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散文是一种包容性很大、富有弹性的文体。我们这里给出“江苏大散文”的指称，自然不是对贾平凹先生当年首次提出“大散文”观的简单呼应，而是基于江苏散文生成机理及其格局气象的观察。

江苏大散文是种有根的文学创造，它的“大”成，从文化的根系上，与江苏文化构成的丰富性有关。“江苏文化”是总体性区域文化概念，由吴文化、金陵文化（宁镇文化）、徐淮文化（楚汉文化）、维扬文化和苏东海洋文化等构成，这些交融互补的“文化个体”，影响着作家的个人经验、写作心态、文化态度等，促生了江苏大散文的多样多质。从创作主体上，与作家身份的变动不居有关。江苏散文作家身份多容兼备者居多，我们说的学者散文、评论家散文、小说家散文、诗人散文、官员散文、报人散文等，基本是作者职业身份与散文的叠加或是化学反应，不同身份带来价值诉求、内化体验、情绪载体、审美形态的多样化，如学者散文偏智识性、评论家散文偏批判、小说家散文偏虚构叙述、诗人散文偏内倾诗性、报人散文多取事新闻等。从文体观念上，与有“大体”无“定体”的美学趋向有关。江苏大散文跨文体写作突出，它与非虚构、纪实文学相链接，与小说、诗歌、戏剧等体裁越界合流，与文学批评、学术研究融为一体。江苏散文越界走向开阔，漫溢成江河丛林。“散文苏军”也由此成“军”。

当然，从更广泛的主题题材上，江苏大散文的“大”，与写作对象及写作内涵的拓殖程度有关。在文本意义上，“江苏大散文”固然包括体现江苏文化基因的散文，其实还应包括江苏籍作家与“新江苏人”写的并非囿于地域元素的散文，这些散文不是“地方幻觉”的祭品，更多的存在，与中国散文文化有关。一般来说，中国散文沿着两条文化路径在走：一条是“文以载道”，这是中国古典散文的主流，确认了社会功用在中国散文中的精神价值；另一条是追求个性言志的“抒情传统”，指向散文内在的审美感知。江苏大散文的写作生产，立意为宗、忧患意识、家国情怀等构成了“文以载道”的文化要义，个人言志的多向度促生了散文“抒情”风格的多形态。前者主张散文理性价值，历史散文为主要样本；后者倾向散文的情感性，以个人化散文为主导。

历史写作是江苏大散文中的一大亮点。书写历史散文者，首先不是“思垂空文以自见”，更多时候，是想弄清中国历史中的一些问题以及对现实的投射情况，也包括对历史暗处人性意义的探寻。主要有两种姿态：一种是直面历史，即经由某些重要的文人或事件、人文山水进入历史，将历史还原于历史人物事件的“在场”中、复现在文化遗迹的客观中，由此追问历史的种种；一种是“非历史的方式”，即在被忽略或被遮蔽的“历史的背面”发现民间价值的所在。“直面历史”的散文，以丁帆、王尧、王彬彬为代表，他们的散文凸显着求真审慎、自由意志、独立精神的风骨。丁帆的散文是一种思想的写作，他认为价值取向的定位是散文的灵魂与最核心的问题，人性的聚焦是散文的最终追求。散文集《江南悲歌》《枕石观云》《寻觅知识分子的良知》《知识分子的幽灵》等都是在追寻、拷问知识分子命运沉浮以及人格品性，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永远的言说者和批判者的爽言快语。王彬彬从2002年在《钟山》开设专栏“文坛旧事”，一路写到“栏杆拍遍”的政坛旧事，绵延写来20年，表以学术文章以外的“后学术”，这种历史还原和考证的写作，内融着作者学术以外的种种感受和问询，后结集为《往事何堪哀》《并未远去的背影》《大道与歧途》《顾左右而言史》《费城的钟声》。王尧的行文走墨透着“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他的历史散文起自《东方文化周刊》，之后陆续在《南方周末》《收获》《钟山》《雨花》等开设专栏，传递他对历史真相的追溯、对时代的忧心、对知识人的关切，展现知识分子所持有的文化良知与反思精神等，后结集为《脱去文化的外套》《纸上的知识分子》《沧海文心：战时重庆的文人》《日常的弦歌：西南联大的回响》《时代与肖像》等。当然，也有以历史知识为文本依托“回访”历史故现场的散文，如贾梦玮在《南都》中回味六朝古都的人文历史，夏坚勇在《绍兴二十年》《庆历四年秋》中探访南宋北宋时期的社会生活及政治风云等，气息相对平和，在他们的笔下，“历史就不再是那些筋络性的年号和事件，人物也不再是一些符号和类型，一切都日常化，细节化，心理化了”。

江苏大散文的“非历史的方式”，指向民间性和文化诗性，这种书写不追求历史宏大叙事，着重在日常的琐碎中展示“真人间”，直接拓展了自古“诗意”江南的新内涵。作家们或徜徉在文明的废墟上，或辗转在江南的园林古镇中，主要以文化散文和江南散文为支撑。徐风用《一壶乾坤》打开中国紫砂艺术史，用《风生水岸》《江南繁荒录》记录江南文化形态；山谷在古都风雨中《回眸江南》；费振钟在《黑白江南》中反复书写江南细碎而极具生活的场景；车前子流连在苏州园林里记下《品园》，他的《中国后花园》《江南话本》拉拉杂杂地记着风俗土物；黑陶在《夜晚灼烫》《漆蓝书简》《泥与焰》中雕刻着“父性”江南……这些“民间历史”的散文，将“江南”丰富在民间文化的“杂质”中了。

某种角度上，散文是一种更个人化的书写方式。这既意指作品的价值判断和语言方式要有作者的“我”在，也表示作者的个人经验成为散文写作的基本资源。这样的写作，从个体的角度是“小”的，但集“小”成“大”，成为江苏大散文的重要构成要素。这种个人经验及其关联内容的写作，基本以非虚构式叙述和絮语式抒情两种方式展开。

所谓非虚构式叙述，倾向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叙述已发生的事”，作家主要以“在场”方式进行书写，也可以演化为一种“创造性非虚构”，在致力于叙述真实时，运用适度的想象等补充对细节的模糊记忆及体验。大致有以下多种情况：一是个人与时代的叙述，如王尧的《一个人的八十年代》、毕飞宇的《苏北少年“堂吉诃德”》，前者以作者生活的农村为线索，书写时代转型中的人和事；后者回望兴化街头的童年生活，录下“一个时代的童年‘老照片’”。二是个人与他人的叙述，如丁帆的著作《先生素描》，王尧的《记莫言》等文章，前者叙议互生，具有知识分子精神史的意义，后者给当代作家画脸谱。三是个人与故土的叙述，其中多有返乡、乡土沦陷、民间信仰、新农村发展等随记杂谈，透着浓郁的地方气，如胡弦的《永远无法返乡的人》、周荣池的《一个人的平原》、韩丽晴的《意思》、刘旭东的《吾乡风物》、刘仁前的《楚水风物》、严苏的《大地万物》等。四是个人与家族的叙述，如刘剑波的《姥娘》、庞余亮的《半个父亲在疼》、向迅的《与父亲书》等，兼以纪实、诗歌、意识流、书信、日记等杂糅的亲情叙述。

絮语式抒情散文，既有胡梦华式的“零碎感想文章”，也有根据抒情角色不同拓展出的心灵性。一是即景式抒情，以游记散文为主，如黄蓓佳的《地图上的行走者》、赵本夫的《西部流浪记》、葛芳的《南极之南，远方之远》等。二是叙写生命感悟，包括日常经验与文字阅读的感悟，如丁帆的《人间风景》《天下美食》、汪政的《悲悯与怜爱》、叶兆言的《无用的美好》、毕飞宇的《小说课》等。三是抒写女性经验，如范小青的《一个人的车站》、朱文颖的《必须原谅南方》以及鲁敏的《就花生米下酒》《而今人们挤挤挨挨站满你的书房》等单篇散文，于琐屑处逸出生存的意义。

在“江苏大散文”中，报告文学的创作情况也值得关注。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报告文学界，江苏作家的创作颇有闻声，其中杨守松及其《昆山之路》等的影响更大。虽然现在的地位不能企及当年，但近年江苏报告文学创作整体态势的稳健活跃却有目共睹，令人欣喜。现实题材的集体主题写作，这两年涌现了《向时代报告——中国小康江苏样本》《向人民报告——江苏优秀共产党员时代风采》《观遍地英雄——江苏抗疫故事》《茉莉花开——脱贫攻坚江苏故事》等佳作。章剑华的“长江大桥建设三部曲”“小康三部曲”、丁捷的《追问》、周桐淦的《智造常州》、傅宁军的《大学生“村官”》《长江星辰》、庞瑞垠的《大道无垠》《一个人与一座城市》、王成章的《国家责任》、张文宝的《万国互联》、姚正安的《不屈的脊梁》、陈恒礼的《苏北花开》、蒋琏的《支教：在小凉山的28年》、王向明的《永不打烊的警务室》等，基本是传统意义上的报告文学写法。

另一种非虚构方式的写作，既有底层乡村的田野调查，如钱兆南的《跪向土地》、杜怀超的《大地无疆》《大地册页》、费振钟的《兴化八镇》、程庆昌的《乡村匠人》、怀念的《年轻手艺人》、韩修存的“大地三部曲”，也有黑陶的《二泉映月：十六位亲见者回忆阿炳》、高保国的《寻找张思德：一位作家的采访手记》等回忆录及口述实录，还有徐风的《布衣壶宗》、杨守松的《昆曲之路》《大美昆曲》、张嵩山的《解密上甘岭》、张晓惠的《北上海，这片飞地上的爱恨情愁》等传记或纪实，乡土、城市、战争、公安、文化等题材多向拓展，现实与历史、国家叙事与小微叙事等多样并存。

当然，我并不想把江苏散文只是搁置在江苏“地方”中讨论，更愿意把“江苏”作为系统的“人本主义地理学”概念，从“人地关系”中讨论作家关于地理存在的美学反应。如此，人的理念、人的体验、人与他的文化、人与地“合一”的有机度，共同构成了“江苏大散文”的重要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