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草原》杂志对于推进散文创作的努力

今年，《草原》杂志集中全年之力，在共12期杂志中推出了关于自然与生态的一批散文，并将其归在重提的“自然写作”的大旗之下，这在散文日渐平淡甚至衰微的当下，显得尤为突出，也能见到《草原》杂志对于推动散文写作，尤其是推动散文“自然写作”的努力。

在《草原》第1期，有一篇有关“自然写作”的宣言书，题目为《自然写作：构建一个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对“自然写作”或者“自然文学”做了一个简单却又整体的回顾，重申了在工业文明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中，“只有在荒野中才能保护这个世界”，“在丛林中重新找回理智与信仰”的观点。并指出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早有“自然写作”的元素，庄子有言：“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庄子·知北游》）“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庄子·天下》）这些都可看作是最早的中国人认识与感悟人与自然和谐平等关系的表述。文中谈到，“《草原》杂志作为一个边疆的文学园地，作为以草原文化为中心的多民族的文学载体，希望肩负起这个责任，以期引发文坛和作家们的关注和回应”，“今天之所以要重新倡导‘自然写作’正是对这一宏伟蓝图的响应与期待，以生态文明为导向，以‘自然写作’为旗帜，为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而做出努力”。如此，文章不但将“自然写作”在西方文学中的原初意义重新做了昭示，也将“自然写作”与中国古代所讲的天人合一、大道至简、道法自然做了融合，再一次给中国散文发展从一个方面、一个角度，做了一个简单地梳理，也给中国散文提供了一种进入散文写作的视角，这一点对于散文发展也是有着很大的推进作用的。

二、对于《草原》杂志本年度“自然写作”的一点看法

整体而言，12期的诸多作品都是很成熟的作品，也汇聚了老中青三代散文家的优秀之作，我徜徉在其中，感受到了在不同情境之中那些丰沛的自然画面。

张炜的《我行走，我感动》，依旧秉持以往的写作风格，高扬着理性，来探讨“文学与自然的关系”，他认为：“在文学的创作与记录中，歌颂自然、表达人类对大自然的爱，具有崇高的意义。”他所谈到的，“专门书写大自然的篇什已经太多，它们要陈旧起来是很快的”，确实是引人反思的。

梁衡的《五十年前的河套日记》散发着时间的光芒，写了“我一九六八年底到一九七四年底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盟工作了六年”的时光，写了当年的环境、气候、生态、生产和人们生活的“原生态”，这些原本看似普通的东西，到现在竟成了最可宝贵的，这一点也是需要我们去反思的。

鲍尔吉·原野的《星星上的盐》，写了《逆风的鸟》《星星上的盐》《把一只鸟拢在手里》等，充满了生命的哲理，比如他写到：“鸟飞得高，它飞了很长时间还在原来的地方，它继续飞着，早晚飞到它要去的地方。”

任林举的《忏悔》，写得很直接，文中写因为人对动物随意杀戮，最终却使得自己噩梦连连，于是那些拿惯了猎枪的猎人，在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之下，或主动或被动地放下了手中举了多年的枪，学会了与周围的生命和平相处。

我还随着格日勒其木格·黑鹤的《杭盖诺亥》中的那匹狼走遍了整个森林。文中的那三只蒙古猎犬，作为“一种古老的中国原生视猎犬”，让人觉察出在现代文明之外的一种原始野性，也体会到作者的一种感受，这就是，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们希望看到的不是人的活动，而是像狼一样本就属于这片土地的身影。同样是格日勒其木格·黑鹤的《驱熊犬》，写了使鹿鄂温克人的丛林往事，以及自己与之建立的一段漫长的友谊。当小驯鹿“长大之后，就会是成年驯鹿那种如同烟雾般的毛色，当它们在森林中穿行，看起来就是森林的一部分”，而我们呢，其实是森林的另一部分，但是我们却回不去了。

李青松的《大兴安岭笔记》写出了大兴安岭林区的广阔和深邃以及它的安静，“入夜，敖尼尔静极了，除了一两声狗吠，没有一点声音。”

阿娜的《成功的一天》，写了与一头狼的对视，文章寒光森然，在“整天依赖手机，不会用脑袋想事了”的今天，这样的遭遇是不是另外的一种幸运。周李立的《分水岭》，是站在高位置上俯视山河，来看豹与麂的。读完陈应松的《森林迷境》，我们更深地知道，其实我们对于森林和这个世界真的一无所知，就像作者写到的：“森林里的东西，我们真的什么也不知道。”但悲剧是，到如今，就是这些我们祖先的远古的家当，比如那些草木、山川、河流，都远离了我们。当我们随着艾平的《北行第一站——在莫日格勒河畔的草原上》走在草原上，我们只能在草原上向大自然顶礼膜拜，向苍穹之下所有的生命致敬，给曾经风餐露宿的一代代游牧先人献上最美好的祝福。李青松的《牦牛与野牦牛》，用草原上流传着的两句话就说出了生态平衡的奥秘，“其一，‘草好的年景，狼不吃羊；草不好的年景，狼才吃羊’。其二，‘没有狼就没有健康的羊’”。徐刚的《金沙江笔记》写得宏阔，展现了大自然的一种伟力。阿音的《蒙古马》写了蒙古人与蒙古马和谐依存的天理。海勒根那的《草原上的事物》写的草原是如此之美，让人向往。安宁的《自然的声响》，从响声中感受世界，也是一个独特的视角。谢春卉的《夜夜夜夜夜》站在高山之巅，检阅了人类的梦境，聆听了大自然的密语。

傅菲的《孤猴》写出了一种矛盾，有猴子时，人们觉得闹，但是“没猴子来，村子清净了许多。这种清净让人难受”，因此这个世界缺了哪一个，都是有缺失的。项丽敏的《与斑鸠同居的春末夏初》充满女性的柔情与日常生活情趣，她为那一对斑鸠夫妇清理窗台，铺平纸袋，等待它们到来，这种期待让读者跟着作者走完了她生活中数十天的行程，知道了我们要对外界充满了善意，“当人的行为越界时，即使是善意，对自然里的生灵也有可能是冒犯”。周华诚的《陪花再坐一会儿》写得灵动而又古意，比如“风：十里有多长”这样的小标题就是体现，在写芭蕉时，作者引用的李清照的词，“窗前谁种芭蕉树，阴满中庭。阴满中庭，叶叶心心舒卷有余情”，引用的吴文英的《唐多令·惜别》，“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纵芭蕉、不雨也飕飕”，都给文章增添了一种古典的美。东珠在《昆虫八宝宴》体现了作为作家的一种观察力，她以细腻的文字，写出了即使是微小的生命，也有对于生存的巨大渴望，也蕴含着一种神秘而强大的力量。王蕾的《滴水，即世界》，以小见大，写出与人与世界的关系，“过去四通八达，充满灵气的水田纵横被土埂和水泥生硬切割”，而且“人类经常误解为可以任意为之”，可怕的后果将由我们的子孙来承受，这都是我们不愿见到的。王松的《谁是谁的树》写到了树与人生死的关联。

苏沧桑的《冬酿》，全景式地展示了酿酒的过程，写得诗意，充满光亮，“上午九点钟的阳光照进酿酒坊，落在十几只巨大的褐色发酵缸上，泛起黑亮的光，落在稻草盖子上，泛起毛茸茸的金光”。简儿的《春天的食物》有着平静的心态，文章平和淡雅。王建中的《耕织记》写到了浸种、练丝等场景，充满了生活的生机，当“第一锅茧丝终于出炉了”，“许多老媪都走出了屋子，颤颤巍巍走到丝架旁，用拐杖试探着初丝的柔韧度。阳光涂在了众人的脸上，小孩子也停止了喧闹，大人庄严的气氛感染了他们，终于有人长长地嘘出一口气，人群忽然松动了，这时人们才觉得清亮的天空中有鸟叫，村庄还是生机勃勃”。凸凹的《旧时风物》是一篇能勾起人怀旧的文章。庞余亮的《在那个湿漉漉的平原上》，写了那只害羞的南瓜，稻捆与稻捆相依为命，平原上没有一个忧伤的农民，作者找到了人的生存之道，这就是我们要站在葱茏的大地上，却又不能去伤害它。

棉棉的《隐居在大自然里的中世纪小村》，从国外一个小镇生活的视角写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整个山谷和瀑布间，有漂亮的意大利男子骑着高高的白马缓缓走过，一幅美丽的恬静温暖的画面。皮皮的《大树来途》，充满人性的光辉，从寻常日子里放射生命之光，树是一样的树，却因为人而不同。

因为时间和篇幅所限，对于以上文章，只能做一点这样的简述。

三、对于主体性在自然写作中的反思

在诸多体裁的写作中，散文最能发挥作家的主体性，最能直接体现一个作家的思想、思绪，是作者主体性最为突出显现的一种文学创作。于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作为尤其注重主体性的散文写作，在进行自然写作时，如何处理好作家主体与自然的关系？假如我们对自然无限地膜拜，那么作家的主体性如何得到体现？在写作中，如果我们只能去静态地远观，或者认为我们仅仅是自然中微小的一分子，只能融于其中，直至被自然的力量淹没掉，那么，作为人在历史进程中对于自己的建构，对于人之为人的理由，就会产生一种撕裂，就会在人的定义上出现很大的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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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在中国，主体性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提出的哲学命题，20世纪80年代中期运用于文学，让文学在那个时代摆脱了各种写作上的困境，走向了个体化和多元化的道路，由此构建出了新时期文学的各个层面和各个链条，这为文学创作从客体向主体、从“外”向“内”的转折，奠定了理论上的基础。但是，在随后的发展中，“文学是人学”在写作上，显示出一种极端化的倾向，很多时候，在文学是人学的写作背景下，仿佛谁的创作不是在这面鲜艳的大旗之下，谁的创作就是落后的，尤其是落后于西方文学，或者是对现代性进程的反叛，以至于使得人的自然本性在文学创作中的张扬，几乎到了夸张的地步。在这一过程中，人的所谓主体性的感觉、判断占据了几乎全部的创作，并几乎成为写作的全部路径和理由，而主体之外是什么，则几乎不去重视，甚至是不去顾及了。因此，在这样的时候，在一定程度上说，自然写作的重新提出就显得很有必要了，它让我们再次去关注我们人之外的万千世界，包括自然。而当我们把人放到整个自然、世界、宇宙去观察，我们就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就会出现不一样的创作，我想，这也是《草原》杂志重提自然写作的意义所在。

当然，我说这些，肯定不是要否定创作中的主体性。记得李泽厚在《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论纲》一文中曾引用马克思的观点，说：“马克思说得好，动物与自然是没有什么主体与客体的区别的。它们为同一个自然法则支配着。人类则不同，他通过漫长的历史实践终于全面地建立了一整套区别于自然界而又可以作用于它们的超生物族类的主体性，这才是我所理解的人性。”这话肯定是有道理的，但是我觉得人终究首先是自然中的人，他建立主体性的前提，还是有一个自然的存在，否则，人的主体性就没有了根基，也失去了效能。因此，人首先是指生物学的动物性的人，其次才是抽象出来的具有超越性的人。人，不仅仅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积淀着人类发展中全部文明和文化，而且是在客观的社会历史实践中不断发展和丰富其“本质力量”（马克思语）的人，而这个社会历史实践，肯定脱不开与自然的联系。因此，对于自然属性的认定也是自我规定的人的含义之一，认识这一点，对于自然写作的认识就会理解得更加深入和明白。

四、每个时代要有属于自己时代的文学

在创作中，不论是强调人的主体性还是自然性，每个时代都会有自己的文学，也都应该有自己的文学，也必须有自己的文学，因为时代的变化，必然带给写作者具有时代特征的视角和判断，为其提供非常丰富的与某个时代相关的创作题材，以及与时代相匹配的表现力与想象力。但是我们回头一看，中国文学的混沌超出了人的想象，一代代人、一批批人，仿佛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样。很多作家不仅不去反思自己的写作，是否与我们生活的新时代有关，反而经常为自己终于写出了一部与前辈几乎没有任何区别的东西津津乐道，从他们的作品中，我们根本看不出这个作家到底生于何时，长于何处，如此，这些作家的创作就与时代没有任何关系，他们的写作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要写出经典之作难度极大。因此，我们在这里谈散文，就很有必要再次回顾中国现代文学前三十年散文创作的脉络，看看中国现当代文学前三十年，中国散文的努力和突破，看看他们是如何跟着时代，贴紧时代，与时代同气相求，同声合唱的。

整体而言，中国20世纪散文的发展，既得益于中国深远悠长的传统文化，还得益于外国现代文学的输入，尤其是西方散文的影响。周作人先生曾分析过现代散文产生的原因，他认为：“我相信新散文的发达成功有两重因素，一是外援，一是内应，外援即是西洋的科学哲学与文学上的新思想的影响，内应即是历史上的言志派文艺运动的复兴。”可以说，20世纪的散文，它的繁荣和成功，无疑是与这两个因素带来的时代精神分不开的。于是散文的第一个十年（1917—1927），作为在“王纲解纽”时代的第一个繁荣期，便具有了这个时代的鲜明特征——人的发现，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种文学革命的激情和效果。

20世纪30年代，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异常尖锐，使得散文取得了“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鲁迅语）的不凡业绩。不论是以笔锋犀利，识见精深见长的散文作家，还是以委婉隽秀、清新明媚为特点的散文作家，在这个时期都呈现出一种群体革命的宏伟景象，于是中国散文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空前未有、焕然一新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从文学革命走向了革命文学，散文所具有的革命色彩，成了这个时代的浓厚特征。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到70年代前期，中国当代散文在叙事和抒情中与时代紧贴着向前行进，虽然在小的角度有些小的转化，但这种转换只是作家在不同的文学生态中所选择的话语方式的不同，并不是整个“时代文体”的转换，而这也是散文时代特征的体现。

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来，中国文坛的散文观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向。出现了“新散文”“后散文”“在场主义散文”“原生态散文”“大散文观”“艺术散文观”“世纪末散文观”“复调散文观”“大品散文观”“广义与狭义散文”“文化散文”等互为促进的散文观念，还有许多尚没有形成一定理论和影响的散文观等，都在很大程度推进了散文的发展。虽然这些理论只是侧重了散文某个方面的特征，并不全面，但是依然值得我们敬佩，因为他们至少指出了一种散文创作的方向，对于当时乃至于当下的散文创作还是提供了一种思路。

于是，从对散文推进的角度来看，《草原》杂志提出的“自然写作”的初衷，以及一年的实践，还是在折回中思考了散文创作的前行问题，他们对于当下散文创作的推动还是让人颇为感佩的，这对于我们去重新思考散文写什么，散文创作的方向在哪里，散文的文体属性是什么，都会有意义。

五、自然写作中是“载道”，是“言志”，还是遵从天然？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为《性灵小品：载道还是言志？》，主要的意思是中国散文有两大类，载道的散文和言志的散文。性灵小品作为言志的散文，多是来自作家最深的“心源”和“造化”，创作篇幅短小精悍，格调清新自然，多专注于自己身边的小题材，但这些作品在抒发自己个人情绪的同时，也同样有着鲜明的载道的目的，而且这种表达是与时代的推进相契合的，其中的个体精神与社会意识表现出一种同构的倾向。

但一个问题出现了，在自然写作中，我们要走的道路是哪一条呢？从《草原》全年所发的散文作品看，杂志对于“自然写作”的理解，写作者对于自然写作中叙事和抒情的理解，对于散文写作中更多地倾向于载道还是抒情，还是单纯遵从自然来写，对于“自然写作”中要体现的主体性和自然性的比例多少，或许我们应该更多地在更为宽泛的意义上来理解。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文人士子都有两种倾向，这在后人苏东坡那里做了很好的总结，这一句话就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就是儒家教化出来的“入世”与“出世”，体现在文学上，相对应就是中国传统文学中的“载道”和“言志”两条主要脉络。主张载道的一派一直以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为最终目的，他们主张“文辞，载道之车。……文辞者，艺也；道德者，实也”，（周濂溪）一直将自己的文章作为“贯道之器”；而“言志”一派重在抒发自己个人的情绪。但是到了20世纪之初，本来就交缠在一起的两脉，都遵从了时代的呼唤，这个呼唤就是对民众的启蒙和对民族独立的强烈诉求。于是我们看到的是，那个时代以来的散文家，大多都自觉地在努力与社会的主流形态靠近，自觉地去实现一种与时代的同构。

基于时代的要求，五四新文学，包括散文，从那时起，就有意无意地不断地将时代的要求纳入自己的创作之中，并努力使之成为主要的形象和内容，因此中国现代散文从一开始就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是契合的，即他们的创作都是与时代绞缠在一起的，中国的新文学是沿着现实主义的主流发展来的。现实主义和文学的功利主义常常联结在一起，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功利主义的主张，正是五四以来新文学的优秀传统。于是，被这样一种形态的百年散文熏陶出来的当今散文作家，他们的创作，对于时代的探入，对于自己主体性的发挥，对于世界自我的分析与判断，其内核的复杂程度，已经很难从载道和言志这个角度去解读了。

六、中国百年散文对于当下散文提供的经验

一般而言，散文的发展史同样是一部不断变动、分裂、衍化的发展史。我们看到，它的每一次创作高峰或者理论研究高潮都是伴随着创作主旨、创作手法、创作文体及创作理论、创作观念的更新而出现的。因此，中国散文的发展，尤其是中国散文近一百年发展史，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财富。

比如对外国散文的介绍与重视，对于突破中国传统散文固有的散文范畴，充实中国散文的文本和理论，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迪，为五四时期正在探索创建现代语体散文的作家，打开了异域散文宝库的一扇大门，为中国散文提供了新的参照系。

比如这个时期散文内容的丰富，题材的广泛，涉及自然万物、各色人等、古今中外、政事私情，等等，这为我们去写斗争的散文，去写经济建设的散文，去写伦理道德的散文，包括去写风土人物志、游记和偶感录的散文，去写文坛轶事、谈天说地、抒情写趣的散文等等，都提供了必要的经验。

尤其是中国散文创作中鲜明的时代特征，更是我们当下作家要学习的。从中国百年文学的发展脉络来看，文学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现实主义，现实主义的必然要求就是大众化。于是，我们回顾五四新文学的时候，就会看到“我手写我口”的现代文学革命口号，也是基于这一要求。胡适提出：“要读书不须口译，演说不须笔译；要施诸讲坛舞台而皆可，诵之村妪妇孺皆可懂。”1922年1月，《文学旬刊》就组织了一个专门的栏目《民众文学的讨论》。创造社在提出革命文学时就说，“我们要使我们的媒质接近农工大众的用语，我们要以农工大众为我们的对象”。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成立大会上，通过了一项“文艺大众化研究会”的议案。1931年11月“左联”执行委员会决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正式宣布，“为完成当前迫切的任务，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必须确定新的路线。首先第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文学的大众化”；瞿秋白也提出了“大众文学”的口号，要求“左翼文艺家们必须和工农大众相结合，汲取工农大众的思想感情，改造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精神面貌，使自己的作品从语言到内容真正大众化”；鲁迅认为：“文艺本应该并非只有少数的优秀者才能鉴赏”，“自己就是民众的一个人，不是民众以外或以上的任何东西。……须得赶快回到民众中去，深入农村，深入工场地带，努力接近人民大众，了解他们的生活，希望，言语，习惯，一切喜怒哀乐的内心和外形，用以改造自己的生活，使自己回复到人民的主位。”这一点也是我们要去首先学习的。

但这些特征，从另外一个角度，体现出中国散文家的一种倾向，就是对于生活和艺术的距离问题，对于学习古代诗文传统和学习西方现代性的关系问题，把握起来，时近时远，摇摆不定，有时候是与生活走得过近了，有时候是借鉴西方的东西过多了，从而忽略了对于更远更广更深的自然万物的发现与书写。如果我们今天能从自然写作中找到一个路径、一个突破口，如果我们处理好了自然与作者主体的关系，对于中国散文，也是一种很好地推进。

七、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这是新时代，我们正在奋力迈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上。

但是我们今天从另一个视角观察，现在也是一个急剧变化的商业化时代，信息化时代，网络虚拟时代，中国的农耕文明基本成为过去，家族宗法的原有结构几乎荡然无存。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蓬勃发展，网络产业滋生出更多的娱乐产业，商业化的力量，正在推动社会的各个方面，迅速进入一个与互联网、虚拟空间、互动游戏以及人工智能密切相关的领域。这是与传统娱乐业截然不同的一种业态，人们，尤其是青少年的学习、生活、生产娱乐和其他活动空间，从现实的时空移植到互联网构成的虚拟时空之中。我们的虚拟网络遍布于生产领域、流通领域、工作领域以及生活领域，我们都越来越多地依赖于网络虚拟世界。

于是作家必须去面对，去判断，去表现，去书写，但整体而言，大多作家对这个时代是滞后的。对于新型的社会结构、基本权利、道德规范、未来生活方式等一系列全新的问题，没有去主动地辨识和思考，更没有判断这些问题的基本伦理基础、艺术基础甚至法律基础。但是我们确实又离不了科技进步和科技进步所构建出来的这个网络社会。

如果人们的网络生活仅仅只是工作之余的休闲还好，但是，新型的网络社会结构，成为我们固有的一种生产方式，甚至是生活方式，那么我们的作家能否有能力融入或契合这个新的正在全方位构建的世界呢？这些问题都是富有挑战性的，也是崭新的。我们的作家不仅要知道这种新型的社会结构的基本构成，更需要构建自己的新的艺术规则来应对这种挑战。

在网络时空中，原有的艺术体系已经面临巨大的挑战，这对传统文学、传统艺术来说，无疑是一次重大的冲击。作家要做的就是如何定义这样一个网络社会，如何判断社会未来的理想化走向，这决定了一个作家的写作方向和呈现的写作姿态，以及作品将要呈现出来的样貌。对于社会的巨大变化，很多作家都后知后觉，甚至无知无觉。由此看来，当下作家的最大问题是如何突破传统。

作为一个合格的作家，我们对此是否准备好了？

八、这个时代对于作家的基本要求

还是回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散文，直到作家完成了主体身份的确认，中国的散文才在主体意识上与五四精神对接起来。贯通在这些作品中的对人的情感和爱的渴望，对个体自我存在的真实吐露和对人性的强烈追求，才真正体现出了一种主体价值。这些散文也预示着：其后的新时期中国散文逐渐走向对作为个体的自我的肯定和探求，并以此为起点，走向了对社会和人生有深度的理解和探索，他们在秉承五四的启蒙与拯救主题之时，其叛逆性呐喊、歌唱与忧思，也开始重新表露出一种主体价值精神与气质，出现了一种多元表达的景象，其中更强调的是作为个体的人的存在，把自我的精神个体看得尤其重要，认为人潜在的生命意志，是完全独立的，有无限的自由发展的可能性；人应当从中寻找真实的自我，可以绝对自由自主地创造自己的本质，造就自我，从而进入一种多元表达的时代，而这种表达明显带有自我救赎的味道。这一点既是我们当下的作家首先要学习的，也是我们写好自然，从事自然写作的一个原点。自然是人的自然，人也是自然的人，这才是人与自然的最好，也是最终的融合，也是促使自然写作合理化，走向深度的基础，这在《草原》杂志的这些作品中就能看得出来。

从这个原点，扩大一点说开去，就是要改变以前因为过于强调主体性带来的某些恐惧，比如，对社会乌托邦失落的恐惧，对于道德理想主义的恐惧，对于文学国家主义的恐惧等等，也包括因为强调主体性而产生的对于自然写作的伤害的恐惧。当然也要避免因为过于强调自然写作而带来的对于写作路径的担心和恐惧。从这个角度来看，《草原》所提倡的“自然写作”，应该是广义的“自然写作”，是体现主体多元性的一种写作。

九、近二十年来，中国散文的发展与缺憾

近二十年，往前推，乃至近四十年来，中国的散文应该有巨大的资本骄傲一下，因为在众多散文家的努力下，整体而言，散文还是呈现出一种繁盛的发展态势，在这一点上，比其他门类的文学创作，比如小说，要有着更多骄傲的资本，因为中国散文从来没有像中国小说一样，始终是匍匐在西方文学，西方大师的脚下前进的，中国散文也不像其他文体一样，它也没有现代派，即使像我前文所述，中国现代散文的开启曾经得益于外国文学的输入，尤其是西方散文的影响，这个推论依然会是这样。

1918年，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中首次谈到国外有不少散文样式值得取法，有许多“中国从不曾梦见过的体裁”。此后，傅斯年首先引进“Essay”这一概念，将英国随笔导引进中国散文界。等等。但是这些也只是契合了中国传统散文写作的心态和样式罢了，根子在于中国散文的内在要求，而不是因为现代性在散文中体现出的所谓前沿性。中国现代散文从一开始就是站直了，一直走到了现在，中国散文也从没有因为学习现代性，成为西方散文一种处于从属的被遮蔽的文学，散文从没有学习西方文学的困难与无奈。如此以来，难道我们不但不应该不去自卑，而且应该去大声叫好吗？

但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当面对一个世纪的文学与文化忧患以及社会转型和巨大变化时，当代散文却患上了失语症。散文创作，不再像五四文学那样，有着自己的最根本的历史逻辑支点，写作似乎没有了支撑，没有了逻辑起点。而且，越是在这个时代拥有了更多的知识资源与价值选择，作家更觉得是无话可说，即使说，也是说得昏天黑地，只是一种呓语式的狂欢。

而我们现在所提倡的自然写作，其写作之中的那张强烈的明晰的指向性，也许是突破重围的道路之一吧。

十、《草原》杂志的追求

自然写作与生态写作、自然散文与生态散文的关系，我就不过于纠缠于此了。我觉得它们最重要的相同之处，在于是这类散文对于工业文明以来的异化过程的反思与反驳，这肯定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学的田园诗写作，因为那时候的田园写作，还没有这样的一个前提和背景，如果有人胡乱将其拿来，对比借鉴，这简直就是驴唇不对马嘴。那时候的诗文，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到《离骚》中所写的，“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长 颔亦何伤”，再到后来的田园诗写作，只是来源于中国的天人合一的观念，那个时候，文学与自然的融合，与我们现在所谈的自然写作完全不同，这点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电脑、手机、互联网、物联网等，如洪水急剧冲击着我们的社会，外部世界的纷纷扰扰，使我们内心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不断地坍塌，人们对于物质主义的倾心以及对享乐主义的沉醉，必然使我们内心的很多美德失去了它原有的魅力和光彩，物欲横流的冲击,在文化、人文学术领域以及整个社会造成一种人文精神的失落，人们的价值取向变了，人们的急功近利和短视行为，使得散文写作中的人文精神流于了一种形式，使得人们对于自然的敬畏，变成了一种空洞的口号，于是，当下《草原》重提“自然写作”，不仅当下有鲜明的时代意义，也许多年之后，会生发出更多更好的意义的色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