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双语创作对中国文学元素的利用

余小梅：李彦老师您好！看到您发表的作品名录，成果丰硕。我拜读过《红浮萍》的英文原著和中文译写本，中文版本亦保留了原著的诗意境界；在其他小说里您也翻译过不少中国诗歌，如英文小说《雪百合》里，翻译出李叔同的经典诗歌《送别》；书中母亲回忆起青年时代的恋情时吟诵了一批中国诗歌，另外，还引用翻译了《毛泽东诗词选》里的诗词，以及《长征组歌》里面的诗歌。书中还出现了女主人公打工时高唱陕北民歌的情节。能否请您谈谈中国诗歌对您双语创作的影响？

李 彦：我对诗歌的兴趣是成长中自然形成的。上世纪60年代，我还是个小学生时，最早接触到的诗词是刚刚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选》。记得周末的傍晚，母亲带着我在街头散步时，抑扬顿挫地轻声朗诵，“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一年一度秋风劲”，“战地黄花分外香”。那些句子在我幼年的心灵里形成了对“美”的向往。中学时代，朋友赠送给我一本贺敬之的诗集，我爱不释手，至今仍记得《回延安》中的一些句子。至于唐诗宋词这些经典的东西，则是青年时代偶然翻阅时印入脑海中的。

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无疑也融入了我的写作中。用英文写作时，当试图描写某种意境时，我脑中常会涌现出中文的诗词来。于是我便尝试把这些汉语元素融入英文写作之中。

在我的中文小说《海底》中，很多地方我也引用了毛泽东诗词的名句，借以衬托主人公的成长背景和移居他乡后对祖国挥之不去的留恋心境。我在非虚构文学《不远万里》一书以及今年将发表的另一部非虚构文学作品《兰台遗卷》中，都直接引用了古诗词或采用了古诗的意境。

中国诗词的凝练、精辟、优美，非常适于表达某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情绪。这是英文无法替代的。当然，我在英文写作中引用中国诗词，也是希望能通过我的翻译，使英文读者能够领会到中文的深邃美丽。我想，这点我是做到了。例如，多年前欢送校长离任时，中文教研室的老师们齐唱李叔同的《送别》，其他同事们看到我所翻译的英文，眼中都涌出了泪水。

余小梅：您2021年出版的历史文献译作《1937，延安对话》，12个章节里8章的标题汉译都采取四字结构，如“The setting”译为“时代风云”，“Return to Sian - and Peking” 译为“归途散记”，您是否对汉语四字结构情有独钟？“回眸一瞥”、“越水翻山”等标题颇为文雅，是不是您认为有必要让汉译更具有可读性、耐读性？

李 彦：您的理解很正确。充分发挥中国语言文字所携带的独特视觉效应和韵律特点，为原本简练但偏于乏味的拼音文字赋予“审美”，增强可读性，一直是我追求的方向，尤其是当我开始教汉语，想让字母拼写背景的外国大学生能够转变固有的思维模式、学会欣赏中国文化之美的时候，更是想尽办法，做了各种尝试。

余小梅：可以看出在文学作品还是非文学作品的创作、译作乃至海外汉语教学中，您都非常注重传达汉语语言和中国诗歌所承载的古典意蕴。

海外创作汉语作品《兰台遗卷》

余小梅：您即将出版的《兰台遗卷》仅从书名上看就有一种难能可贵的文化精神和中国语言的古典意境。

李 彦：这部作品我搜集资料五年之久，加上思考、执笔，整整六年，堪称厚重。《兰台遗卷》的创作过程，是怀着与当年撰写英文小说《红浮萍》时一样的心态，基本上是按照历史的真实脉络和思考观察落笔的。我用中文写这部书，是为了使国内读者更多地了解到中外文化交流史上被埋没了将近百年的一些珍贵资料，登高望远，拓宽视野，知彼知己，才能百战不殆。

调研的过程，好似挖掘一株盘根错节的大树，又像是侦破刑事案件。虽漫长艰涩，却乐趣丛生。面对案头愈积愈多的素材，我曾数度徘徊，不知该如何着手才能清晰地绘制出这幅错综复杂的历史画卷，而不使读者们感到困惑。

聊以自慰的是，这部长篇的创作过程，为我提供了充足的时间，去认真思考我一直想要理清的一些东西。在观察人与人、人与动物以及动物与动物之间绵延不绝的鏖战时，探索了何谓“历史自信”，何谓“文化自信”，何谓“人类命运共同体”。

有关副文本对作品传播的作用

余小梅：在《1937，延安对话》这本书末附上了您的文章“校园里那株美洲蕾”，约70页。这是一篇回忆性散文，由教学楼花园里的一株美洲蕾写起，追溯了原作者美国学者毕森与中国有关的事件。您认为这种副文本创作对原作的传播起到了什么作用？

李 彦：我是首先撰写了这篇散文，投稿给《当代》杂志后，才引发了编辑兴趣，邀请我翻译那部英文原著的。我这篇散文，介绍了发现这本英文原著的奇妙背景，并在采访了众多知情人之后，提供了美国学者毕森如何从一个普通的传教士转变为共产主义信仰者的心路历程。此外也使中文读者了解到西方社会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由来已久并延续至今的严酷斗争。看到网络上很多陌生读者的评语，我是非常欣慰的。

余小梅：这篇散文为读者了解原作者提供了更多的背景信息，也引发我们进行反向思考，西方读者如果能够撰写有关中国文学的期刊文章，为我们中国文学作品的外传作出了贡献，无疑有助于中国文学向外传播。据了解，另一位华裔作家哈金的作品出版后，一般都是出版商免费送给一些读者阅读，让读者写读后感和书评，在亚马逊网站贴出。这显然也有助于文学作品打开市场和传播。

中国文学在加拿大传播现状

余小梅：近期，我通过邮件访问了一名曾经在我任教的学校担任口语教师的加拿大外教Stephen, 询问他所了解的中国文学情况，他说：“老实说，我的阅读兴趣主要在于非小说类，所以我读过的大部分有关中国的书籍是非虚构类，而且多数是西方作者写的。然而，我知道中国有一个非常悠久丰富的文学传统，我想它尚未被西方认识。我读过为数不多的中国文学书籍，之一是林语堂的《京华烟云》，它关于一段中国历史，所以我非常喜欢。” 我相信这是比较典型的西方读者对中国作品的阅读体验。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您都在加拿大学习和工作，请问您所了解的中国文学在加拿大传播情况是怎样的？

李 彦：事实上，一般加拿大人根本不知道任何中国文学。有些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知识分子，会读过《道德经》《孙子兵法》，甚至有人尝试去读《易经》。滑铁卢大学的书店里，出现过不同版本的上述经典著作的翻译。二十几年前，我在滑大开设了“中国文学概述”这门课程，希望能启发一般大学生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我要求大家读《唐人传奇》《红楼梦》《水浒》等名作的节选，都说读不下去，“您别逼我们了！”鲁迅的《孔乙己》《祝福》，大概比较符合英文读者的阅读习惯，所以较能接受。当代作家的作品，也很难进入人家的视野。莫言得诺奖那年，我问了英文系教授，结果几十人中，都没读过他的作品。当然，有人回答，“听说今年的诺奖颁给了一个中国人。”

余小梅：《道德经》《孙子兵法》应该属于中国文化之类，但不是文学作品；您能否谈谈为什么中国文学作品不被加拿大读者阅读或喜欢吗？

李 彦：原因有很多。对不熟悉的民族文化，一般人都没有兴趣。譬如我，哪怕是诺奖作者的作品，若与中国无关，我也没兴趣阅读。一百年前，中国人疯狂崇拜西方文学，把他们的名著都翻译成了中文。那是当时对强势文化的崇拜。那些西方文学很多都不符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但在崇拜心理的驱使下，人们仍旧硬着头皮全盘接受。而反过来，人家对中国文学，基本上是漠不关心的。2014年秋天，我和加拿大“第35届国际作家节”组委会合作，首次安排了“中国作家交流专场”。中国代表团里不乏“茅盾文学奖”得主、省作协主席这样的人物。但加拿大听众提问时，第一个问题却是，“你们今天还读林语堂吗？”

我觉得，中国当代文学中，涌现出来了不少反映现实的优秀作品，例如一些很不错的中短篇小说，还有 等，应当被积极介绍到海外，成为外界了解中国人的一种渠道。不应当仅仅为了追求畅销带来的数据，向上级汇报成果，而不分青红皂白，迎合他人的审丑心态。这方面我看到了不少现象，常感无奈。

由于根深蒂固的偏见，

真正的好作品，他们也会视而不见的

余小梅：有学者曾指出，影响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原因之一是中国作家陈旧的写作技巧。或许有道理，但绝不是根本原因。您认为有没有途径改变这一中国文学传播困境？

李 彦：我认为，眼下，中国文学传播不必急于求成，盼望外国人接受我们的文学。首先，只有中国强大到足以令人羡慕、敬佩时，人们才会主动想要了解你，包括你希望人们了解的那些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哪怕阅读习惯不同。其次，才是怎样书写，才符合人家的阅读习惯的问题。当然，如何有效地进行翻译更为重要。我们不能指望人家学会了汉语之后再来欣赏你的文学。而做一个合格的文学翻译，是需要提高自身素养，对双方文化都具备最基本的了解，才能胜任的，否则往往弄巧成拙，变成翻译机器。

余小梅：看来，文学的外译外宣绝不可止于语言层面，还需要深入到自己本国的社会文化和目的语境，转换思维避免引起误解和歧义。我也相信只有中国文学自身更好地发展，才能吸引更多的世界读者来了解我们和我们的文学。最后，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分享了关于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现状、体会，并提出了洞见。

（余小梅系安庆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