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敞开散文世界的县域空间

纵览2021年各期汉文版《民族文学》，在长篇作品、中短篇小说和专题报告文学所占据的醒目位置之外，散文类作品一如既往，保持着一百余篇的编发规模和宽广的题材覆盖面。除第6期是长篇小说专号，其余11期都设有散文栏目，此外，6个文学实践小辑也多为散文组合。在散文栏目和文学实践专辑，各有约60位作者的散文新作亮相。再加上诗歌，《民族文学》作为国家级综合性文学期刊的厚重、沉稳和开阔，在它的汉文版这里，鲜明呈现而又一直延续。

通读之下，很容易注意到：2021年汉文版《民族文学》刊载的百余篇散文，篇幅体量参差，具体主旨不一，但素材选择的取向却相对集中，绝大多数都着力于探察远离都市圈和大城市的县城、乡镇或村庄的人情风物和生产生活变迁。这本来也是包括《民族文学》在内的许多传统文学纸媒上时有所现的散文样式之一。不过，在2021年《民族文学》汉文版推出的这百余篇散文里，或有意使然，或无意所致，在别处和别的文学体裁中流行成风、泛滥如潮的那种一头扎进都市圈和大城市的写法，大面积地消退了下去。与此同时，县城、乡镇和村寨这些地方，则越来越多地成为搭建作品的主场景和作者瞄准的主焦点，而不再仅仅是映衬在都市圈边缘、穿插在大城市间隙的远景点缀。

从较浅近的视域看，以上情形似属偶然。然而，如果从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县和县以下的乡镇、村落一直在为中国社会深广变迁的恢弘画卷编织着最细密、最鲜艳、最强韧的经纬线这一现实着眼，那么，向来被称为基层地区的县城、乡镇和村落在文学世界里的扩展，就不能算是小事，相反，应该称之为文学创作响应和追随社会现实发展的一大步跨进。如今，已然显露在散文创作一角的这步跨进，在小说等其他体裁领域，还未见充分表现。尤其近十年间，县域社会治理和县域经济得到了更加强劲有力和全面切实的政策措施推动，县乡村镇这一中国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的根基层面重新被激活、被照亮、被赋能。新闻舆论行业和民间自媒体都闻风而动、顺势而为，对县乡村镇投入高强度的关注，相关的报道和信息时时冲上热搜或催生网红。

一个县域社会蓬勃活跃的时代已近在眼前。对此，散文、小说、诗歌等纯文学体裁的创作反应，虽然好像来得慢了一拍，但正如它们一贯擅长的那样，迟缓伴随着观察的细腻和表现的深切，也连接着历史的纵深和社会的全局。而时代变迁的步伐见诸文学，之所以有必要、有价值，根本的缘由，即在于文学形式的建构可以帮助人们从突破一时表象的深度和高度，重新感受和理解事物。这也正是2021年《民族文学》汉文版上的百余篇乡土气息扑面的散文，让我们读来最为期待的一点。

二、大时代微叙事的社会纵深

凡描写，必落实地；每记述，多溯既往。这种史地志式的写作路数，在《民族文学》汉文版的散文类作品中，沿袭多年，几成通例。即便是一些散文短章，在其他报刊上常幻化为闪烁其词、云遮雾罩的呓语小品，到了《民族文学》这里，也总要归于铅华洗尽、素面朝天、如实道来的原生态。针对县乡村镇的生活空间和历史渊源展开的书写，自然会因此显得愈加扎实、愈加细切。

2021年第1期刊出的特·官布扎布（蒙古族）的《一个叫蒙古的追梦人群》及其外一篇《一条小溪流入大海的故事》，是《民族文学》全年散文中仅有的两个尽显大叙事气派的篇章。前者依托《蒙古秘史》和《世界征服者史》，演述蒙古族波澜壮阔而又充满戏剧性冲突的历史。后者对东胡族群自公元前206年楚汉争霸之际至公元398年北魏迁都平城为止长达六个世纪的曲折遭际，进行全景勾勒：先因欺压匈奴而招致战祸，遂分裂为由避处之地的山名而得名的乌桓和鲜卑两支，尔后多番伺机，纵横决荡于中原和匈奴之间，起落反复，终至“五胡乱华”时期，以归化汉族、融入中原的结局，从史册中消敛了踪迹。同为内容承载厚重之作，前文泥于文献爬梳，拘束稍多，后文思绪灵活点染，神气更足。

而2021年《民族文学》汉文版所载的大多数散文，都做出了将视角和取材范围置于县域层次的选择。如第4期上，谭功才（土家族）的《南方道场上的白虎》通过地方风物和生活画面的今昔对比，为作者家乡从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更名为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一页历史变迁，留下了个人记忆的见证。同在第4期上，赵晏彪（满族）的《把历史刻在碑上》记录走访云南普洱市宁洱县的见闻，意在为今天的读者重述1951年普洱建起“新中国民族团结第一碑”的感人故事，同时也报道当地社会生活的崭新风貌。

第7期散文栏目里加注着“纪实”标签的两篇长文，周建新（满族）的《静静的鸭绿江》和艾贝保·热合曼（维吾尔族）的《高于生命的使命》，分别讲述现在年近九旬的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斗英雄、“时代楷模”孙景坤与现在年近八旬的护边守边模范、“人民楷模”布茹玛汗·毛勒朵的先进事迹，进而推展开吉林丹东从土改到抗美援朝直至今天的社会发展画卷，以及位于祖国版图最西端的边陲小城新疆乌恰六十年来各民族干部群众团结戍边的奋斗史。人与事糅合，点与面呼应，面向时代的大叙事和聚焦具体人物行为细节的微叙事交相贯穿，在传统的通讯宣传文体的基础上，搭建起了精细考究的叙事架构。取材和风格类似的作品，还有第4期莫景春（毛南族）写韦拔群开展农民运动的革命老区广西东兰的红色往事和建设新貌的《红水河红》，刊于第11期的董祖斌（土家族）写处于昔日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交叉要冲的湖北省鹤峰县的《群峰静默》。

依着人们读散文时对出于第一人称视角的作者自述内容，常抱有更多期待的习惯，用“我”的亲历亲闻对社会发展和时代巨变做出滴水见太阳般的生动印证之作，可能是散文文体的众生态里最朴素也最可亲的一种。第1期登载的奥斯曼（撒拉族）的《岁月的猎枪》，从回顾作者本人从警生涯入题，引出对于父亲生平经历的深情忆述：年轻时曾凭借枪法好的一技之长担任村民兵连长；在物质生活艰苦的年月，猎取鹧鸪、岩羊等野物，贴补家人和乡亲吃食生计；后又尝试从事收购虫草，却总是更看重和藏族同胞的友情，把收购价尽量抬高；最终在缴枪禁猎的政策号召下，干净彻底地处理了自己心爱的猎枪。与以往《民族文学》上刊载过的反映猎人生涯的小说、散文或纪实文学作品，多着重刻画人物最后归于身心纠结的忏悔状态不同，《岁月的猎枪》排除了戏剧化的突转桥段，全力突出“我”和父亲两辈人对家庭、村庄和社会的时代变迁同情共感的精神联系。对于与此不同之处，比如“我”不忍举枪杀生的心理细节，尽管也有触及，但仅是点到为止，不做过多的铺排渲染。

第2期白庚胜（纳西族）的《灯火往事》和廖献红（壮族）的《居所的微光》两文，一取点松明看书的早岁时光做起点，一取父母半世纪前自建村宅的家庭故事为引子，同样沿用了“小切口+微叙事+大历史”的传统散文篇章形制，传递着从个人生活角度所感受到的时代进步节拍。

三、历史纹脉中的景物与名物

刻画、考证那些对乡邦人文具有标志意义的特殊名物，原是所谓“载道”与“言志”交相变奏的古典诗文传统的一脉支流，论其旨趣，大抵偏向个性化的“言志”，但也可以堂而皇之地寄托“载道”大义。近年，或因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现实和讲求物质品味的生活风尚的牵动，这一流脉在散文创作中的复兴迹象日益明显，只是在《民族文学》的散文栏目里，足以体现这一迹象的篇什暂时还不多见。一先一后从第2期和第11期露面的韦光勤（壮族）的《北京塘涟漪》和姚瑶（侗族）的《禾儿秀》两文，可谓这方面的补白添彩之作。

《北京塘涟漪》描摹、考辨的对象，是绵延在广西罗城经融水洞头去往贵州铜仁的二级公路旁侧的一片面积多达三百亩左右的水塘。水塘的名称“北京塘”乍听颇为时尚，其实际来历却与它成于人工兴建的历史一样久远、一样扑朔迷离。几番循索，得诸民间传说、方志文献和乡贤著述中的信息，连缀起来，已近乎一幅上起明朝万历二年、迄今已近450年的县乡历史长卷。为谋水利之便和塘鱼收益而兴修，又因与此相关的利益争执激起持续不断的诉讼官司，“北京塘”里荡漾的层层涟漪，历历在目的文本记录，活生生的乡俗民情，拼接出一部不折不扣的百衲本风土志。

烟火气更浓郁的《禾儿秀》，文如其名，是对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下辖的县级市凯里的特色饮食——苗族名称作“禾儿秀”的酸汤，所做的实景实地探访和相关日常生活习俗考。胜过类似题材散文多滞于静态说明而显得平实有余、神采不足的庸常做法，《禾儿秀》行文欢快而又诗意盎然，赋深接地气的细节描写以流畅的画面动感，规避溢美自夸之辞，力陈身临其境的现场体悟。

乡邦生活的地方特色，唯有在建制完整的一座城镇或一个村落，才能积淀为规模庞大、内涵丰富的人居形态。这正像在小说天地里，《阿Q正传》比《狂人日记》更饱满，《呼兰河传》比《倾城之恋》更厚实。致力于把握一座城镇或一片乡村的总体风貌或全景气象的散文，比凝视一草一木、记叙一人一事的散文，更难写好，但一旦写好，它的冲击力和感染力也会更强。

分别刊于第9期、第12期的李俊玲（布朗族）的《小城人物》和彭愫英（白族）的《走进知子罗》，就是这样既展现了写活一座城的雄心，也确实写出了耐得住细读的质地和意趣的浑朴之作。《小城人物》以“人物”做题，实际写到的，却远不止是一时一地的一群人。作者自小居住的滇西施甸县城里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四十余年来，各色人等的生活样貌及其所牵连的世态民风徐缓有致地推移变换，叠印着天真烂漫的一代孩童走过青春岁月的匆匆脚步，也醇化了他们临近人生后半程时渐生梦里花落、秋意日盛之慨的苍茫心境。而与这样的心境相匹配的，又是恰似秋阳般朗润爽利的语句：“我所住的地方只能称之为小县而已，这里曾经有一个傣语的称谓——‘勐底坝’，意为温暖的地方，因傣族先祖白夷踏足这里的第一感受而得名。……的确，历经了沧海桑田，世事变迁，我依然觉得施甸坝子是如此地四季如春，舒适安逸，冬天没有凛冽之感，夏天也无酷热之苦，以致来这里工作的北方朋友对季节有种不信任感，怀疑时间是凝固的，感知不到它们该有的更迭。”

和《小城人物》一样以“我”的视角贯通全篇的《走进知子罗》，比《小城人物》多了一层交代“我”的行踪，并且由此把实地观感和采访特写紧密衔接起来。文题所示的知子罗，坐落在怒江之畔的碧罗雪山海拔2023米处的山梁上，位处盐马古道和茶马古道的交会点，1954年至1975年期间曾是云南省怒江州首府碧江县城区的所在地，之后随着怒江州首府迁址和碧江县撤销，知子罗从1986年开始，划归为福贡县匹河怒族乡的一个村。这段一路降格的历史背景，曾一度使知子罗陷落在废弃之城的阴影里。

近年，在决战脱贫攻坚的政策部署下，知子罗村作为典型的边境民族高山直过贫困村，得到了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和央企扶贫援建、东西部扶贫协作等项目的全面支持。村内原州、县机关办公用房，分配给当地怒族、傈僳族、白族等多民族群众，作为居民住宅；村外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新建了与生产、生活和旅游服务适配的高楼群。融游记、采访和纪实报道于一体的《走进知子罗》，为所有这些令人欣慰和振奋的变化，提供了来自“我”和“我”所见到的客栈老板、农家乐女主人、扶贫车间工人、驻村工作队队长，以及碧罗雪山村寨老乡的多角度、多侧面的亲历亲闻佐证。

题材和形式跟《走进知子罗》相似的，还有第2期美桦（彝族）的《金沙江畔的春色——驻村扶贫札记》和第9期鄢玉蓉（回族）的《桑园沟畔的人家》。前文以较大的篇幅比重直录走访农户的谈话和见闻，展示了作者在位于金沙江畔的四川凉山州会理县彝汉杂居的贫困村——红格拉，从事驻村扶贫工作的日常情境。后文形似非虚构专访，采用列传式的人物亲历叙事，对宁夏银川市郊的两个已建成35年的移民吊庄村——中庄村和友谊村正在经历征地拆迁改造，以及同步出现的村民转入农村企业和合作社务工的生产、生活方式转变，做了抚今追昔的深度报道。

四、落地定位的多样态乡土志

也许未来的中国文学编年纪事的册页上，会有一个条目，标明2021年是“自然写作”的口号和旗帜在文坛重新高扬的一年。无论是作为简单的说法，还是作为深奥的理论，“自然写作”所指的都是一种源远流长的写作习惯：以大自然为对象，或者密切关联自然生态。它动机单纯，顺乎人对自身生存处境永怀好奇之心和敬畏之意的天性。只要具备基本的写作条件、表达能力和接触大自然的便利，人们随时随地都可以投身其中。但好的“自然写作”，至少还需要做到能够给读者传递来自具体真实的自然场所和自然情境的确切信息，不能只为作者本人尽兴而兀自空对空地虚构或者煽情。

究其本质，“自然写作”是基于科学观察经验和社会交流需求的一种纪实与对话双声复合的表达方式。纪实对自然真相负责，对话向社会受众敞开。每一次货真价实的“自然写作”行为，其效能和意义都在于增进人对自然的认识和理解、密切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关系。而保证这一点的首要前提，就是作者写出的“自然”，能够在他和广大读者共同拥有的生活经验中，实实在在地落地定位。假如有机会，每一位读者都能按照作者所述的地点和方位，找到并且确认作者所写的每一处自然景况，进而还能在不跌破可信度底线的情形下，重复体验被作者写过的身临其境的感受。看起来，这很像是过分苛刻的一种要求，但在“自然写作”生发流转的文学表达和社会话语交际的场域内，如果连求证于作者和读者的共同经验这一关都过不了，那么“自然写作”中的“自然”，说到底还仅仅是主观世界里的一抹虚影，既疏离于真实的自然，更无从支撑起人与自然的真实关系。

概观《民族文学》历年所刊散文，语象层面的一个普遍特征，就是对时间、地点、方位等场景细节，往往都有切实交代。较之别处常见的某些以凌空高蹈为能事的玄虚软文，这种细节实打实的散文，无疑显得不够轻盈超逸，贴地太近，坐实太狠。但这样一股贴近发力的狠劲儿，却恰好是根植大地的“自然写作”所急需和必需的。在“自然写作”缘以扩展的乡土田园和旷野生态之间，对于科学价值和人文意义都十分重要的物种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也非得从确切细分的地理方位和时间坐标点上，才能厘清辨明。

《民族文学》汉文版2021年第5期的散文栏目，似刻意又似偶然，归集了以下5篇作品——查干（蒙古族）的《塔格塔图的月光》及外二篇《云蒙林深不可测》《起飞白园的那一行白鹭》、温新阶（土家族）的《草本乡村》、王立（苗族）的《基佑遐思》。连篇读来，印象组合，正是从内蒙古通辽山野，到北京密云林区和台湾阿里山，又到河南洛阳伊水两岸的龙门石窟和白园，再到鄂西丘陵草甸，以至黔东南剑河县的基佑苗寨，绵延千万里，涵盖南北东西，自然与人文的多样性风貌如七色光谱般斑斓多彩的一幅宏阔图景。其他各期的散文，虽未形成专辑拼图效应，但也多有落地定位清晰明朗、对自然生态与乡土文明交互关联的繁复样态，给予独特观照的朴实之作。

举其要者，如第3期朝颜（畲族）写赣南山乡元宵节舞蛇灯习俗的《擎着灯火的村庄》，第4期左中美（彝族）写彝人世居之乡维系于人神感应的村风民俗和生命体验的《母土》，第8期吉米平阶（藏族）写野生动物保护和考古专业人员在青藏高原腹地辛劳工作的《藏北三章》，第10期王胜华（苗族）写云贵高原乌蒙山村寨的亲人、农事和风物的《乌蒙山的苔》，第11期叶雪松（满族）写辽河湾芦苇荡里割苇、拾柴、搅鱼的冬令旧俗和萦绕其间的亲情记忆的《下南塘》，第12期韦秀观（壮族）写广西都安县澄江河和西林县驮娘江流域的今日风光和流年碎影的《河流奔腾不息》及外一篇《驮娘江畔句町行》，都各有所胜，值得有心读者注目留意。

五、为乡土赋形，为众生代言

2021年适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为纪念和庆祝这一特殊历史时刻而进行的写作中，纪实、述史这两种类型的散文表现格外踊跃。前已论及，从2021年《民族文学》上的百余篇散文里延展开的人文历史和自然生态风景，多对应着县乡村镇这一社会基层空间。其中，最显眼也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征程的早期阶段和最新篇章直接关联的革命老区和处于脱贫攻坚决胜前沿的边远农村。如第12期刊发的罗南（壮族）的作品《播撒火种的人》，以四万三千多字的篇幅，复沓并扩充了第4期莫景春（毛南族）的《红水河红》讲述过的“拔哥的故事”，对漫漶在史料文献深处的韦拔群、黄伯尧、陈洪涛等农运先驱为开辟和巩固桂西北根据地而浴血奋战直至壮烈牺牲的革命事迹，做了贯穿一线的梳理和再现。随着先烈们音容笑貌和战斗风采的清晰闪回，滚滚历史烟云过处，东兰、凌云、右江等革命老区沧桑百年的峥嵘地气也从文中升腾弥漫，散发出源于民风水土的重重温热。

革命先烈是老区精神最高最突出的人格代表，脱贫攻坚战中铸就的新型干群关系，更能映照出新时代乡土文化的精神光彩。相比于此，在人生日常和个体遭际的层面上，能显现更强烈、更特别的文化代表性或者精神典型性的人物，多半是风骨奇崛的作家或艺术家。第2期的“锦州行”小辑中，叶梅（土家族）的《一只鸟飞过锦州》、周晓枫的《天路山海间》着力描摹城市生态的一面，素素的《卧看流云自沧桑》和杨海蒂的《锦州的南山》着力钩沉史实的一面，还有杨俊文（满族）的《云起医巫闾》和张翠的《穿越“北极海”》着力纪游揽胜的一面，面面衔接，差不多已组成一卷扇屏式结构的锦州过眼录。

古耜写人记事并且陈情辨理的《萧军与许淑凡》，却以劈头闯入之势，打破了这组扇屏画幅将一切头绪归于岁月静好之态的整体平衡。而细察文中所述所论，其实作者竭力想要开掘的，又正是锦州当地的乡土人文气质在萧军这一历史人物生平行迹的关键点上所迸发的亮色。至于萧军对待不通文墨的结发妻子以及之后对待萧红的做法，是否只有诉诸好男儿义无反顾担当家国大义的高调阐释，才算得到彻解，显然还有再做推究的余地。

无独有偶，第4期的“西昌行”小辑里，兴安（蒙古族）的《书生胸臆有经纶》也是一篇着眼于审视、重估历史人物的人格境界和艺术成就，并且关联着地方人文和时代背景分析的精到之作。在作者详实的举证、坦率的论说中，马骀先生，一位生于四川西昌、祖籍甘肃西宁，自青年时期即定居上海的回族画家，一位与张大千师出同门、艺术造诣和理论见识的水平都在张大千之上，却终生低调行事，身后又横遭诬妄的耿介之士，其精神形象赫然兀立了起来。

置身环绕着都市文化消费的时尚话语转盘不断回旋的文学潮流之中，每一个对文学的前景和现状都还满怀信心的写作者和阅读者，都不难感觉到：视大城市的生活经验和大城市的流行文化为文学世界的唯一底色和唯一格调的错觉或者偏向，依然在片刻不停地放大、加剧。整个社会的物质存续根基和精神文化根系深扎之处的底层乡土，还远未被文学的聚光灯充分照亮。在文学媒体的莽莽丛林中，像《民族文学》这样长年以质朴无华、广接地气的品格自许自持的刊物，始终为来自广袤乡野的作者和作品，支撑和维护着一条进入文学殿堂的平坦通道。

即使是对于沉浸在城市生活里的作者和读者，这也是一份幸运，因为他们由此得到了一扇可以就近瞭望远方乡土的窗口。期待这扇窗口里的风景越来越精彩，更期待这扇窗口内外两边的生活现实和文学表达，在新的时代高度上及早实现理想中的大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