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回溯近四十年的文学创作与批评，可以发现关于文本的批评愈来愈多，而关于事件（现象和思潮）的批评则愈来愈少。前者的增加，并未有效累积文学批评的能量；后者的减少，反映了当下文学秩序的内部矛盾运动以及文学内外部的冲突碰撞在减缓，这种状况是常态还是非常态？就文学批评而言，如果说有所缺席或失声，则是批评家对文学事件的洞察和分析能力明显弱化。因此，当代文学批评需要介入文学发展进程之中，在更深的层次上思考文学的结构性问题，通过重建“文学性”激活文学批评的“学术性”。

文学批评以什么样的方式出席、在场和发声？在当代文学批评史上，有两个阶段值得我们思考。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学批评曾经具有非同寻常的影响力，我们可以找到文学批评对创作产生积极和消极影响的不同例子。这个时期的文学批评，我称之为“作为制度的文学批评”，批评是文学制度的一部分，是指导、训诫、调节创作的手段，它并不缺乏“学术性”，但它首先在“思想性”层面做出判断，这里的“思想性”常常是对文艺方针政策的阐释。作为制度的文学批评，通常不是表达批评家个人的识见，而是传达“集体”的声音，周扬在新时期曾经反思过这类批评。五六十年代，茅盾、秦兆阳（何直）等人的一些文学批评，与文学制度有关，但更多个人的思考和判断。80年代的文学批评风生水起，堪称当代文学批评史的辉煌时期。当时的文学批评在历史转型的大结构中，既参与了历史的重建，又推动了文学回到自身的进程。这两段历史给我们的启示或许是：文学批评需要关切和回应时代的诸多诉求，但批评家需要通过学术的、个人的方式完成自己的判断。

我们现在经常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来描述世界秩序中的中国境遇，这境遇也是今天的文学批评需要从大处着眼观察和思考的。事实上，我们在观察、阅读和写作中，已经深刻感受到了这一变局在文学创作与批评中的激荡。这意味着，介于文本、文学事件和世界之间的文学批评无论是作为价值判断、审美反映还是知识生产，都需要洞察“变局”对文学的影响。如果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算起，中国新文学已经遭遇到了两个变局。“五四”大变局之后，文学和文化形成了新传统。而相对于新传统的旧传统，则绵延了数千年。在“五四”新文化传统形成的过程中，关于社会主义文化的想象和实践开辟了“新中国文学”（当代文学），当下的文学创作和批评植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践。旧传统、新传统、外来文化重叠于新时代，我们身处其中，如何整合，如何构建世界观和方法论，将在根本上影响我们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在连接文本、事件与世界时，文学批评首先需要认识和评判世界，洞察历史的异动及其对文学的影响。我这里说的我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不是自给自足的，而是在与世界广泛联系中构建起来的。从旧传统到新传统再到新时代，又是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深刻变化的历程，我们在中国看世界，又在世界看中国。

文学创作与批评遭遇到的“变局”是多方面的。我们曾经熟练运用的一些概念、理论和方法也遭遇到了挑战，网络媒介在表面上迅速地“夷平”了我们曾经具有深切感受的种种“区隔”，比如代际区分、城乡差别、阶层/收入的分野。均质单调的表达将所有细微的褶皱一笔勾销：我们用同样贫乏的语言讲述着共同的欲望——那些被网络媒介生产和激发出的“欲望”。本该作为感受“歧异性”的审美“飞地”的文学逐渐丧失了其潜能，贫瘠的文学语言在面对丰盈的现实时左支右绌，无能为力。如果说阿多诺能在一个句子的曲折结构中看出社会矛盾的诸多辩证关系，那么如今我们的文学却仅能提供一片毫无生机的语言的“荒原”，所有的匮乏都铺陈在表面而无需任何具有洞察力的深入。媒介的多样化同样也影响了我们的“批评语言”。依托网络媒介刊发的批评文字在言说方式和话语风格层面显然与面向学院、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批评文字，以及出版者印在腰封或写在封底的宣传文字有所不同。网络媒介在当下批评格局中的传播力度和范围显然是最大的，网络的批评语言在无意识中不可避免地侵入学院批评的语汇之中。与此同时，网络批评某些固有的表达法（特别是博人眼球的“金句”）也不时闪现在学术性的批评文章中。网络媒介的阅读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内在地规定了出现在其上的批评文字的特质：句式简洁、表达流畅通俗、主题直接鲜明等。这些要求往往限制了网络批评在意义层面的丰富性，也必然地规定了其与大众意识形态的距离。当网络批评话语被学院批评无意识征用却忽略其先在的预设时，学院批评本身也就丧失了其本应具有的严肃特质：审慎的判断力、细腻的感受性和丰富的意义层次。批评的维度相应地被缩减为“单向度”的“肯定”——无论是对粗糙的审美判断的屈从，还是对庸俗刻板印象的背书。

如果我们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视为一个文学事件，那么这个事件是促成文学创作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文学批评需要深入观察“变局”对价值体系、思想方法、生存方式及文学生产带来的深刻变化，并引导文学创作应对变化中的中国与世界。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它有独特的追问历史把握现实的方式，但毫无疑问，现实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土壤和各种想象的可能。新文学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叙事，其变化似乎都与历史的变革有密切关联。中国当代文学的制度性特征，也充分体现在当代文学发生、转型和发展过程中，这也是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始终迁流蔓衍的原因之一。文学批评需要充分肯定和鼓励现实主义创作，但如果只是在一般意义上召唤现实主义，未必真正能够切中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并深刻传递出时代精神。何谓现实主义，也始终是一个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后，关于现实主义的论争正说明了这一点。对今天的多数作家而言，即便坚持现实主义，也不会屏蔽其他，这个变化了的世界、日常生活和人性，用单一的创作方法已经很难掌握；或者说，现实主义是好的但不再是唯一的创作方法。左翼理论家和批评家从30年代开始强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50年代甚至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置于最高的地位，但到了50年代末，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认识发生了变化，邵荃麟1959年在《十年来的文学》中便强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最高的但不是唯一的创作方法。“文革”结束以后，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反思和激活，一直持续到现在。从某种意义上说，对现实主义认识的深化通常与当代文学的转折点有关。1985年前后，现代主义逐渐具备了合法性，这是“纯文学”思潮发生的原因之一。

当文学批评在阐释文本与世界的关系、分析文学事件时，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认识“文学性”。我们都熟悉雅各布森说过的那句话：文学科学的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也就是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定义“文学性”的思路有很大差异，从“本质主义”还是“相对主义”出发理解“文学性”存有分歧。文学批评家在研究文本、事件时无不认为自己是从“文学性”出发的。前几年筹备一个文学批评会时，我拟了“文学批评的共识与分歧”这样的主题。我的感受是：“共识”越来越少，“分歧”越来越多，当下文学批评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共识”的缺场。在丧失了对社会共识的直接征引之后，批评仿佛丧失了一个可资参照的稳固的话语框架，因此陷入了不可厘清的混乱的“相对主义”中。当然，较之一个“毫无疑义”的统一声音，“相对主义”毕竟带来了生机。但是丧失规范和共识之后，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评价体系的失效。文化研究全面兴起之后，文学文本本身的经典“光环”也逐渐失落了。我们似乎无法提出一个合理的立论前提来论证究竟是要哈姆莱特还是哈利·波特。在一些批评家看来，审美评断本身只指向阅读者自己，而不再涉及共有的“客观尺度”。

“总体性”的丧失也反映在对文本的分析中。当下批评的另一特点就在于对文本“局部”细节孜孜不倦，甚至不乏过度解读的“推敲”。在许多批评家看来，作家笔下的每一个细节描写都是经过仔细推敲，必然是“饱含深意”的。因此很多时候我们的批评就像在玩一个大型的“猜谜”游戏，批评家做的许多工作都是在“解释”作家在文本中似乎苦心经营的“琐屑”细节。如何在批评文章中“概述”一部小说的情节，其实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当下的文学批评中充斥了太多“没有意味”的情节复述，这些毫无形式感的概述充其量也只是做到了“理顺”作家的思路。但是一个好的批评家在将小说内容复述的同时，其实早已经将自己的洞见和审美判断熔铸到对情节的二次处理之中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今日批评的“总体性”的淡漠和批评家对话能力的减弱，我们似乎很难拥有“整体”地把握一个作品的“建构技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带给我们的最富教益的启发之一，就在于他们对文本结构的深剖和拆解。很多时候历史的无意识、我们“情感结构”的细微表露都蕴含在文本的深层结构之中。只聚焦于细枝末节的象征索解、隐喻阐释往往会将我们对于文本的整体感知稀释，一个文本最具症结的地方将随之脱逸出我们的批评视野。

由此也可以理解当下的批评家特别倾向于以“地域”来给一个作家“定调”的原因了。剥离了共同的文学观和共享的社会思潮之后，我们能猎获的关于作家们的共性似乎也就只剩“地域”等为数不多的“概念”和“标签”了。但是我们可以毫无疑义地将东北部分作家作品中体现的某些共有的“面向”定性为“地域因素”吗？我们不也同样在文学陕军、文学苏军等其他区域的文学作品中寻找到与东北作家作品相似的某些美学特质吗？信息化时代的“夷平”趋势使得我们好像早已经丧失了对于“地域”的感受能力，更遑论文学能够在何种程度上经由“地域”的中介传达出复杂的审美体验了。简言之，“地域”因素是不是能够像“现代文学”和“十七年文学”那样激活我们的审美感受，确实是需要我们仔细分析的问题。或者说，我们能否通过强化“地域”的特征来强化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

当我们意识到当下作家结构作品的能力普遍不足时，文学批评对作品或现象需要做肯定或否定的价值判断，但批评与创作的关系远不是这样简单的肯定或否定。创作中的问题是具体的，抽象的方法面对这些具体问题常常是无效的。在关注当下创作时，如果我们从问题出发，从已经出现的新的可能性出发，就会看到逐渐形成的变革力量。文学批评需要激活这种变革、创新的因素，因为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今天的作家在表达思想和探索形式方面过于犹疑和谨慎了。在《新“小说革命”的必要与可能》一文中，我特别强调了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作家和批评家的重要性。这或许与我不满意作家和批评家的“思想状况”有关，也是检讨自己后得出的结论。如果没有世界观和方法论，小说不可能创造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世界，小说叙述和结构能力的强弱亦与此有关。福克纳说过，成为一个作家需要三个条件：经验、观察和想象，他同时说，如果其中一个是强项，可弥补其他的不足。那么，我们的强项是什么？如果思想贫弱，经验如何升华，观察如何透彻，想象又如何展开？何况在今天的秩序中，小说家的经验不是越来越丰富，而是越来越薄弱和支离破碎。作家的“思想状况”是创作的灵魂，它又在不同的层面上分解到各个人物和细节中。如果在长时间的写作中，我们还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灵魂，那么文本中的一些零星亮点也会逐渐暗淡下去。众多小说中的人物都是和自己的命运搏斗的，小说家同样需要和自己的命运搏斗。不仅是小说，还有诗歌、散文，在写作的终点，作家与文本是融合在一起的，杰出的作家总会消失在他的作品中。当这类作家死亡后，他们的作品还活着，他们也因作品而活着。我们读鲁迅，读托尔斯泰，读陀思妥耶夫斯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

如果我们简单地用重建“学术性”来表达对文学批评的期待，那么“学术性”是和“文学性”的重建相关联的。80年代的先锋文学不仅仅在文体的层面完成了自身，也同时激发了一批充满全新、鲜活的感知力的批评家。正是在这种互相激发的良性互动机制之下，创作和批评才各自繁茂，文学找到了自己的表达，批评也找到了自己的语言和着力点。我注意到从2020年9月持续到2021年的“小说革命”讨论、从2021年1月上海《收获》“无界对话：文学的辽阔天空”到7月《收获》与《小说评论》在西安主办的“‘小说革命’与无界文学”讨论会，以及清华大学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举办的“小说的现状与未来”文学论坛等，都指向一个话题：我们今天如何重建文学性。尽管我们对文学性的理解、文学状况的判断存在差异，但显然都意识到了文学的困境与危机。这种困境与危机并不只是社会现实急剧变化所致，也是我们在面对这种变化时逐渐失去了从容应对的能力，这意味着我们熟悉的“文学性”处于晃动之中。文学无法置身于变动不居的社会现实之外，“新文化运动”与“新文学”的互动，是文学“外部”与“内部”关系缠绕激荡的最成功的历史经验。“外部”的冲击、“内部”的矛盾运动都始终让“文学性”处于“恒定”与“嬗变”之间，文学批评应当毫不犹豫地参与这一重建过程。