

根本没有想到，不久，我就直接收到《当代》主编秦兆阳的一封长信，对我的稿子作了热情肯定，并指出不足；同时他与我商量（在地位悬殊的人之间，这是一个罕见的字眼），如果我不愿意改，原文就发表了，如果我愿意改动，可来北京。[8]

那么，这部曾“周游列国”的退稿为何得到黄秋耘的认可呢？这里有必要简单梳理路遥新时期之初的创作情况。

新时期之初，担任《延河》文学杂志编辑的青年作家路遥，一边冷静地审视着文坛动向，一边认真思考与创作。1978年，就在“伤痕文学”铺天盖地之时，路遥以自己亲身经历过的“文革”武斗为题材、以“文革”前夕担任延川县委书记的张史杰为原型，创作了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这篇作品所反映的内容，都是我亲身经历和体验过的生活，其中的许多情节都是那时生活中真实发生的”[9]。当时，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著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彻底否定，而路遥以“主题先行”的方式，进行“文革”反思，这不能不说具有前瞻性。文学编辑们能否完全领会路遥的创作意图，这仍是个未知数。

事实上，《惊心动魄的一幕》写成寄出后，路遥的心也就随之悬了起来。这部中篇先是时任《延河》副主编的作家贺抒玉推荐至某大型文学刊物，不久被退了回来；又寄给一家刊物，二次被退回。[10]两年间，接连投了当时几乎所有的大型刊物，都被一一客气地退回。每次投稿后，路遥在等待发表的焦虑与煎熬中度日如年。而那时的陕西作家却一路高歌，继莫伸的《窗口》、贾平凹的《满月儿》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后，陈忠实的《信任》和京夫的《手杖》又分获1979年与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到1980年，陕西已先后有四位作者在全国获奖，而路遥却出师不顺。

路遥的创作一直在中篇与短篇之间犹豫，他重新拣起短篇，先后发表了《在新生活面前》《夏》《青松与小红花》《匆匆过客》《卖猪》等短篇小说。这些小说仅仅是发表而已，并没有引起任何实质性的“轰动效应”。

当《惊心动魄的一幕》再次被退回时，路遥甚至有点绝望了，最后他将稿子通过朋友转给最后两家大刊物中的一家，结果稿子仍没有通过，原因仍是与当时流行的观点和潮流不合。这样，才有岳母袁惠慈找到老战友黄秋耘帮助推荐的事情。

林达在短信中称：“在此事之前，路遥并不知道我父母的背景。”林达父亲林彦群与母亲袁惠慈早年在新加坡与香港等地长期从事地下党工作，全国解放后在国家华侨事务委员会与中国新闻社工作。“文革”时期，他们均受到冲击。1982年，林彦群担任中国新闻社福建分社社长，1984年10月离休；袁惠慈则于1953年后长期在中国新闻社工作，1985年在中国新闻社福建分社离休。作为中共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知识分子，以及在“文革”中受到严重冲击并下放到福建的归侨干部，他们保持低调、内敛的作风，自在情理之中。

黄秋耘下决心推荐这部小说，因为他深深懂得“热情对待每一个青年作者的习作”意味着什么。黄秋耘在回忆录《风雨年华》中曾详细回忆1937年自己的处女作《矿穴》发表在上海《艺文线》的过程，以及该刊主编柯灵来信鼓励的情况。他由此发出由衷的感慨：“因此，我想吁请全国报刊的主编和编辑们，要热情对待每一个青年作者的习作，如同当年柯灵先生对待我一样。须知道，几句热情鼓励的话，有时也许可以作为动力，促使某一个青年作者在文学创作领域里做出点成绩来。可惜在三十年代还存在于编者和作者之间的那种亲切的情谊，今天已经不多见了。”[11]

黄秋耘晚年的这段话，可以视为他推荐路遥《惊心动魄的一幕》的有力注解。

三 路遥赴京完成《惊心动魄的一幕》的修改

正如路遥所言：“怎么不改呢！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赶到北京。”[12]这样，才有了路遥与《当代》主编秦兆阳第一次见面。

据时任《延河》副主编的董墨回忆：1980年4月，《当代》编辑刘茵打电话到《延河》，明确地说：“路遥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秦兆阳同志看过了，他有些意见，想请路遥到北京来改改，可不可以来？”董墨把电话内容告诉路遥，路遥欣喜若狂，他终于要看到所期望的结果了。[13]《当代》是新时期以来我国文学杂志的“四大名旦”之一，它以发表现实主义作品为主，整体大气、厚重，能在《当代》上发表小说当然是每个作家所梦寐以求的事情。

1980年5月1日，路遥激动地给《当代》编辑刘茵写了一封长信，诚恳而详细地阐释了创作这部小说的动因、思路乃至写作中的苦恼。这封信件，是目前我们看到的路遥本人关于《惊心动魄的一幕》最系统的创作阐释。他甚至明确地说：“我曾想过，这篇稿件到你们那里，将是进我国最高的‘文学裁判所’（先前我不敢设想给你们投稿）。如这里也维持‘死刑原判’，我就准备把稿子一把火烧掉。我永远感激您和编辑部的同志，尊敬的前辈秦兆阳同志对我的关怀，这使我第一次真正树立起信心。”[14]在此信中，路遥忐忑不安的心情一览无余。

就在5月1日这天，路遥还给好友曹谷溪写了一封信，表达了他当时的激动心情：

好长时间了，不知你近况如何。先谈一下我的情况，我最近有些转折性的事件。我的那个写文化革命的中篇小说《当代》已决定用，五月初发稿，在《当代》第三期上。这部中篇《当代》编辑部给予很高评价，秦兆阳同志（《当代》主编）给予了热情肯定……中篇小说将发在我国最高文学出版单位的刊物上（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是一个莫大的荣誉。另外，前辈非常有影响的作家秦兆阳同志给予这样热情的肯定，我的文学生活道路无疑是一个最重大的转折……[15]

在此信中，路遥连续使用“我国最高文学出版单位”“莫大的荣誉”“一个最重大的转折”这些极端性词语来表达他的兴奋心情。这说明路遥在文学突围时期，文学前辈秦兆阳与《当代》编辑部的充分肯定，对他提升文学创作信心具有重要意义。

1980年5月初，路遥应邀到《当代》编辑部修改小说。他在责任编辑刘茵的带领下，去北京市北池子秦兆阳简陋的临时住所，见到了这位德高望重的《当代》主编。[16]据刘茵后来回忆：“路遥见到秦兆阳后非常局促，双手放在膝盖上端坐着，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17]

路遥在秦兆阳的关怀下，在责任编辑刘茵与二审编辑孟伟哉的帮助下，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修改了二十来天小说，修改稿比原稿增加了一万多字。1980年5月30日，路遥改稿后离京时，给负责二审的孟伟哉留了一封信，具体谈了这部小说的修改内容：

您和刘茵同志谈过意见后，我又把稿件整理了一遍。我想了一下，觉得农民场面结束后，是应该很快跳到礼堂门口的。您的意见是对的。因此我把以后的那两节（现已合成一节）调整到农民场面的前面去了；农民场面一节重写了一遍。现在已经从农民场面的结束直接过度到礼堂门口上。至于您提出删去的那些内容，我用这种方法保留了下来。主要考虑到：一、如果没有这个内容，马延雄回城的理由、必要性以及他对这个行动的思想动机将给读者交待不清楚，会留下一些漏洞（主要通过马延雄和柳秉奎的谈话说清楚这些）。二、这些都是马延雄和柳秉奎两个重要人物的细节描写，尤其是马延雄雨中挣扎一节。整个文章密度大一些，好不容易有这么个空子抒情性的描写了一下。

现在这样处理，您提出的意见解决了，也保留了那一节。这只是我个人的感觉，可能不对，请您再看，如不行，我再改。

您和刘茵同志提出的其它意见，我都尽力按您们说的解决了。我自己文字功夫很差，有些疏露（漏）和错别字请编辑部的同志给予纠正。[18]

另据时任《当代》杂志编辑的何启治回忆：

老孟说：路遥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是秦兆阳把稿子交给我看的。读稿的时候我动了感情，就把末尾改成像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那样，营造了一种有震撼力的氛围，充满了庄严感，悲壮感。大约有一千多字吧。此作刊发在《当代》1980年第3期，荣获“《当代》文学奖”和1977—1980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此作一面世便引起轰动，说路遥写了史诗式的题材。其实，当代文学的优秀作品后面，往往也有编辑的劳动。[19]

这样，《惊心动魄的一幕》就顺利在《当代》杂志1980年第3期“中长篇小说栏目”头题刊发，秦兆阳为此专门题写了标题。

《惊心动魄的一幕》一连获了三个荣誉极高的奖项：1979—1980年度《当代》文学荣誉奖、《文艺报》中篇小说奖、全国首届优秀中篇小说奖。尤其是全国首届优秀中篇小说奖，是新时期以来陕西作家的第一次获奖。《惊心动魄的一幕》的发表与获奖，改变了路遥在陕西文学界坐冷板凳的状况。在1981年的全国首届优秀中篇小说获奖座谈会上，担任评委的中国青年出版社资深编辑王维玲郑重向路遥约稿，才有路遥《人生》的创作与发表。[20]此后，“农裔城籍”的路遥找到“城乡交叉地带”这个真正属于自己独特生命体验的文学表达区位。

《惊心动魄的一幕》的最初推荐人、时任《延河》副主编的作家贺抒玉后来回忆：“这次成功对路遥在文学创作上的发展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犹如一个水手，在大海中游向彼岸过程中疲惫不堪的时候遇上了一艘快艇。此后，路遥的写作便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21]。

四 秦兆阳为何赏识路遥的这部“新人新作”

许多人会思考，秦兆阳为何愿意帮助路遥？应该从两方面来看待这个问题：一方面，作为文学前辈的秦兆阳，对路遥的善意与扶持决不来自简单的个人情感，而是其文学思想与人生方式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路遥所坚持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方法与作品打动了秦兆阳，具备让秦兆阳用心用情扶持的基本水平与能力。

《当代》编辑朱盛昌1980年5月3日的“日记”这样记录：

陕西作者路遥给刘茵回信，讲他写中篇《惊心动魄的一幕》的缘起，对《当代》拟发他这个作品很是感激。路遥这篇作品是别人转来的，刘茵看后觉得不错，秦兆阳拿了去看后很赞赏，认为这篇作品很独特，迄今还没有任何一篇作品像这样去反映“文化大革命”，他决定发表。让马上通知作者，并询问其创作缘由。路遥在给刘茵的回信中说，这篇东西是根据一件真实事件写成的，投了好几个刊物，都退了。最后他投给《当代》试一试，如果《当代》也说不能用，他就把稿子烧了，从此不再写小说。我把信给兆阳同志看了。他跟我说，这个作者有生活，没有生活是写不出来的。别人不用，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他把小说的故事讲给我听后说，这个作品突出写的是一个正面人物，只是把斗争写得残酷了些。这没有关系，因为作品的基调给人的感觉还是高昂的。我们应该发表这个作品，而且要把这个作者好好树一树。他说，我们就是要培养青年作者。

路遥表示愿再修改一次。秦怕到时又给了别人，叫我们请他来社里改。我让刘茵给路遥打了电话。[22]

朱盛昌的日记中明确记录，《当代》主编秦兆阳先生说：“我们应该发表这个作品，而且要把这个作者好好树一树。他说，我们就是要培养青年作者。”“这个作者”就是路遥。

据朱盛昌后来回忆：

兆阳同志关于“我们就是要培养青年作者”的思想，在《当代》编辑部中达成了共识。编辑部公开在刊物上宣布“每期必发新人新作”，每期发稿时我们都要检查本期有几篇新人新作，把这作为一项制度执行，相应地每期还要发“本期新作者简介”；又将新人新作作为考核编辑人员业绩的重要内容，对于从来稿中发现了有价值的新人新作的编辑给予及时表扬鼓励；对于有基础的新人新作，编辑部总是给以耐心细致的帮助，提出详细意见帮助修改加工，争取达到发表水平。这些措施的实行，大大鼓励和吸引了广大业余作者，他们纷纷来稿，甚至把被别的编辑部退回的稿件寄给《当代》，希望得到关注。[23]

这个回忆就很能说明问题。这充分说明《当代》刊发“新人新作”，是在秦兆阳推动下的一种制度性安排。

秦兆阳1938年奔赴延安，是陕北公学分校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学生，他的青春年华是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中度过的。全国解放后，他担任过《文艺报》执行编委、《人民文学》副主编。据一些文章介绍，“他在编辑部内宣布，要将《人民文学》办成俄国19世纪《祖国纪事》、《现代人》那样有影响的第一流刊物，要有自己的理论主张，要不断推出新人新作”[24]。《人民文学》从1956年4月号起，相继推出了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上篇）、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耿简的《爬在旗杆上的人》、耿龙祥的《明镜台》等一系列正视现实、直面人生的现实主义力作。1956年9月，秦兆阳以“何直”的笔名在《人民文学》发表理论文章《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主张文艺应“严格地忠于现实，艺术地真实地反映现实，并反转来影响现实”[25]。他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

秦兆阳1979年落实政策回京后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他创办大型文学刊物《当代》杂志并担任主编。直到1994年10月病逝，他在主编任上工作了15年。历史选择了秦兆阳，秦兆阳也以自己的思想底色点亮了《当代》。在秦兆阳的带领下，《当代》形成了正大严肃的风格，成为当代文学的重镇，刊发了《芙蓉镇》《活动变人形》《古船》《白鹿原》等一系列现实主义力作。正如评论家孟繁华所指出的那样：“从创刊那天起，《当代》就以其鲜明的关注现实和批判精神，成为当代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旗帜。”[26]

从另一个角度看，路遥的中篇小说处女作《惊心动魄的一幕》，是路遥经过深思熟虑后选择的题材。它没有迎合当时“伤痕文学”发泄情绪的路子，而是进行彻底的“文革”反思，塑造县委书记马延雄在“文革”中为制止两派的武斗而进行飞蛾扑火式的自我牺牲。路遥有在“文革”武斗时的亲身经历和生死体验，写起来得心应手。他对当时的文艺政策走向有一个基本的判断，认为“伤痕文学”虽是逞一时之快发泄情绪，但文坛终究要有正面歌颂共产党人的作品，而他这部作品的“着眼点就是想塑造一个非正常时期具有崇高献身精神的人”[27]。在创作手法上，这部中篇深受雨果《九三年》的影响。《九三年》写的是在光明与黑暗短兵相接时英雄主义的闪光。路遥在这部中篇中也想来个土崩瓦解的结果，在矛盾的最高潮结束。他下定决心创作这部与当时的文坛潮流有些不甚合拍的中篇，本身就是剑走偏锋的一着险棋。

很多年后，时任《延河》诗歌编辑的晓雷回忆：

我看过去后的第一感觉是震惊，既震惊这部小说的真实感和我的朋友闪射出来的令我羡慕甚至嫉妒的才华，又震惊于这部小说主题和思想的超前。那时我的思想还深陷在“文化大革命”好的长期喧嚣形成的藩篱中，而如今由我的朋友捧出一部讨伐“文化大革命”的檄文，怎能不让我感到惊恐呢？但我的真诚认可了这作品的真诚，我毫不含糊地肯定了它，并表示我的支持。我们在共同商量这作品的题目，似乎叫作《牺牲》，意思是表面写一位县委书记在“文化大革命”的批斗中牺牲了，实际深意表明不仅这位县委书记是“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而且所谓的“造反派”和“保守派”都同样是“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28]

不仅晓雷看到这部小说时叫好，时任《延河》副主编的董墨也有同感，路遥拿出这部小说的初稿让他看后，他认为：

这个中篇小说与当时许多写“文革”题材的作品，有很明显的不同，这种不同是作家着眼点的不同。[29]

《惊心动魄的一幕》是秦兆阳担任《当代》主编后不久发现的“新人新作”。秦兆阳认为当时文坛弥漫的“伤痕文学”调子过于低沉浅薄，而他更愿看见这时期的文学创作呈现拨乱反正的姿态，也就是说作家揭露矛盾时不能被消极的东西压住，要用严肃和奋发的面貌表现正向的东西，让人从困难中看到出路。秦兆阳认为《惊心动魄的一幕》中的县委书记马延雄舍生取义的崇高的心灵，正展示了党的优良传统，值得歌颂；文学艺术揭露丑恶的目的，就是要唤起人们追求美与崇高的力量。此外，《惊心动魄的一幕》的副题是“一九六七年纪事”。这种“纪事体”现实主义小说样式，也是秦兆阳所欣赏的。对于这样一部契合其文艺思想与编辑思想的好作品，秦兆阳怎能不由衷地赏识呢！

从这个意义上讲，路遥的确是幸运的。正是基于秦兆阳的赏识，《当代》1981年第2期刊出樊高林的评论文章《读〈惊心动魄的一幕〉》；也正是基于秦兆阳的赏识，路遥在1981年又把第二部中篇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投给《当代》。1981年6月10日，在给《当代》编辑刘茵的信中，路遥透露了此事：

我最近在考虑一个长篇的过程中：“抡”了一个中篇，属平庸之作，犹豫了一下，已在前不久寄给秦兆阳同志看了，他已经回信给我，说他的初步意见是可以在《当代》发表，并对稿件极准恳地提出了他的意见。老秦收到我的稿子就看了，并且很快就回了信，这种精神使人感慨不已。《当代》是我感激不尽的。您、老秦、老孟等同志的关怀我会永记不忘，今后仍需要您们的帮助与引导……[30]

《在困难的日子里》的副题是“1961年纪事”，这部小说的创作手法延续了《惊心动魄的一幕》的“纪事体”风格。这部小说也是在秦兆阳的关怀下、在责任编辑何启治的具体帮助下，不断修改完善后才发表在《当代》1982年第5期上的。[31]

五 秦兆阳在书信体评论中旗帜鲜明地为路遥撑腰鼓劲

路遥少年记事时才由清涧老家过继给延川的伯父为子，特殊的家庭环境与求学经历，使他形成了过于自尊而敏感的性格。他笔下的人物如高加林、马建强、孙少平等人身上均有他的性格影子。依路遥敏感而自尊的个性，在《当代》刊发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荣获全国首届优秀中篇小说奖之后，他向《当代》主编秦兆阳写信求序才有可能。

1981年12月，路遥应中国青年出版社副总编辑王维玲之邀赴京修改中篇小说。他致秦兆阳的第一封信，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写出的。信中透露这样几个信息：一是他再次赴京修改13万字的小说，这部小说将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虽然他还没有起好书名，但就是后来的《人生》。[32]二是上海的《萌芽》杂志拟出版的“萌芽丛书”中有一部路遥的中短篇小说集。这部小说集就是后来在重庆出版社出版的《当代纪事》。路遥想请秦兆阳为这部小说集作序，这才是这封信的重点。三是《惊心动魄的一幕》发表后，他又给秦兆阳投了一部中篇小说，也得到秦兆阳的肯定。在这封信里，路遥措辞十分谨慎，姿态十分谦卑，他这样写道：“我深知道，我在学习文学创作的过程中，您起了关键的帮助作用，我自己在取得任何一点微小的进步时，都怀着一种深深的感激而想起您。”

在路遥向秦兆阳写出第一封信的半个多月之后，也就是1982年1月7日（或者之前），他意外地收到秦兆阳的来信，也就是说第二封信是路遥的一封回信。路遥的第一封信是由《当代》编辑刘茵转交给秦兆阳的，在1980年代初我国邮递条件并不发达的情况下，秦兆阳能迅速给路遥回信，充分说明对于路遥的高度重视。

严格意义上，秦兆阳这封《要有一颗火热的心——致路遥同志》的回信，是他长期深思熟虑的结果。他不仅对《惊心动魄的一幕》作出高度评价，更在于他要澄清并回答文学界的一些问题，旗帜鲜明地给路遥撑腰鼓劲。

初读原稿时，我只是惊喜：还没有任何一篇作品这样去反映文化大革命呢！而你的文字风格又是那么朴实。

这不是一篇“针砭时弊”的作品，也不是一篇“反映落实政策”的作品，也不是写悲欢离合、沉吟于个人命运的作品，也不是以愤怒之情直接控诉“四人帮”罪行的作品。它所着力描写的，是一个对“文化大革命”的是非分辨不清、思想水平并不很高、却又不愿意群众因自己而掀起大规模武斗，以至造成巨大牺牲的干部。

所以路遥同志，你被所熟悉的这件真事所感动，经过加工把它写出来，而且许多细节写得非常真切，文字又很朴素，毫无华而不实的意味，实在是难得。这说明你虽然年轻，思想感情却能够跟我们党的优良革命传统相通相联，说明你有一种感受生活中朴素而又深沉的美的气质。这，好得很！

在信中，秦兆阳也客观地分析了这部中篇小说没有被评论界关注的原因：

它甚至于跟许多人所经历、所熟悉的“文化大革命”的生活，以及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感之情和对“四人帮”的愤慨之情，联系不起来。因此，这篇作品发表以后，很长时间并未引起读者和评论界足够的注意，是可以理解的。

信末，秦兆阳在研读文本的基础上，从作家与编辑双重身份出发，对小说提出中肯建议：

朴素自然，写得很有真实感，能够捕捉生活里感动人的事物，正是你的长处，有这种长处是很可贵的。但是，是否还应该在此基础上达到更深沉、更宏大、更美妙呢？如果应该，我想你是能够达到的！

路遥路遥，文学的道路的确是很遥远的。我自己仍然在这条长路上艰难地颟顸移步。但愿今后与你共勉。[33]

应该说，这封书信体评论完全是路遥一份意外的惊喜。1981年12月14日，路遥在给秦兆阳写求序信件时，他并没有整理好自己的书稿，也没有提供中短篇小说集中的任何内容，完全是“信口一说”。秦兆阳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写好这篇近三千字的书信体评论，说明他已经酝酿很久，或者说早已写就，尽管这封信的署名时间是1981年12月30日。

路遥1982年1月7日写给秦兆阳的第二封书信，便是他给秦兆阳来信的回信。路遥在这封信中情不自禁地赞叹：“您使我想起伟大的涅克拉索夫和《现代人》杂志周围那些巨大的人们。”[34]

在这封回信中，路遥第一次把秦兆阳比作俄罗斯的涅克拉索夫。他还透露了两个重要信息：一是这封信在陕西文学界引发极大反响，《延河》杂志决定刊发。二是路遥想把这封信作为那个准备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的“代序”，争取获得出版社的同意。这也进一步印证了我的判断：这封信是秦兆阳对路遥创作长期认真思考的书信体评论，它绝不是一蹴而就的应景性书信。在回信中，路遥再次以恳挚恭敬的言辞对秦兆阳先生表达了“深深的敬意”，并表示自己将继续“认真扎实地在生活与创作上摸索”，以不负厚望。事实上，在此后路遥就转入长篇小说“《人生》下部”[35]（即《平凡的世界》）的创作阶段。我在有关论文中进行过深入探讨，在此不做展开。[36]

在路遥给秦兆阳回信的两个月后，也就是1982年3月25日，《中国青年报》第四版“新老作家之间”栏目刊发了秦兆阳《要有一颗热情的心——致路遥同志》书信体评论。1983年3月，由秦兆阳这封信“代序”的路遥中短篇小说集《当代纪事》由重庆出版社出版。不过，这部《当代纪事》只精心挑选了6个短篇小说、2个中篇小说，而非路遥当初给秦兆阳写求序信时所称的“包括十二个短篇和两部中篇”。

据朱盛昌日记记载，1982年2月4日，也就是正月十一下午，秦兆阳专门给编辑部同志讲了两个多小时编辑理念，其中就谈到路遥的《惊心动魄的一幕》。

回顾一下这两年多以来受欢迎的作品，还是现实主义深入的，带血带肉的真实。也与艺术的完整性有关。《惊心动魄的一幕》出来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当时我也只觉得写得新鲜，但没有认识这个题材的更深的意义。他写的人物，在“文革”中有没有这样的人？很少；但有没有这样的心理？不少。这个作品特别。我刚读的时候，没有认识到这个意义，因而没有给他提出更好的修改意见。其实，这是一个长诗的题材。要带出他过去与群众的血肉联系，也要写出他死后群众对他的怀念。叙事诗就应该选这样的题材。[37]

《当代》编辑何启治的一篇回忆秦兆阳的文章，也提及1983年新年座谈会上，秦兆阳再次谈到《惊心动魄的一幕》的情况。

路遥的《惊心动魄的一幕》写的就是史诗性的题材：革命老干部为了制止武斗在雨夜踏着泥泞去赴死。这题材气魄大，强烈振动人心，是时代火花的爆发，应该并且可能写成史诗式的作品。但作者做得不够，还是没有达到。这样的干部为什么会为了群众去赴死？他平时是怎么工作的？跟农民有什么样的交情？对“左”的错误有什么抵制和斗争？可惜作者对这个反极“左”的典型写得不够充分。如果从极“左”思潮和党的传统的群众路线的冲突这个角度把这个故事写深了，写好了，其历史意义就更大了。[38]

1982年以后，路遥谨记秦兆阳的教导，他“认真扎实地在生活与创作上摸索”，用六年左右的时间，准备并撰写了反映中国城乡历史性变迁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1988年5月25日，他给《平凡的世界》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

在此期间，路遥虽忙于创作，但一直惦记自己的恩人秦兆阳。1983年2月8日，路遥致何启治的信结尾这样写道：“另：老秦最近身体怎样？我怕打扰他，一直不敢给他写信。您再给我写信时，顺便给我说一下他的情况。”[39]这里的“老秦”就是秦兆阳。路遥这位内心极其敏感的奋斗者，面对一位“高山仰止”的文学前辈，“怕打扰他”自在情理之中。

1985年深秋，路遥封闭在铜川矿务局陈家山煤矿创作《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平凡的世界》创作过程，如同艰苦卓绝的文学远征，投入紧张创作中的路遥甚至经常忘记吃饭。此时，当他知道秦兆阳偕夫人来到西安的消息后，决定回西安陪伴几天，可是连绵阴雨使矿区通往外界的道路中断了。他好不容易才坐上一辆带有履带的拖拉机，准备通过另一条简易路出山，结果在一座山上因路滑被拒7小时不能越过，他只好含泪返回。他只有望着窗外纷纷扬扬的雨雪，在心中祈求秦老的原谅。《平凡的世界》创作完成后，路遥多次赴京，但都鼓不起勇气看望这位尊敬的老人。

1992年春夏之际，路遥完成了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这篇长达五六万字的创作随笔，是路遥在生命的后期留下一部真实反映《平凡的世界》创作心态、过程乃至文学理解的重要随笔。在这篇随笔中，路遥在多个地方谈到对秦兆阳的感激，他激动地说：

“我心中对老秦的情感却是独特而不可替代的”、“秦兆阳面容清瘦，眼睛里满含着蕴藉与智慧”、“秦兆阳是中国当代的涅克拉索夫。他的修养与学识使他有可能居高临下地选拔人才和人物，并用平等的心灵和晚辈交流思想感情。只有心灵巨大的人才有忘年交朋友。直率地说，晚辈尊敬长辈，一种是面子上的尊敬，一种是心灵上的尊敬。秦兆阳得到的尊敬出自我们内心”、“但我永远记着：如果没有他，我也许不会在文学的路上走到今天。在很大程度上，《人生》和《平凡的世界》这两部作品正是我给柳青和秦兆阳两位导师交出的一份答卷”[40]。

1992年11月17日，路遥在42岁时英年早逝。路遥病逝后，文学前辈秦兆阳发了“痛悼路遥同志望亲属节哀请代献花圈”[41]的唁电。1994年10月，被路遥反复念兹在兹的文学前辈秦兆阳也病逝了。想必在天堂见面后，路遥还会继续聆听秦兆阳的教诲，会在这位“中国当代的涅克拉索夫”的指导下，“认真扎实地在生活与创作上摸索”，创作出更多具有史诗性品格的作品。秦兆阳“手把手地教导和帮助”路遥“步入文学的队列”的故事，成为我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注释：

[1]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路遥全集·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45页。

[2]梁向阳：《路遥〈惊心动魄的一幕〉的发表过程及其意义》，《文艺争鸣》2015年第4期。

[3][4]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路遥全集·早晨从中午开始》，第45、45页。

[5]2013年6月25日，笔者采访路遥小学老师、好友白军民的记录。

[6]见2022年2月12日林达给梁向阳的手机短信截图。

[7]见《母亲袁惠慈在抗日战争中》，“灵清2”的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

[8]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路遥全集·早晨从中午开始》，第45页。

[9]路遥：《致刘茵》，《路遥全集·早晨从中午开始》，第570页。此信是2012年12月2日“首都各界路遥逝世20周年纪念会”活动期间，刘茵提供给我的。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邀请我“特邀编辑”2013年版《路遥全集》时，我提供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并编入《路遥全集》。

[10]贺抒玉：《短暂辉煌的一生》，马一夫、厚夫、宋学成主编：《路遥纪念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7页。

[11]黄秋耘：《风雨年华》，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5页。

[12]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路遥全集·早晨从中午开始》，第46页。

[13]董墨：《灿烂而短促的闪耀——痛悼路遥》，马一夫、厚夫、宋学成主编：《路遥纪念集》，第294页。

[14]路遥：《致刘茵》，《路遥全集·早晨从中午开始》，第573~574页。

[15]梁向阳：《新近发现的路遥1980年前后致谷溪的六封信》，《新文学史料》2013年第3期。

[16]据《当代》原编辑汪兆骞先生回忆，是刘茵与他一同领路遥见了秦兆阳。见汪兆骞《我们的80年代：中国的文学与文人》，现代出版社2020年版，第75页。

[17]厚夫：《路遥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27页。

[18]此信的复印件珍藏在延安大学路遥文学馆，刘茵提供。

[19]何启治：《朝内166：我亲历的当代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57页。

[20]王维玲：《岁月传真——我与当代作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04页。

[21]贺抒玉：《短暂辉煌的一生》，马一夫、厚夫、宋学成主编：《路遥纪念集》，第257页。

[22]朱盛昌：《秦兆阳在〈当代〉》（日记摘录），《新文学史料》2015年第3期。

[23]朱盛昌：《秦兆阳编〈当代〉》，《文学名著诞生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2021》，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53页。

[24]王培元：《何直文章惊海内——记秦兆阳先生》，秦晴、陈恭怀：《编辑大家秦兆阳》，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78页。

[25]秦兆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文学探路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39页。

[26]孟繁华：《〈当代〉：现实主义的旗帜》，《文学名著诞生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2021》，第160页。

[27]路遥：《致刘茵》，《路遥全集·早晨从中午开始》，第572页。

[28]晓雷：《故人长绝——路遥离去的时刻》，李建军编：《路遥十五年祭》，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第175页。

[29]董墨：《灿烂而短促的闪耀——痛悼路遥》，马一夫、厚夫、宋学成主编：《路遥纪念集》，第294页。

[30]此信的复印件珍藏在延安大学路遥文学馆，刘茵提供。

[31]路遥：《致何启治之二》，《路遥全集·早晨从中午开始》，第197~208页。

[32]厚夫：《路遥传》，第153~155页。

[33]马一夫、厚夫主编：《路遥研究资料汇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

[34]详见路遥《致秦兆阳之二》，中国现代文学馆珍藏。

[35]中国作家协会《作家通讯》编辑室编：《作家通讯》1982年第3期。

[36]梁向阳：《捕捉社会“大转型时期”的历史诗意——路遥〈平凡的世界〉创作动因考》，《南方文坛》2021年第1期。

[37]朱盛昌：《秦兆阳在〈当代〉》（日记摘录续一），《新文学史料》2016年第1期。

[38]何启治：《“休云编者痴，我识其中味！”——秦兆阳谈文学编辑工作》，秦晴、陈恭怀：《编辑大家秦兆阳》，第45页。

[39]路遥：《致何启治之七》，《路遥文集·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212页。

[40]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路遥文集·早晨从中午开始》，第44~46页。

[41]郑文华摄影集：《作家路遥》，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