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的批评观

外套旧了，只有破洞是新的

李音

有一首广为流传的意第绪语民谣《我有一件小外套》，充满欢乐的游戏性：我有一件小小的外套，已经很破旧，不能穿了，怎么办呢……我把它改成夹克。我有一件小小的夹克，已经很破旧，不能穿了，怎么办呢……就这样循环往复，外套变成了夹克，夹克变成了背心，背心变成了领带，领带变成了扣子。之后扣子也不见了，“怎么办呢？我可以唱一首歌”。这首民谣散发着犹太民族朴素节俭的美德和绝处逢生的智慧，从文学和批评的角度来看，其中还蕴含着有关艺术创造的洞悉和令人惊异的简洁直白的表达。生命不断地消逝，但文学这个人类伟大的发明，对抗死亡拒绝遗忘，以书写挽回和驻留时间——美国作家西姆斯·塔贝克在这个寓意上把它变成了一本插画书，命名为《约瑟夫有件旧外套》。六段旋律的故事大同小异，主人公约瑟夫仍旧对衣服进行一连串的改造，不过每次又都做了一些不同的事：他穿着新夹克去了市场；穿着新背心，在侄子的婚礼上跳舞；打着新领带，去城里拜访了妹妹一家人；把新手帕围在胸前，喝一杯热乎乎的柠檬茶……最终有一天约瑟夫什么都没有了。“于是，约瑟夫做了一本书，这本书告诉我们——你可以‘无’中生‘有’，不断创造出新的东西。”

这个绘本是给儿童看的，然而就其风趣、深长的意味和数学般纯净的形式之美而言，它具有寓言的经典品质。寓言这种体裁兼具故事和哲思，天然蕴含着“批评”——出色的寓言作家也可以看作批评家，塔贝克的改编创作本身就是对原作的批评阐释，他降低了对朴素、机智的赞美，放大了“无中生有”这种更深远超越的文学寓言。同时，他又传递和恢复了故事的“现世性”。约瑟夫每一次改造的新衣服都发挥了用途，见了不同的人参加了不同的活动，借此将人和世界关联起来，各种声音开始喧哗，无论约瑟夫最终是唱一首歌还是做一本书，我们都仿佛已经提前看到了言说者和听取者的共同在场和交流。批评就是要对世界有一种整体视野，还要在不同的事物之间，过去和现在之间建立对话。塔贝克在绘本里充分利用了插画来丰富细节：落在地上的信封让人知道约瑟夫居住在波兰；房间墙壁上挂着弗洛伊德等犹太裔名人照片以及各种格言警句“当外套旧的时候，只有上面的破洞是新的”，“丑陋的补丁总比漂亮的破洞强”等。由此我们窥见犹太人独特的生活传统和幽默，也知道约瑟夫的快乐、悲伤、机智来自何方。没有什么文学是孤立存在的，塔贝克的“阐释”敞开了更多的书，成全那些细心的读者，使其感受力的地图更加开阔和复杂。

约瑟夫既是一位裁缝，也是作家，这两种身份在“编织”的意义上暗暗重合。因此逐渐破败的旧外套也隐喻着“语言”的命运。词语或者文学书写的体裁都会像穿久的外套和流通太过的硬币一样，会渐渐磨损，丧失意义的精确性，最终“死亡”。这时候就需要在黑暗和沉默中奋力一搏或另辟蹊径，创造新的语言奇迹重新点亮世界。如果有人手里恰好拿着一本《约瑟夫有件旧外套》，重复翻阅，就会发现它反复吟咏、不断递减、最后又重新开始的形式构成了螺旋或镜廊式结构，它用语言来删改/廓清语言，用书来创造/映照书。塔贝克似乎在说，人类作为语言动物，其过去与未来，经验与希望，“一切都经由写作发生”——这一句是罗兰·巴特的话。不过我想塔贝克，所有优秀的写作者，都会赞同巴特的一些观点和态度：首先，文学支持新的生活。其实塔贝克非常聪明地把真正的“书”和“歌曲”悬置了，在那里面有恢复了魔力的词语和充满可能性的生活，文学作为“潜能”永远被我们期待着。其次，所有有趣的写作都是作家。伟大的作家富有洞见，出色的批评家也会创造文体。

我是在一个咖啡厅偶然读到了这本插画书，我惊讶于它的繁复和纯净、世俗和真理、短小和节奏。我们整日滔滔不绝的喧哗对语言的贬值负有极大的责任，这本童书教育我言说意味着少说，成人的见识不一定高于童稚。终其一生，我们大部分人可能都只能是那些伟大写作者的受惠者，今天能够有幸在这里说上一些话，无非是盗取了他/她们的意义和光环。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20年第6期

批评家印象记

印象记：李音的大视野

吴 俊

李音是个很有想法的女生，这是我对在读期间李音的最简要印象。所谓想法，也就是思想。凡对事物现象有了思想，问题就出现了。一是所见往往与人不同，有时被人认为深刻、独特，有时也会被视作尖锐甚至偏执，真正的同调者会很少。不过她的友善天性又让她表现出很高的情商，大家还是喜欢她。只要喜欢她，她的与众不同就会使你受益了。毕竟，真有独特想法的人还是很少的。二是眼界往往太高，更甚于所见的与人不同，这会使她有点苦闷。苦闷的不是所见者太低，而是反躬自省表达己见的能力，她会对自己更加苛求，害怕不过泯然众人矣。这曾使我有点着急，因为她也常不能将所见所想写成文章，日久便埋没流散了。我觉得很可惜。她在博士生时期的想法其实已经隐然站位在文化批评前沿了。

她是天生就该在大学学院里生活的人，不知道她离开大学还能怎样生活。在上海博士毕业后，她继续博士后的合作研究，本来也有机会留任南京大学，但碍于种种原因吧，终于使我们的师生关系没能继续成为同事关系。遗憾之后，她放飞了自我，远去了海南大学。从此迄今，按她的说法，成了一个“岛丁”。

我是一个四海为家的人，一向觉得每块土壤都犹如家乡，但海南，与我求学于汴京、上海、南京诸地不同，给人以“异域”之感。尽管早已领略过图像的、隐喻的热带，但实际生活在此地还是另一回事。热带的自然景观和气温不由分说地冲击着人的视觉，融化人的知觉。每年从四月份开始到十一月，气温越高，天空越蓝到不堪承受。正午时分，但凡视野稍微开阔的地方就能遇到海天倒悬的景象。我曾在一条烫脚的马路上，热风里，惊呆于大海悬挂在天上。那时候我刚到海岛，本地人称呼我们这样的为大陆来的。现在我自称岛丁，但我也还没有丧失这种惊异感。这种惊异当然对以往的生活和文化经验、甚至对语言的感觉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疏离效果，即便在信息时代。我正尽力学习将这种生活经历变成一种馈赠，将疏离和边缘作为思维范式，获取萨义德所说的“双重视野”，具有一点“舒适的心灵”通常所逝去的东西。但这是理想，与实际还存在着极大的差距。

——李 音《在时间面前》后记

读到这样的文字，作为相对比较了解李音的人，我体会到的不是抒情，更多是一种隐隐的伤感，还有身怀伤感的顽强自持。也许，伤感主要来源于生活。包括海南的历史文化想象，异地迁居的生活和三亚海边的旅游，体验及心态可是天差地别，尤其对一个有着人文情怀的人而言。暗夜静思，中原辽阔，数百千年，海角天涯，望眼欲穿。岛上的阳光会分外刺目。这时，只有精神的彼岸才能成为抵抗生活的盾牌。但这需要你具有足够的自我认知、勇气和顽强的意志力。所幸，李音在岛上终于开启了她正式的思想学术和写作的人生。我想再引一段她的话：

……这些篇章，写作时间跨有十年，各有主题，零碎不成系统，似乎有点像是我的人生。文章有现代文学研究，也有当代文学批评，我个人不太区分所谓研究和批评，在有限的学术生产中两端来回看，姑且狡辩为一种双重视野——用现代文学的开端看当下，用当下对经典重新阐释，尽管不是每篇文章都呈现出清晰的视野。因此，我借用了其中一篇综述文章作为本书的名字。不过，“在时间面前”这个题目也暗合我的某种心绪。在我生活和工作的海甸岛，有很多条道路，走到尽头是大海。这种戏剧性的遭遇，边界和折返成为我的日常经验。空间的重组只是一方面，站在海边，平衡律一般的海浪永无休止，也消弭了时间。单纯的时间并不存在，是具体的生命、事物和空间构成了我们的时间之流。

——李 音《在时间面前》后记

生活的体验和情绪，带给她的是一种渐渐深邃的情怀和思考。感性的李音实际上在同时助长了知性和理性的力度，后者给她顽强的现实感和自我认知与判断的支撑。海岛的世界伸向远方，升向天空，连接世界，还有进入了她的心里，欢快的人群与流连时的独思。

首先，我说的海岛、岛上的生活，实际主要指的只是海南大学的生活。我们这种人的情感和生活其实是很脆弱的，抽象的思想和精神并不能支持长久。在和平的时代，也许大学是我们唯一能够安身立命甚至获得相对自由的所在，哪怕这只是一所所谓的大学。我觉得大学对李音尤其重要。这是一个象征性的空间，如果你很幸运的话，其中你会遇到学术共同体的同道，可能你们还会成为知音。即便不幸而无知遇之人，应该也能自得其乐。大学毕竟要比社会简单一些，关键是你要有能力特别是心态超越琐碎的日常。插上一句说说我自己的体会，转调南京大学后，过了不久，我就发现我是“生活在生活的表面”。这句话其实是陈村小说里的，原话是“生活就是表面的生活”。这句话是真理。它免除了我很多顾虑。你真没必要进入到生活的深处，在生活里不需要深刻。太深刻的生活，生活就成了累赘。我以为大学这个地方，就是生活的表面，它给你假象的生活。没关系，你就当它是生活的真实。表面的生活会有真实的幸福之感。如此，大学就是你的梦想和放飞之地。你可以和年轻的生命对话，想想鲁迅当年痴迷进化论，就觉得青少年好，油腻大叔持重老者的眼神都很深刻，年轻人的可爱只有一个爱年轻的老师才能分外体会。只有大学才让我们活在年轻的生命里。我觉得这对李音是很重要的。你是一个能在大学里年轻人中发光的老师。

其次，大学可以使你有选择独处的自由。独处的时刻就是思想的时刻，自由才能有思想。李音在海南和海南大学得到的是自由思想的机会和空间。无形中，时间和距离不再是一种障碍，反而成为思想的助力，加速了自由的速度。几乎十年，李音将汴京、上海、南京的碎片在海南的天空下连成了她的完整世界。我们近年的相遇就像是老朋友了，话题不是叙旧，多是近来的各自所想，而我更加感觉她不再是我的学生，她在我眼里的形象已然变成了成熟的老师——批评家和学者的身份不足以体现李音的特色，思想者才是我对她现在的评价。她是一个活跃在这个时代思想前沿的年轻批评家和学者。这使我恍然又将她和读书时代的印象叠加在一起了。分外亲切。

李音把她即将出版的新书及其他文章目录发给我看，对她的写作情况，我还是比较了解的。从她的专攻方向和领域看，她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从研究特色看，广义的文化批评是她的基本方法或范式；从思想资源论，她对近代中外政治思想和文化哲学涉猎甚广，包容各家；从研究案例看，鲁迅研究和当代文学的宏观论述是最能见出她哲思睿智的代表作。笼统地说，李音是一个具备大视野、以思想内涵表达的犀利与深入见长的学者批评家。她一开始从研究鲁迅出发，就走上了一条兼顾宏观叙事与审美感性分析的理路，而且鲁迅研究真正成了她这十来年的研究方法资源平台，她后来的论述都能在她的鲁迅研究中看出一点痕迹，但也许只有鲁迅研究会成为她对以往学术思考的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总结。在这过程中，她的当下关怀多体现在文学批评领域，她所擅长的逻辑思辨和宏观把握能力，对于文学生态流变的分析堪称驾轻就熟。简言之，李音对于精神现象及其表达形式具有天赋般的理解和驾驭能力。你能感觉到她在文字里的那种尖锐的快感。

两年前，因为《当代文坛》专栏邀约访谈稿，我恰在台湾上课，便请李音抽空帮忙整理一点文字交差。等她给我访谈大纲后，我才发现她已经把我近十几年的写作脉络清理得次序井然，最重要的是提领出了思考逻辑、核心观点和可能的拓展方向。这使我有了一次面对自己的机会，同时，也使我不得不打起精神在东海大学的居所里花了好几天，才完成了这篇对话。我对刊物编辑说，这不是一篇“访谈”，而是我和李音两个人的“对话”，并且话题虽是我的，主导却是李音，她是文章的真作者。

今年2月底，正是疫情肆虐之际。《南方文坛》主编燕玲女史来信，说在《今日批评家》栏目推荐李音。我回信说，你的眼光总能看对最合适的对象，李音就是《今日批评家》的理想人选。过后我顿悟，当年李音的博士学位论文就是以“文学病人”为题的，她把文学论做成了一个时代精神现象的病理报告。此时此刻，瘟疫可控，精神病相却已成另一种瘟疫。但如鲁迅铁屋里的呐喊，总须有人发出绝望的抗战之声。只是挺身而出的人要承担太多的痛苦。李音毕竟是女生，还是我的学生，我希望她过得平安、健康、快乐、顺利。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20年第6期

（吴俊，南京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